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论·词论· 介存斋论词杂著》新诗鉴赏
词论,一卷,清周济撰。济见《宋四家词选》。
周氏论词主张凡三变,但始终以发挥常州词派论词宗旨为己任。此书系作者中年所作,与其晚年在《宋四家词选》之中所揭举的论词主张略有差异。
全书共三十一条。前四条为总论,意在划清两宋界限,批评浙派词人所尊奉的姜夔、张炎及其“清空说”。他认为南宋词不如北宋词,即在南宋词中,姜、张二人也非“巨擘”。从这些评论和所尊奉对象的区别,表现出周氏论词与浙派的不同、甚至对立。
五至七条论词之创作。周氏主张:“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也就是说,初学填词,起点要高,要重视“词”这种体制的独特性,不要泛泛而作。第二步才是考虑篇章结构、色泽音节,待到有了一定的水平,能成格调,然后“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无寄托”本质上是“有寄托”,但因不执著于某事某物某情,似乎是“无寄托”,这样才能达到意境的“浑化”。所谓“寄托”,周氏主张应与时事相关。他说:“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未雨绸缪,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见事多,识理透,可为后人论世之资。诗有史,词亦有史。庶几自树一帜矣。”周氏强调词应该寄托与家国兴亡、社会盛衰息息相关的感慨。而且这种感慨是写作者“见事多,识理透”的产物,是作者对社会人生反复体验和深入分析的结果。这样的作品才具备“词史”的资格。可见周氏所说的寄托不是简单地对现实的“比附”,更非直接的抒写。
本书第八条之后,泛评从唐末至南宋末年的诸家词。他从意境创造的角度把南北宋词的高下做了比较:“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其总的风格倾向就是“言浅而意深”,词中的景色只是随手写来,而深挚之情,潜动于内,所以才能“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能够引发读者多方面的联想,使得作品的意蕴非常丰富。而南宋词,多“即事叙景”,这样乃是挑选了与其所写之“事”有关的景物,进行拼合编排,借以陪衬“事”和烘托“情”,这样尽管可能做得天衣无缝,但是人工痕迹也不能完全泯灭。因此,南宋词易于效法,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程式,只要学会了这种程式,照章去做就可以了。周济说:“南宋有门径,有门径,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径,无门径,故似易而实难。”
周从自己的论词主张出发,对温庭筠、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王沂孙等五人评价最高。
他认为温庭筠词“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慑,备刚柔之气”。在浑厚之中又有脉络可寻。
对于周邦彦词,他认为周虽好用工笔勾勒,但不显露人工的痕迹,而且是“愈钩勒,愈浑厚”。
对于辛弃疾词,他说:“稼轩不平之鸣,随处辄发,有英雄语,无学问语,故往往锋颖太露;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无怪流传之广且久也。”周氏还指出:“稼轩郁勃,故情深。”
这些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这些词人的创作实际,这说明周济有较高的艺术鉴赏能力,其论对于研究词史与词的创作都有借鉴意义。
此书本附《词辨》而行,有清光绪间刻本传世。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年由今人顾学颉校点,从《词辨》中抽出,单独排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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