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籍·四库全书

史学·史籍·四库全书

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编纂于清朝乾隆年间。“四库”指经史子集四部，“全书” 言其所收之书均为全本。乾隆皇帝所统治的六十年，是清王朝文治武功达到极盛的时代。乾隆皇帝并不是坐享其成的 “太平天子”，他在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治绩，曾经概括为 “十全武功”，南征北战，安内攘外，十次大获全胜，才有了清王朝的太平盛世。乾隆皇帝个人有极高的文化素养，曾以 “稽古右文” 之君自居，在他统治的时代文化气氛都非常浓厚，“汉学” 大兴，读书博学成为时尚。乾隆三十七年 (1772)，他诏令各省总督、巡抚、学政广泛购访民间图书，如系抄本，则缮录副本，汇送北京，以广内府之藏。次年，乾隆皇帝接受安徽学政朱筠的建议，派人于 《永乐大典》中抄录逸书，待将来成编时，名为 “四库全书”。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藏书家纷纷献书，如江南鲍、范、汪、马四家各献数百种累世家藏，乾隆皇帝各赏其一部 《古今图书集成》。接着，乾隆皇帝决定正式设立 “四库全书馆”，命皇六子多罗质郡王永溶为总裁，以国家的财力物力作后盾，先后聘请专家三百多人，其中有许多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如纪昀、朱筠、邵晋涵、戴震、王念孙、翁方纲、姚鼐等，开始编纂这一部前无古人的超大型丛书。乾隆皇帝经常对此书的编纂作出指示，《四库全书总目》 书前所载一系列“上谕”，就是当时的 “圣旨”。如馆臣将 《宗泽集》、《杨继盛集》中的 “夷狄” 二字改为 “彝”、“敌”，他认为大可不必，因为此二字屡见于经书，岂能改易? 他还常在 “上谕” 中发表一些高论，如李延寿 《北史·文苑传》有 “颉颃汉彻，跨蹑曹丕” 一语，他认为曹丕躬为篡逆，直书其名，未为不可，而汉武帝刘彻在汉室尚为振作有为之主，且兴贤用能，独持纲纪，虽黩武惑溺神仙，乃其小疵，岂能直书其名? 汉武帝是中国正统的皇帝，李延寿虽为唐臣，但其祖先未尝不曾为汉臣。他还现身说法，说他在诗中凡是提到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都是称“子”，甚至对韩愈、苏轼等，也只称其号，他说： “朕于异代之臣尚不欲直呼其名，乃千古以下之臣，转将千古以上之君称名不讳，有是理乎?”结论是： 将《北史·文苑传》 所称 “汉彻” 改为 “汉武”。诸如此类，令人啼笑皆非。他还下令抽改禁毁了一批“违碍” 书籍，据后人统计，多达三千余种，主要是明末清初涉及“敏感” 问题的著述。现代学者多为此愤愤不平，视为乾隆修 《四库全书》 的一大罪状，甚至认为借修书来毁书，用心险恶。其实，禁毁“违碍” 书籍，乾隆皇帝既非第一人，也非最后一人，何况对于自家发迹的真情实况，中国的皇帝从来都是讳莫如深的，谁也没有将史料原原本本公诸于世。乾隆五十二年，《四库全书》修成，共计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另有未收入而有目录存记的，尚有六千八百一十九种。这些书籍，当然并不是中国古代图书的全部，但却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典籍。与此同时，清廷又动员了三千八百多人，将《四库全书》抄录了七部，分藏于文渊阁 (北京)、文溯阁 (沈阳)、文源阁 (北京)、文津阁 (承德)、文宗阁 (镇江)、文汇阁 (扬州)、文澜阁 (杭州)。这样一部空前的超大型丛书，在当时只能作为皇家秘藏。咸丰年间，文源、文宗、文汇三阁藏书先后毁于战火; 文渊阁本在解放前夕被运到台湾。直到八十年代，海峡两岸才分别采用文渊阁本和文津阁本，影印出版了 《四库全书》，使这一珍本秘籍变为学界的共同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