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两汉散文·王充与《论衡》

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两汉散文·王充与《论衡》

王充(27-97?) 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细族孤门”，少游洛阳太学，曾师事东汉大史学家班彪。由于出身卑微，又好“谏诤”，不合时宜，一生只做过几次州郡掾、功曹、治中等官吏，后罢官居家，教授生徒和从事著书。流传下来的著作，只有经三十年撰成的《论衡》一书，共三十卷、八十五篇(内缺《招致》)、实存八十四篇，计二十余万字。其他所著《讥俗节义》十二篇和《养性书》、《政务》等，均已不存。

东汉是由妖化了的今文经学占主导地位、谶纬迷信盛行的社会，也是“一个学术思想界乌烟瘴气的黑暗时代”(刘大杰语)。章帝时，曾在洛阳白虎观举行了一个经学讨论会，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等神化了的封建伦理观念。会后，由班固编写了一部《白虎通德论》，作为官方观点，通令天下信奉。王充《论衡》的若干文章均是为揭露、批判这些邪说的虚妄性和欺骗性而撰作的。范文澜曾赞扬说：“王充跳出古文经学派的圈子，单身和朝廷支持的虚妄思想作坚决斗争;这种豪杰气概，不仅在东汉是唯一的，就是在整个封建时代也是稀有的。”(见《中国通史简编(二)》)王充的勇气来自哪里?来自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因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唯物论和人民智慧之上的，所以，它具有巨大威力。了解他的一生，就知道他确是一个清贫自守，富有反抗性、独创性的大学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

在自然观上，他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天是没有意志和欲望的;自然界的“灾异”现象，是“气”的变化结果，与人事无关。这就否定了“天”主宰一切的“天命”妄说。他还认为生命与精神也以“精气”作为物质基础，“死而精气灭”(《论死》)，根本不存在脱离了形体之所谓“灵魂”和鬼神。这从根本上批判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等谬论邪说。

在认识论上，他承认感官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否定“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也不同意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岁”的唯心观点;但他看重理性思维的作用，重视“考论实虚”并“引物事以验其言行”。

至于他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发展的，汉代胜于古代，反对今不如古的“尊古卑今”言行。这正巧有力地批判了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旧观念。但当王充运用自然规律去解释社会治乱贫富现象时，往往会出现一般封建文人那样的通病——抹煞人类社会(阶级出现之后)的阶级差别和社会制度的阶级性。

在文艺观点上，王充时代，文学观念还不是十分明确。但是，王充却提出了不少与文学有关的论点，主要有：作文立论，重实用功能。“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他又注重真实，强调“处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他反对模拟，主张独创。对当时的模拟因袭学风和文风很是不满。在文辞上，他倡导通俗，反对虚美。王充用当时近口语撰写自己的《论衡》，正是这个观点的体现。他还曾经对当时的主导文体——赋，表示不满，指出大堆缺点，什么不切实用、内容贫乏、模拟因袭和辞藻虚美等等。王充上述这些观点，不仅在东汉时是进步的，而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也有不小的影响。

今注释本有：近人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论衡集解》等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