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两汉散文

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两汉散文

汉代文学的主要样式是辞赋。在散文上，汉初时，战国百家争鸣余风犹存，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散文。先秦诸子的优良文风，在西汉前期一些作家的文章中尚有明显的反映。他们爱护国家，关心社会，面对现实，敢于发表自己见解和政治主张，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这时期政论文主要代表人物是贾谊与晁错。贾谊的代表作有：《时政事疏》、《论积贮疏》和《过秦论》等;而《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和《论贵粟疏》，则是晁错的代表作。他们文章的共同之处是：用语质朴，内容丰实，指讦时弊，暴露社会黑暗，且往往借古喻今，作品富有感染力。但文章风格，却各有自己的特色。正如鲁迅所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文，“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见《汉文学史纲要》)。

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在政论文上，还有桓宽、扬雄和王充等人的作品值得注意。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盐铁会议”的文献，编纂了著名的《盐铁论》，计六十篇。它将汉赋的问答式加以变化引入散文，颇有创意。文章从现实出发，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在文风上，又保持了西汉前期政论文的浑朴质实的特色。可以说，它是西汉后期政论文的代表。

扬雄原以赋名世，但他的哲学论文《太玄经》和《法言》等，不仅对哲学问题，也对社会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法言》仿作《论语》，在语言上，说理简括，比较含蓄，对唐代古文家产生过影响。但由于它刻意模仿，笔法生硬，却开启了后世复古派的不良之风。

两汉文坛哲理散文的佼佼者，要数王充。他是我国思想史上在东汉涌现的一颗惹人注目的新星，是一位杰出的唯物论思想家。其代表作就是拥有八十五篇文章的《论衡》。这是我国思想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它的进步内容，及有关文学的论说，不仅对我国哲学史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甚为深远。

东汉的散文有趋于骈偶的倾向，但这时的王符和仲长统的政论文，却仍保持西汉贾、晁文章的优良传统。王符的代表作《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后汉书》本传)。仲长统少好学，善文辞，敢直言，不拘小节，时称“狂生”。他著《昌言》，原有三十四篇，十余万言，惜已亡佚。《后汉书》载有其中的《理乱》、《损益》和《德议》三篇，而《理乱》尤其杰出。

两汉散文中，其成就最为突出的要算史传散文。它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这两部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和文学家们奉为千古难觅的典范。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史无前例的、上下数千年的宏伟通史。他创立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是历代正史撰述所遵循的体制;《史记》中的人物传记，又成为我国后世史传文学的开山祖师。它受到后世的称许，既众又高。宋人郑樵云：“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因此，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它对后世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史之外的其他方面。

东汉班固的《汉书》，是在其父班彪所作的西汉《后传》六十五篇的基础上“另成体系，再加组织，典校秘书，缀辑所闻，前后费了二十年工夫，写成断代史《汉书》”的(刘大杰语)。其间，《汉书》中的“八表”及“天文志”，因大将军窦宪获罪下狱而牵连到班固，固于是也下了狱并卒于狱中，使全书未竟。未成部分的“表”与“志”，是由其妹班昭和马续补缀而完成的(见《后汉书·班昭传》)。《汉书》的体制，虽然沿续《史记》，但它却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录了汉朝开国至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29年西汉历史，它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举。所以，长期以来，后世均以“班马”、“史汉”并称。作为史传文学，《汉书》中有不少人物传记写得很成功，如《朱买臣传》、《万年传》、《张禹传》和《苏武传》等等，其中最受称赞的是《苏武传》。

历史散文在东汉，除《汉书》之外，还有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等。属于“杂史”一类的其他散文，也值得注意。

两汉散文，除上述政论散文、经济散文和哲理散文，以及史传散文之外，还有另一类作品，也很可宝贵。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西汉中叶刘向的《说苑》、《新序》和《列女传》等。它们都是“采集传说行事”所撰成的，其中有一些故事性特强的作品，正是后来魏晋小说的先声。刘向校书二十年，博览群籍所撰成的《别录》，后来由其子刘歆完成的称《七略》。它不仅是我国目录学、校勘学的首部巨著，更重要的它又是一部极可贵的古代文化史。在史学上，它几乎同《史记》那样，具有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