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散文·唐代散文·刘知几与《史通》·言语

唐宋散文·唐代散文·刘知几与《史通》·言语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尚书》 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 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寻夫战国已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 《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 《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 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盖江芈骂商臣曰： “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 “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 “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 “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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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史通·内篇》。

《史通》原是一部系统阐述史学理论的名著，也是古代学术文献中的杰出之作。它在文学理论上，也同刘勰的《文心雕龙》一样作出了很大贡献。古代文与史往往相通，因此，《史通》全书如《浮词》、《叙事》、《模拟》和《言语》等篇，都涉及文学。本书选读的这篇《言语》，从语言产生演变与运用上，追溯亘古，扫视百代，寻源追根，见地高远，薄古崇今，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在后世也有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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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可分四段——

第一段(1-2节)：追溯历史，剖析言语作用与因时而变：

第一层：先秦十分重视史书言语的巨大历史作用;

第二层：汉魏后偏重文字，轻视言语。

第二段(3节)：言语作用的变化，不在修饰，而在本身素质。

第三段(4-9节)：比较先秦史籍语言与后世著作的巨大差异：

第一层(4节)：现今史籍语言与当世口语有别，也同史实有异;

第二层(5-6节)：照搬汉人文献作法，撰述少数族国史;

第三层(7-9节)：苛责“抗词正笔”之书，师事“枉饰虚言”之笔。

第四段(10-11节)：“古往今来，质文屡变”：

第一层(10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第二层(11节)：“事皆不谬，言必近真。”

第一段：追溯历史，剖析言语作用与因时而变

第一层：先秦十分重视史书言语的巨大作用

盖枢机之发，荣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则知饰词专对，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略，言语难晓，训释方通。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考文则词艰而义释，若 《尚书》 载伊尹之训，皋陶之谟，《洛诰》、《康诰》、《牧誓》、《泰誓》是也。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词命，语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 载吕相绝秦，子产献捷，臧孙谏君纳鼎，魏绛对戮杨干是也。战国虎争，驰说云涌，人持弄丸之辩，家挟飞钳之术，剧谈者以谲诳为宗，利口者以寓言为主，若《史记》 载苏秦合从，张仪连横，范雎反间以相秦，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

一、诠词释句：

枢机二句——枢(shū书)，门窗的转轴，机，弩牙。《易·系辞上》：“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枢机，此借指言语。

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饰词专对——饰词，修饰文词。专对，专，擅也。据阎若璩《四书释地又续》云：“专，擅也。即《公羊传》聘礼，大夫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安社稷国家者，则专对之，可也。”对，此指外交场合上的应对。

朴略与训释——前者指生活淳朴简单。后者是指解说、诠释。

义释——经诠释后才意思明白。

伊尹之训与皋陶之谟——前者指伪《古文尚书·尹训》篇，今佚，仅存篇名。后者指《尚书·皋陶谟》。谟，是臣对君的陈述。

《洛诰》等四篇——均为《尚书》中的篇目。诰，君对臣下的讲话。

誓与监——誓，指君主对众人的誓言。监，犹视。“周监二代”二句，语出《论语·八佾》，其中有云：“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说周代的礼仪制度都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而制订的，丰富多彩，我主张用周朝的。

行人与词命——行人，官名。《周礼》秋官有“行人”之职，专管朝觐聘问，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均有设置。词命，指古代使节往来，相互应对的言词。

言流靡而不淫——语言流利漂亮而不过多。淫，多。

吕相绝秦——语出《左传·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宣告伐秦的因由。杜预注：“吕相，魏锜子，盖口宣己命。”

子产献捷——用郑子产之典，《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人伐陈，“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及“何故戎服”?子产作答，说服晋人接受他的献捷。

臧孙谏君纳鼎——臧孙，即臧哀伯，于桓公二年夏四月，见国君取郜大鼎于宋，并纳于大庙，不合礼法，臧进行了劝谏。事见《左传》。

魏绛对戮杨干——据《左传·襄公三年》载：晋侯弟杨干的车子扰乱行列，魏绛即杀其仆从。晋侯怒欲杀魏绛。绛上书晋侯，说明自己治军执法的责任，晋侯读后不但自己认错，还奖掖了魏绛。

弄丸、飞钳——均为《鬼谷子》之篇名，多谈辩难方术之事。刘勰曾云：“转丸骋共巧辞，飞钳伏其精术。”(见《文心雕龙·论说。》)

谲诳与寓言——前者，诡诈欺骗。后者，是指游说之士利用民间寓言或自编故事，借以说明道理。

苏秦合从与张仪连横——前者指苏秦曾游说燕、越、韩、魏、齐、楚六国合纵抗秦。后者是说张仪游说魏、楚等国与秦国连横，拆散六国之合纵。

范雎反间以相秦——范雎游说秦昭王夺穰侯之权力，被拜为秦相。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鲁连解纷而全赵——赵孝成王时，秦兵围赵邯郸，魏安釐王使辛垣衍劝赵尊秦为帝。鲁仲连驳斥了辛垣衍，打消了赵国统治者投降的主张，秦兵获知即后退了五十里。事见《战国策·赵策》

二、略述大意：

君子的言语，是他的“枢机”，决定着人的尊荣或受辱。言语没有文采，传播就不能久远。特别在外交上更是如此。因此，重视词语的修饰和“专对”的技艺是十分必要的。自古以来，人们一直很重视这一事。上古时代，人们生活淳朴粗陋，言语简约，不易明白，要依靠诠释，解说之后才能畅晓。寻绎事理，则往往事简而意深;考察文意，因词义难懂须经诠释才明白。比如《尚书》所载的“伊尹之训”、“皋陶之谟”以及《洛诰》、《康诰》、《牧誓》和《泰誓》，就是如此。用《论语·八佾(yì意)》里的话说，周代的礼仪制度，都是以夏、商两代为依据制订的，丰富多彩。孔子说自己主张用周礼。在大夫(古代朝廷中高级官阶的称号)、行人(专管朝觐聘问之官)中，特别是外交使节往来之中，更应重视文辞的修养，做到话语委婉而剀切，言辞流畅靓丽而不过头。比如《春秋》就记载了几个对语言作用发挥到极致的事例：晋侯命吕相(魏锜子)宣告伐秦的原由;郑国伐陈，命子产献捷于晋;臧孙(哀伯)对鲁公处置大鼎不合礼法进行了谏劝和魏绛严于治军而斩了晋侯弟杨干驾车的仆从，晋侯改变了欲治绛罪的想法，并重用了他，等等。战国是个虎争狼夺时代，游说者竟如云风涌，到处是一些辩难方术之士。这些人中，有的夸夸其谈竟以诳骗为宗旨;又有利齿者自编寓言和故事，借事说理。如《史记》就记载着苏秦大倡“合纵”说，张仪则又拼命说连横;还有范雎用了反间计谋得了秦相;鲁仲连也是用言语力量打消了赵王投降的主张，使秦兵自动退走，保全了赵国。这些，都是重视语言作用的良好例证。

第二层：魏晋以后，偏重文字，轻视言语

逮汉、魏以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时无专对。运筹画策，自具于章表; 献可替否，总归于笔札。宰我、子贡之道不行，苏秦、张仪之业遂废矣。假有忠言切谏，《答戏》、《解嘲》，其可称者，若朱云折槛以抗愤，张纲埋轮而献直。秦宓之酬吴客，王融之答虏使，此之小辩，曾何足云。是以历选载言，布诸方册，自汉以下，无足观焉。

一、诠词释句：

献可替否与宰我、子贡——前者是说，建议可行的计谋，废除不好的谋略。可，好的可行之议;否，非善之主意。宰我与子贡，均为孔子的贤弟子，两人皆以语言见称。

《答戏》与《解嘲》——二者均为西汉扬雄所撰的赋论文章。

朱云折槛以抗愤——汉成帝时，朱云请诛安昌侯张禹，帝大怒。御史将云押下，云攀殿槛，槛折。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为之争，得帝谅解。修槛时，帝命保持原样，作为表彰朱云之敢于直言。

张纲埋轮而献直——东汉汉安元年(142)，选遣八使徇行风俗。余人受命之部，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曰：“豹狼当路，安问狐狸!”遂奏大将军梁冀、河南尹不疑(冀弟)。书御，京师震悚。

秦宓之酬吴客——后主建兴二年(224)，丞相命蜀书中郎将秦宓接待吴使张温。及至，张温即问：“君学乎?”宓答：“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温复问：“天有头乎?”答：“有之。”问：“在何方也?”答：“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如此温问宓答，应声而出，双方答对如流。这使张温大大敬服。(见《三国志·蜀书本传》)。

王融之答虏使——据《南齐书·王融传》载：王融曾兼主客，接待虏使房景高、宋弁。弁见融年少即问：“主客年几?”答曰：“五十之年，久逾其半。”后日，帝以虏献马不称，即让王融去问使者：秦西冀北，骏骥众多，为何所献良马，比驽骀(能力低下之马)还不如?宋弁答曰：“当是不习土地”(犹言不服水土)。融曰：“周穆马迹，遍于天下;若骐骥之性，因地而迁，则造父之策，有时而踬。”弁不能答，甘拜下风，融言暗示虏使所献，有意以劣充优。

布诸方册——分布在各代的史籍之中。

二、略述大意：

及至汉魏以后，一直到周、隋时代，此皆崇尚时文，很少“专对”;运筹，或者废除不良措施，均用笔札。宰我、子贡尚言论之道都不实行了;苏秦、张仪那套游说立业之术，也跟着废弛了。如论忠言切谏之事，在西汉扬雄的《答戏》、《解嘲》的著作中，还有一些可称道的。再如“朱云之抗愤”、“张纲之埋轮”、“秦宓酬吴客”和“王融答虏使”等，可证其言语之巨大作用。但这些只是“小辩”，不足挂齿。历代选载有关言语的故实，虽然遍布各代史册，但自两汉以下，已无可观之例。

第二段：言语作用的变化，不在修饰，而在本身素质

寻夫战国以前，其言皆可讽咏，非但笔削所致，良由体质素美。何以核诸?至如“鹑贲”、“鸲鹆”，童竖之谣也; “山木”、“辅车”，时俗之谚也; “皤腹弃甲”，城者之讴也; “原田是谋”，舆人之诵也。斯皆刍词鄙句，犹能温润若此，况乎束带立朝之士，加以多闻博古之识者哉! 则知时人出言，史官入记，虽有讨论润色，终不失其梗概者也。

一、诠词释句：

笔削与鹑贲、鸲鹆——笔，记载;削，删掉。鹑贲(chún bì淳闭)，鹑，原为鸟名，是“鹌鹑”的简称。此指星宿名。《左传·僖公五年》：“鹑之贲贲。”杜预注：“鹑，鹑火星也。”其时有童谣曰：……“鹑之贲贲，天巢焞焞。火中成军，虢公其奔。鸜鹆(qú yù渠欲)，亦作“鸲鹆”，即八哥。此指古谣中的话。《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文武之世，童谣有之曰：‘鸜之鹆之，公出辱之。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

山木与辅车——山木，语出《左传·隐公十一年》：“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宾有礼，主则择之。’”辅车，亦谚语中之词。《左传·宣公二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皤腹弃甲——语出《左传·宣公二年》，有云：“宋城，华元为植，巡边。城者讴曰：‘晘(hàn旱)其目，皤(pó婆)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

原田是谋——语出古歌词。《左传二十八年》：“……晋侯患之，听舆人之诵曰：‘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舆人，众人也。

讨论润色——《论语·宪问》有云：“为命，禅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

二、略述大意：

追忆战国以前，其言文都可用来讽咏，这并非撰写与修饰的缘故，实在是由于它本身体质之素美。何以核证?如《左传》中纪录的若干古谣谚的话语就可说明。那些“鹑贲”、“鸜鹆”的古谣，均为孩童的歌谣;那些“山木”、“辅车”之类的辞语，也是那时的俗谚。至于“皤腹弃甲”与“原田是谋”等成语，前者是城邑之人的俚歌;后者乃众人所诵读之词。这些都是草野之辞、俚俗之语，尚且能够如此温润引人，何况那些具有多闻博古之识的束带立朝之士呢?那么，我们可以知道，那时人们发表言论，史官纪录史实，虽然经过修改润色，但最终还是能够保持大体原貌，而不至离事实太远的。

第三段：比较先秦史籍言语与后世著作的巨大差异

第一层：现今史籍言语与当世口语有别，也同史实有异：

夫《三传》 之说，既不习于《尚书》; 两汉之词，又多违于《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则偏模《左传》; 爱子长者，则全学史公。用使周、秦言辞见于魏、晋之代，楚汉应对行乎宋、齐之日。而伪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纯，真伪由其相乱。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

一、诠词释句：

《三传》之说——指《春秋》一书有着若干传注之家，其中著名的有三家，亦即“三传”：《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战策与氓俗——前者指《战国策》;后者即民俗。氓，民也。

示其稽古——显示他的考古稽史学问的渊博。

丘明与史公——前者指《左传》作者左丘明;后者指《史记》作者司马迁。

伪修混沌——语出《庄子·天地》篇，中有云：孔子谓抱瓮灌园不肯用机械的汉阴丈人为“被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郭象注：“以其背今向古，羞为世事，故知其非真浑沌也。”

少期讥孙盛等二句——裴少期(名松之，本字世期，唐人避讳改“少期”)注《三国志·魏书·魏武纪》有云：“孙盛《魏氏春秋》云，答诸将曰：‘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臣松之以为……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左传》曾载夫差语曰：“勾践将生忧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

乖越——隔绝。

二、略述大意：

《春秋》之“三传”，既不传习《尚书》，两汉之词，又多与《战国策》相违。这足以检验民俗之演进与变化，也可了解时代之不同。而后世的作者，几乎都没有这种远见卓识。记述当代口语，很少能够如实书载，而是反复追学古人，以显示自己考古稽史之渊博学问。因此，喜好左丘明的人，则以《左传》为楷模，专心仿效;爱慕司马迁的人，则全盘地学习《史记》。于是，他们的作品中，常可见到用周秦言辞表现魏晋时代;汉楚之应对，都行之于南朝宋、齐之日。其结果就是书中出现了为孔子所讥笑的那种“伪修浑沌”的怪现象，完全失去它的天然本色，今古杂陈，真假相乱。所以，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就讥笑了孙盛以曹操平素所讲的话，却归附到早在七百多年已死的吴王夫差身上。语言虽然近似《春秋》书中的，而所记之事，都是相隔几百年了。这样的作品，怎么不使人有隔世之感呢!

第二层：照搬汉人文献作法，撰述少数族国史;

然自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而史臣修饰，无所费功。

其于中国则不然。何者? 于斯时也，先王桑梓，翦为蛮貊，被发左衽，充牣神州。其中辩若驹支，学如郯子，有时而遇，不可多得。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杨由之听雀，如介葛之闻牛，斯亦可矣。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援引 《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

一、诠词释句：

咸、洛与龟鼎——咸，指咸阳。洛，指洛阳。龟鼎，喻帝位。此指东晋渡江之后。语见《后汉书·宦官传》：“遂迁龟鼎。”李贤注：“龟鼎，国之守器，以喻帝位也。”

规检与颠沛造次——前者指规格。“语存规检”，犹言保持士大夫的风度。后者，是说流离仓猝。

中国与桑梓——前者，指中原地区。后者，代指故乡。语出：《诗·小雅·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古代住宅旁常载有桑树与梓树。这里是说，见了桑与梓，常引起对父母的怀念。后因作为故乡的代称。

翦为蛮貊——翦，尽也。此指中原地区尽为少数民族所占领。貊(mò陌)，原为兽名，此指古代北方某一小数民族之名。

被发左衽与充牣——前者，语见《论语·宪问》。是说我国古代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和服装样式。头披长发，衣襟向左。被，同“披”。衽(rèn任)，衣襟。后者，即充满。牣(rèn认)满也。

驹支与郯子——驹支，春秋时戎族人，善辩。郯(tán谈)子，春秋时郯国人，善学。相传为少皞氏后裔，孔子曾从学于郯子。

彦鸾修伪国诸史——北魏东清河人的崔鸿，字彦鸾，曾撰《十六国春秋》百卷，今佚，清人汤球有辑本。

收、弘撰魏周书——收，即魏收，撰《魏书》一百十四篇。弘，即牛弘，撰《周史》，今亡。

杨由之听雀与介葛之闻牛——前者是指后汉蜀郡成都杨由之事。(《后汉书·方术传》)传他曾以大雀集于库楼，知郡内当有小兵。后者说，东夷介国国君葛卢闻牛鸣，说：“是生三牺，皆用之矣。”问之而信。(见《左传·僖公二十九年》)。“等”，同。

宪章——遵循法制。此非名词，与上文“援引”互文见义。

沮渠、乞伏与元封——前者是指两国之国王：北凉国王沮渠氏，属胡族;西秦国王乞伏氏，属鲜卑族。元封，为汉武帝年号。

拓跋、宇文——前者指北魏拓跋氏，鲜卑族。后者指北周宇文氏，亦鲜卑族。

德音同于正始——正始，是魏齐王曹芳年号。魏晋这一时期的文风与学风，世称“正始之音”。见《晋书·卫玠传》：“不意永嘉末，复闻正始之音”。

二、略述大意：

然而自从咸阳、洛阳失守，帝京南迁之后，江左成为礼乐之乡，金陵实际是国家图书的集中之府。所以，这里的习俗、语言规格尚能保持士大夫风度。言谈喜好风流，又带点流离仓猝之音(东晋南渡之后人们常有怀旧之情)，并未遗忘经籍。这些，都使史官们少费许多修饰之工。

这在中原地区就不是这样了，如何呢?在这个时候，先王的乡土，早都已为野蛮民族——貊人所占，尽是一些披着长发，向左开襟的异民，遍布神州大地。其中偶然也会遇到一些如善辩的驹支人，或者学问渊博的郯国人郯子之类的人，但十分少见。可是，有些修国史的，如北魏人崔鸿撰写了《十六国春秋》的百卷各国史，又如魏收撰《魏书》、牛弘撰《周史》的两部国史，都把“夷音”变成了“华语”，如同后汉蜀郡“杨由之听雀”和山东介国国君“葛卢之闻牛”等，这些尚可允许。但大煞风景的是在国史文章中，妄染文采，虚设风物，还援引《诗》、《书》用语，遵守《史记》、《汉书》的成法或体制。这样，就使那些原是粗莽的北凉胡族沮渠氏和西秦鲜卑族国君乞伏，变成了儒雅的汉武帝。至于北魏拓跋氏、北周宇文氏，原来均为鲜卑族，在书中都同于魏晋时期正始之德音。这种做法，确是华而不实，遗害甚大。

第三层：苛责“抗词正笔”之书，师事“枉饰虚言”之笔

唯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而今之学者，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夫本质如此，而推过史臣，犹鉴者见嫫姆多媸，而归罪于明镜也。

又世之议者，咸以北朝众作，《周史》 为工。盖赏其记言之体，多同于古故也。夫以枉饰虚言，都捐实事，便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是则董狐、南史，举目可求，班固、华峤，比肩皆是者矣。

近有敦煌张太素、中山郎余令，并称述者，自负史才。郎著《孝德传》，张著《隋后略》。凡所撰今语，皆依仿旧辞。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其难类者，则忽而不取，料其所弃，可胜纪哉?

一、诠词释句：

王、宋著书，叙元、高时事——王，即王劭，字君懋，隋代官至秘书少监。著《齐书》纪传百余卷。宋，《宋书》作者。《齐书》述高齐，《宋书》述元魏，二书今均已佚。

尤与嫫姆多媸——尤，责备。嫫姆多媸，古代丑女之称，传为黄帝之妃。媸(chī痴)，相貌丑陋。

周史——《周史》的撰述者，唐以前有三家，即北周时有柳虬主事编周史，隋代有牛弘著《周史》，唐代令狐德棻取材于牛弘之史，另撰《周书》。刘知几在《史通》多有评述。

董狐、南史、华峤——这三位都是史家，均以直笔名世。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世袭太史之职，亦称“史狐”。南史，春秋时齐国史官，直笔书史著名。华峤，西晋时惠帝尚书，后转秘书监。曾撰《后汉书》九十七卷，其中《十典》未成病亡，由其二子续成。原书今佚，有辑本。

张太素——名大业，魏州繁水人。唐高宗时官东台舍人，兼修国史。著《后魏书》百卷，《北齐书》二十卷，《隋书》三十二卷，《隋后略》十卷和《大敦煌张氏家传》二十卷，均已亡佚。

郎余令——定州新乐人。唐初官霍王府参军，改著作郎，续梁元帝《孝德传》，更撰《孝子后传》三十卷，已佚。

二、略述大意：

在许多史书中，唯有隋代王劭述高齐的《齐书》和述元魏的《宋书》，能够秉公正笔直书史实。其世语方言，也因此而彰显。然而今之学者，却都责备二书的作者“言多滓秽，语伤浅俗”。其实，史事本身就是如此，而以此推过于史官，正好似丑妇照鉴，竟将自己的丑相委罪于明镜的一个样子。

世上一些议论史书的人们，都认为北朝诸作中，以《周史》最为精工。他们所欣赏的是其用了记言体，而与古作相近。这些人常以枉饰虚言，捐弃实事，使号称“良直”，举为楷模。如果那样，董狐和南史等良史，就能举目可得，连班固、华峤等史家，更是并肩皆是了。

近者，还有唐高宗时东台舍人、敦煌张太素、唐初中山著作郎郎余令，都自认为“史才”。张著有《隋后略》，郎著有《孝德传》。这些书原都可用今语论述，但它们却都依傍旧词。假若选用言语可以仿古而书的话，那么，当找不到相类的语词时，它就会略而不取，那珍贵的史料也就会为作者所丢弃，而史事真相也就无从记述了。

第四段：古往今来，质文屡变

第一层：“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盖江芈骂商臣曰： “呼! 役夫，宜君王废汝而立职。” 汉王怒郦生曰： “竖儒，几败乃公事。” 单固谓杨康曰： “老奴，汝死自其分。”乐广叹卫玠曰： “谁家生得宁馨儿!” 斯并当时侮嫚之词，流俗鄙俚之说。必播以唇吻，传诸讽诵，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何哉?盖楚、汉世隔，事已成古，魏、晋年近，言犹类今。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夫天地长久，风俗无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苟记言则约附 《五经》，载语则依凭《三史》，是春秋之俗，战国之风，互两仪而并存，经千载其如一，奚以今来古往，质文之屡变者哉?

一、诠词释句：

江芈骂商臣——芈(mǐ米)，原为春秋时楚国先祖之族姓，此为人名。语出《左传·文公元年》：“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杀女而立职也。”

汉王怒郦生三句——《汉书·张良传》载，郦食其为刘邦谋立六国，未行，张良痛论其不可，刘邦骂了郦生这两句话。乃公，即你公，刘邦自指。

单固谓杨康三句——单固、杨康三国魏人，均参与了王凌、令狐愚的政治密谋。后杨康揭露其事，单固被捕而死。杨康自白其事，原望封拜，后因辞颇参错，亦并斩。临刑，俱出狱，固骂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如今死者有知，汝有何面目以行地下也。”(见《三国志·魏书·王凌传》)。

乐广叹卫玠二句——据清人浦起龙《史通通释》：引《晋书·乐广传》云：“广字彦辅，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天下言风流者，王乐称首焉。”又《王玠传》云：“玠，字叔室，风神秀异。妻父，即乐广也。时谓妇公冰清，女婿玉润。”但二传均未见“宁馨儿”语，其语今见《王玠传》。其中有云：“衍总角造山涛，涛嗟叹，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史通》似误。但宋人常用此语，犹云如此。

约附与两仪——约附，缠束依附。两仪，指天地。《易·系辞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正义》云：“不言天地而言两仪者，指其物体，下与四象相对，故曰两仪，谓两体容仪也。”

二、略述大意：

楚人江芈骂商臣为“役夫”当废，汉王刘邦斥郦生“竖儒”，出了若干馊主意;曹魏单固对杨康吼：“老奴，该死!”晋人乐广又叹卫玠是“家生宁馨儿”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的轻侮之词和鄙俗之说。但它们却能广传久诵。世人认为以上二语，“不失清雅”，下二句却很鲁朴。这又为什么呢? 因为楚、汉世隔久远，事已成古，而魏晋年近，其言尚如今语。已成古的，则称它为“文”，犹为今者，则惊呼质而无文。天长地久，风习无有不变，后人视今，也如今人之视昔。可是，史书的作者们，往往害怕用今语，而敢于仿效昔言。这不令人疑惑吗?假若记言者则仿附于《五经》，载语者则凭依《三史》，那么，春秋之俗，战国之风，天地并存，经历千年而不变，哪还有什么古往今来，质文之屡变啊!

第二层：事皆不谬，言必近真

盖善为政者，不择人而理，故俗无精粗，咸被其化; 工为史者，不选事而书，故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若事皆不谬，言必近真，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一、诠词释句：

庶几可与古人同居——也许可以与古人同处一时。庶几，冀望之辞，犹言也许、或许。居，处也。

得其糟粕——糟粕，原指酒渣。此喻指粗劣无用之物。所得到的，只是糟沥之类的东西。

二、略述大意：

善于治政的人，选取各类人才帮助治理，所以，不论是精明的或粗俗的，都会被他所感化;精于为史的人，不凭主观选事而书，所用言语也不随意加以美恶，故能尽传于后世。假设，史事并无谬误，记史之言，也必然接近真相。这也许可以与古人同处一时了，那就不至于只见食糟吮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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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学术文献中的杰出之作，具有很高的典范性。其中的《言语》一篇，所提倡的史书写作语言，务必“薄古崇今”的主张，不仅在当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后世、直至今日也不无重要参考价值。

他以自己的精湛渊博的史学学识，聪睿犀利的史家眼光和追根穷源的史家探究精神，对我国古代名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纵的考察和横的研究，把各代史书进行了比较和评议，从而得出结论。史书的言语(即写作语言)应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作为“良史”，应当做到：其内容，反映时代之变;其文字(即语言)，当使用当代语言，不摹拟古文，不出现浮词滥调。

他的这个卓绝识见，是在自己认真探索了各代史书言语的遣使和作用后所获得的。他认为——

秦汉的史书，从先秦的《尚书》到《左传》，直至汉代的《史记》等典籍，都具有实录精神和直书勇气，而且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比较接近，文字体质素美。因此，它们能够较好地反映历史人物面貌和时代风貌。

至于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的史书，好似同前边的史书划了一条线，具有鲜明的不同：语言华而不实，以古代今，普遍用古语写今事。因此，刘知几特别指明这些史书的两个谬误倾向：史事乖违，华夷混淆。他对南北朝诸史的批评，更是刻骨铭心。认为南朝文史，尚能“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还算过得去。而北朝几部记述北方异族政权的史书，如《孝德传》、《隋后略》和《周史》等，更是史学界中的笑柄。这些书中，不仅人物言语不伦不类，夷人说华语，还拉进了《诗经》、《尚书》典实充当高古与雅训，使史书严重失实，实在可笑。而更可笑、甚至可气的是当时史评界的大人们，居然把“枉饰虚言，捐弃实事”的《周史》，竟“号以良直，师其模楷”来抬举，误导人们妄加崇拜。

《言语》一文，以大量篇幅，对各代诸史进行了考察，诊断了犯病之症结。在此基础上开出了良方：既有“古往今来，质文屡变”的客观情状，故史书的言语，就应随时代之变而变，并且务必发扬大无畏精神，坚持直书实录方针，使一切史书都将成为“良史”。因为，这是史书的精髓，也是史书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