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诸子散文·韩非与《韩非子》·和氏

先秦(含秦)散文·诸子散文·韩非与《韩非子》·和氏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 “石也。” 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 “石也。” 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 “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 和曰： “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 “和氏之璧。”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和璧” 之急也; 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 然则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 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 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 “大臣太重，封君太众; 若此则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 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 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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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氏》一文选自《韩非子集解》之第十三。它是韩非针对若干诸侯国君对法治缺乏认识，法术之士处境困难，为了宣传法治重要意义而写了此文。

选入时，曾参照今本《韩非子集释》及他本，个别字有所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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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三段文字，正是三个层次，即：

第一段：法术之士处境艰难;

第二段：论“宝”难，论“法”更难;

第三段：以秦楚变法史实，说明“施法”的危殆与必要。

以下分段详讲——

一、法术之士处境艰难

作者在此用了“和氏献璞刖足”的故事，说明法术之士的处境艰难。这一段，有三层意思——

第一、献璞先刖左足：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 “石也。” 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

楚人，即楚国人。和氏，也叫卞和。璞，没有经过琢磨的玉矿石。楚山，楚国原称“荆”，故楚山也叫“荆山”。这是说，楚国人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块玉矿石，他就捧着此石献给楚国厉王。厉王又怎样呢?

厉王叫一个玉匠(即玉人)来鉴别它的真假。相，仔细地看，叫“相”，此作鉴赏解。看了后，玉匠说：“是块石头。”于是，厉王认为和氏是搞欺骗，即令砍去和氏的左脚。诳，蒙骗也。刖(yuè月)，古代的一种酷刑，将脚砍掉。这是和氏献璞玉之首次受害。接着看下一层——

第二，献璞又刖右足

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 “石也。” 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

这是说，和氏又捧着玉矿石献给新即位的武王。武王也令一个玉匠来鉴定宝石之真伪。还是说：“是块石头!”于是，武王也认为和氏是在欺蒙撞骗，就令左右砍去他的右脚。

这是第二次向楚王献玉，结果还是以“诳”为由，再砍去一只脚，至此，卞和是否灰心而改变自己的主意了?没有。

第三、抱璞哭于楚山，始得善果

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

武王去世后，文王登上王位。和氏第三次捧着璞玉，不献楚王，而痛哭于荆山之下，整整三天三夜，眼泪淌尽了，鲜血接替泪水流淌着。这里补释两个字词：

泣，原指低声之哭，此指眼泪，动作名用，一说，此“泣”，是说哀伤之极，曰“泣血”。《礼记·檀弓下》郑玄注：“言泣无声而血出。”

薨，古人将“死”分成了等级：“天子死曰崩，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禄，庻人曰死。”(见《礼记·曲记》)《唐书·百官志》载：“凡丧，二品以上称薨，五品以上称卒，自六品达至庻人，称死。”对于人之死的称呼，自唐代以降，也有一些变化。

这次卞和抱璞大哭于楚山，其结果如何呢! 见下文——

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 “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 “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宝焉。遂命曰： “和氏之璧。”

这里的曰，可以是指文王的吩咐，也可以是派去人的传话。子，你。奚，疑问代词，问原因“为什么”。夫，此指那，“那个”的意思，不是无义的发语词。题，称。贞士，忠诚之人。这节文字是说：

文王听了这个消息，派人去询问他痛哭的原因：“天下给砍掉脚的人多得是，你为什么哭得如此伤心呢?”和氏答：“我不是为砍掉两脚而悲伤，可悲的是，那宝玉却被称为顽石，忠诚的人，却被诬称为骗子。”于是，文王就叫玉匠把他的那块玉矿石磨琢出来，结果，从中取得了一块宝玉，即命名为“和氏璧”。理，治也。此指剖开琢磨。命，命名，起个名字。焉，这里起着兼词作用，既是语气词，也有指代作用。故说“从中”，且将位置提前。后世常称的“和氏璧”出典于此。

韩非用这个富有哲理并含有讽谕意味的故事作依据，展开了自己的议论。这在文章做法上，是一个很好的铺垫。

二、论“宝”难，论“法”更难

这一段，也有三层意思——

第一、论宝“若此其难”

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和虽献璞而未美，未为主之害也，然犹两足斩而宝乃论，论宝若此其难也。

夫，发语词，也起连接作用。急，迫切追求。未美，尚未琢雕。是把“未”这个否定副词作“不曾”解;把形容词“美”，作动词用。乃论，才评定，含有赏识之意。其，此意同“之”，结构助词。

这几句是说，珠玉啊，是君主所迫切追求的东西，卞和献的璞玉，虽未曾雕琢，不会成为君主之危害。然而，还是在砍掉两只足之后，美玉才得到赏识。鉴定一块宝玉竟如此之困难啊!

这说的是“论宝之难”，下边就把议论引上“论法术”上去，指出论法比论宝更难，并阐述难在哪里?为什么这么难?这是下一层意思——

第二、论法比论宝更难

今人主之于法术也，未必 “和璧” 之急也; 而禁群臣士民之私邪; 然则有道者之不僇也，特帝王之璞未献耳。

士民，此指一般百姓。私邪，即邪恶私利，犹今之营私舞弊。有道者，此指法术之士。僇(lù陆)，同“戮”，杀也。不僇，不被杀害。特，发语词，含有“只是”之意，帝王之璞，璞，喻指法术，意思是成就帝王之业的法术。

这五句是说，今人主对于法术的追求，未必能象追求美玉那样急切。而且法术是要禁止包括群臣在内的一切臣民营私舞弊的。至于法术之士之所以未被杀戮，因为他们还没有进献成就帝业的法术罢了。这段文字的言外之意是，在一个“爱璧”不“爱法”的君主面前，卞和献宝尚且被砍去两脚，法术之士更无不被杀戮之理。语中带有讽喻意味。

这是说论法比论宝更难的第一个表现及原因。下边是另一表现及原因——

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 官行法，则浮萌趋于耕农，而游士危于战陈; 则法术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

近习，君主左右之近臣，亲近的人。卖重，卖权，滥用权力。浮萌，即游民。“萌”与“氓”通，即“民”。萌，读méng，古时同音假借。《韩非子》一书中，多以“萌”代“氓”。游士，游侠一类的人;一说，即是“游说之士”(清王先慎注)。危于战陈，即说冒战陈之危险。陈，读zhèn，通借“阵”。

这里前三句是说，君主采用了法术，那么大臣们就不能专断妄行，君主左右的人，也不能滥用权力。

后五句是：官府实行法治，那么，游民就得去从事农耕，游士们也得从军冒战阵之危险。于是，“法术”，就成为群臣士民的“祸害”了。简言之：“用术”，将遭人反对。这就是论法比论宝难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法术之士没有地位

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倍，通“背”，违背。越，越过，不顾。民萌，即民氓，老百姓。诽，非议。周乎道言，对于“周”的含议，有歧说：①清人王先慎注此书时，曾云：“周当为‘用’之误;道言，谓法术之言也。”②陶宪曾注曰：“案周，合也。周乎道言，谓合乎道言也。”其实，周含有“合”义，在《离骚》和《淮南子·齐俗训》中均有此例，当不赘述;且《韩非子·人主篇》云：“故人立者，非能退大臣之议，而背左右之讼，独含乎道言也。”更证其第二说之是，说“周为用之误”，殊谬矣。道言，即法术之言。这是说，君主是不敢违反大臣们的舆论，置士民的非议而不顾的。如果独自决定按法家的主张去办，那么，法术之士虽然身遭杀害，其法术也不会被赏识的。

这是此段文字中最后一层意思，即：不解决君主重珠玉轻法术的认识问题，不能排除众议，法术之士是没有地位的。从人主爱珠玉与爱法术的不同态度的比较中，说明法术之士是旧贵族的排斥打击的对象，故而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推行“法治”，遇到阻力和打击，是不言而喻的。

三、以秦楚变法史实，说明“施法”的危殆与必要

作者在这一段中，列举了历史上两个著名事例，进一步阐明实行法治主张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施法”危殆：吴起被肢解，商鞅遭车裂

①吴起于楚变法被肢解

昔者吴起教楚悼王以楚国之俗，曰： “大臣太重，封君太众; 若此则上偪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裁减百吏之禄秩，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 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吴起枝解于楚。

吴起，卫国人，曾从曾子学，事鲁君;后为魏文侯用起为将，最后相楚。他是战国时著名将领，军事家，也是早期法家代表人物。他于楚悼王十六年时入楚，即任楚国令尹(yǐn引)，即国相。教，传授。此是指出的意思。这句是说，从前吴起向楚悼王指出楚国之旧习俗。封君，受封邑者之称号，如平原君、信陵君之类。偪，同“逼”，即逼迫之意。接下的四句是说，大臣权势太大，受封贵族太多，如此就会产生上逼迫人主，下则虐待平民。这是一条招致国弱民贫的不良途径。也就是说，这是使楚国贫弱的重要原因。

吴起指出积弱的原由之后，即向悼王提出了建议，什么建议呢?就是下边的四句话，也是几项变革措施——一是收回已传三代的旧贵族子孙的世袭爵位;二是裁减官吏的禄秩;三是减少不必要的闲散官员;四是将减少下来的收入，用来供奉经过选拔和训练的士兵。以下补释几个字词——

爵、禄、秩：爵，爵位。君主国家所封的等级：公、侯、伯、子、男。禄，俸禄，也即薪给。秩，官职的品级，如一品、二品……七品等。

裁、损：裁，原误作“截”或“绝”。减，误作“滅”。损，减少。

枝官，即冗官，闲散多余的官员。清王先慎注此句云：“枝官，谓非要急者若树之枝也。然养树者必披落其枝，为政者，亦损其闲冗”(见《韩非子集解·和氏》)。

期年与枝解：期年，即朞(jī基)，一周年。枝解，即肢解，古代分解肢体的酷刑。

吴起变法，原是强国富民的良法。但楚国推行吴起新法之后不久(约五、六年，吴起入楚在悼王十六年以后，而悼王在位二十一年而亡)，因悼王去世，宗室大臣起而作乱，射杀吴起。据《史记》载，悼王太子臧(即史称肃王)即位后，“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孙子吴起列传》)。

这是吴起入楚变法的故事，下边再举商鞅在秦变法的故事。

②商鞅变法遭车裂：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八年而薨，商君车裂于秦。

先看前五句：商君，姓公孙，名鞅，与吴起同为卫国人，系法家始祖李悝学生，年辈略后于吴起。初仕魏，继入秦，相孝公，倡导变法图强，行之十年，乡邑大治，秦封之于商，号为“商君”。连什伍，把百姓组织起来，五家成一伍，二伍成一什，互相监督，即与后世“保甲法”相似。设告坐之过，即一家犯法，九家都要告发。告，告发，揭发。坐，坐罪，指定罪。连坐，即同罪。燔(fán凡)，烧也。明，晓示。这句是说，烧掉诗书，颁布法令，晓示大家遵从。接下二句说，并且杜绝贵族私人的请托(犹今走后门)，奖赏为公家尽力的人，抑制不务本业而投机钻营的人，还要提高努力耕战者的地位。私门，即指贵族私人。遂，进爵加禄，即奖赏之意。游宦之民，不守本业，钻营谋官之人。显，即显扬，有予以奖赏之意。

再看后五句：孝公，在位二十四年，六年时任用商鞅，变法十八年后，孝公去世，后文八年而薨，恐有差误。清王先慎云：“《国策》(言)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史记·商君传》相秦十年……案此作八年，与《史记》、《国策》皆不合，疑八字上夺十字。”(《见韩非子集解》)车裂，古代一种酷刑。即将人头和四脚分别拴在五辆车上，以五马驾车，同时分驰，撕裂肢体。俗称“五马分尸”，亦名“轘刑”。

这是说，秦孝公实行了商鞅变法之后，人主得到了安宁和备受尊荣，国家也因此而繁盛富强，变法八年(疑为“十八”之误)后孝公去世，而商鞅也在秦惠公时，旧贵族诬告他谋反，煽动惠公下令逮捕。商鞅举兵反抗失败，被车裂而死，全家遭到杀害。

韩非在此列举吴起、商鞅两位有杰出成就的“法术之士”的代表人物，最后逃脱不了受戮的结局，意在借此进一步说明法术之士所处的境地何其危险，所遇阻力何其大也。接着提出问题，分析原因。

第二、法术之治至关重要——不行法治，天下大乱

①变法有效，而结局悲惨，何故?

楚国与秦国在战国中叶都进行了变法实践，并收到良效，但最后均以悲惨结局告终，其原因究竟何在?作者在下文作了探讨——

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二子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

作者在这里先提出了问题，说：楚国自吴起死后，地削政乱，渐趋衰落;而秦国实行商鞅新法达十八年之久，因而繁荣富强。这说明吴、商两位“法术之士”的主张已经证实是正确的、恰当的。但是，令人纳闷的是，变法如此良好，为什么又要肢解吴起、车裂商鞅呢?韩非在此用了一个反诘语句提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变法既有大益，而又不能长久实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下文作了剖析——

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

苦法，以实行法治为苦，即指法治对象的心态。细民，平民，犹今言“平头百姓”。“恶治”，恶，读wù。恶治，即厌恶法令的约束。贪重，贪权。旧注：“大臣亏公法而行私惠，所以成其重也。”安乱，指细民不喜变法，因不变法则不治，不治则乱也，是谓细民安乱。(用陈奇猷说)不是“安于混乱局面”，更不是“以乱为安”。听，从也，听信。蒙，蒙受，冒犯。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那时大臣们以实行法治为苦，而细民厌恶法令的约束。当今社会，大臣们贪权夺利，平民不喜变法，比起秦国、楚国的旧法更为厉害，而君主又没有像悼王、孝公那样能够听从法治的主张;再说，当今的法术之士也没有当年吴、商那样冒生命的危险而公开提出自己的法治主张。

这里点出三类人：一是“苦法”与“恶法”的官吏与细民;二是二国中无“悼王、孝公之听”的圣君;三是缺乏“蒙危明法”的杰出之士。这就是说，既有法治对象的反抗，又无善听明君的支持，而法术之士也不敢冒死倡导了。际此之境，惨败悲局的出现是不言而喻的，也属历史的必然。

②不用法治则天下大乱

当然，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法治精神当会大发扬，应当大发扬! 可能韩非也有鉴于此，于是在文章之末，用一句话结束了全篇——

此世所以乱，无霸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