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含秦)散文·诸子散文·墨翟与《墨子》
墨子(前468一前376) 名翟(dí敌),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人,相传他在入鲁之前做过宋国大夫,还到过楚、卫、齐等国,后来长期住在鲁国。据说墨子学过儒术,因不满其“繁礼”而另立新说,并聚徒讲学(传有数百门徒),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反对派,是当时学术界的两大“显”学之一。
《墨子》,是墨家的主要经典之作。它是由墨子门徒及其后学编纂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载,《墨子》原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和《非乐》、《非命》等若干篇比较系统地反映了墨家学派的思想。在此书后半部分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和《大取》、《小取》等六篇,代表后期墨学的思想。它们同其他各篇一样,都非写成于同一年代,更非出于一人之手,而所研究的问题,均着重于逻辑学和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此六篇,体例上全部创新,但思想特点仍然继承前期墨学的精神,把原来重经验,贵实践,联系生产劳动的基本要求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
墨子学说的创始者墨翟,出身于“鄙人”,从事生产劳动,曾是一个出色的木匠,善于制造机械的“工程师”。他的弟子“充满天下”,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为了拯救民生,可以“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因此墨家学派自成立那天起,就和其他学派处于不同地位,具有不同阶级特色。墨子的论著中,藏匿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反映出当时的生产科学领域的水平,也表现了小生产者的立场与意识。在整个思想体系中,具有许多进步和时代“亮点”。
首先,它是小生产者阶层的代言人,天然带有反剥削的要求。墨子一切言行,不可能违反劳动人民的利益,从直觉上感到人与动物有别,不能赖天赐以自足,因此主张:“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在《天志下篇》又说:“不与其劳”者,就不能“获其实。”这种朴素的唯物观点,已经触及真理层面,是非生产阶级难于产生的。
其次,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主张,都富有时代生命力和活跃气息。他从广大生产劳动者利益出发,认为“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提倡“兼爱”,要一种平等的“爱”,反对儒家“爱有差等”的狭隘观念。以“兼相贵”达到“兼相利”的目的;他用“非攻”思想,反对掠夺战争,兼爱与非攻,正是墨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在政治上,他力主“尚贤”与“尚同”,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企图以此打破现存秩序的常规。他还试图说服“王公大人”们改善劳动者和下层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生活,必使“饥而得食,寒而得衣,劳而得息,乱而得治。”(《墨子·尚贤》)
再次,在天道观上,否定儒家的“天命论”,宣扬自己的“天志说”,提倡崇尚自然的天、义理的天,把自然法则理念化。他所标榜的“天志”,实际上是他的意志,甚至把“鬼神之志”,也拉来作助手,接受“天志”的支配,将天、鬼、人三者间,用一个“义”来串通,成为理念的变异形态,这足以醒豁世目。
此外,关于知识和逻辑等问题的探究,也成为墨学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提出了一个唯物认识论的重要命题。
墨子思想体系尽管有诸多进步性和人民性,但不能否认,它同其他若干古代思想学说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本阶级的局限和时代的烙印。比如在认识论上,还不能跳出感性直观的迷惘;对“鬼神之志”,作了过分的渲染等等。
《墨子》一书,文章结构严谨,语言质朴,逻辑性强,又能引入比喻、对比、排比等修辞手段,增强言理的说服力,且接近口语,在先秦散文中独具一格,论辩散文由墨子开始。但由于墨家在当世与儒家对立,被斥为异端;在后世,由于此学不合统治者口味,多加摒弃,墨家自无立足之地。故历来治墨学者甚少,书中脱误也多,直到清代,始有较多人去从事校释研究工作,如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闿运的《墨子注》和刘师培《墨子拾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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