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研究·先秦:《诗经》的应用与研究·周人用诗
春秋时期主要是周人运用 《诗经》的时期。战国时期在周人用诗之中融进了一些说诗、论诗的内容,可视之为 《诗经》研究的萌芽期。顾颉刚先生把周人的用诗分成“为了应用而做的诗,和采来的诗而应用”两类,并概括为四种用法:“一是典礼,二是讽谏,三是赋诗,四是言语。诗用在典礼与讽谏上,是它本身固有的应用; 用在赋诗与言语上,是引伸出来的应用。引伸出来的应用,全看用诗的人如何,而不在诗的本身如何。” (《 〈诗经〉 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三册下)
周人用诗方法颇多,除典礼、讽谏、赋诗、言语之外,至孔子教诗时,又强调用诗修养道德、增长学识,提高举一反三的应变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至孟子、荀子说诗时,又重视用诗为论据论证儒家义理。据统计,《国语》引诗31条,其中逸诗1条; 《左传》引诗219条,作者引诗及孔子引诗48条,中有逸诗1条;列国公卿引诗101条,中有逸诗5条;列国宴享歌诗赠答70条,中有逸诗3条;《孟子》引诗33处,无逸诗;《墨子》引诗10条,其中逸诗3条;《荀子》引诗84条,其中逸诗7条(参见傅道彬《〈诗〉外诗论笺》)。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周人用诗主要是对《诗》三百篇的应用。习诗用诗已成为周人的一种风尚,诗已成为语言交流的工具,道德修养的象征,微言相感的中介,外交官吏的基本功,若能娴熟恰切地用诗,会被称赞为知礼,反之,就会受到人们的奚落嘲讽。所以闻一多说: “诗似乎没有在第二国度里像它这样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社会生活。”(《神话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
周人用诗,从用《诗》的方式到对《诗》的认识都直接影响了汉代经生的用《诗》,汉代经生沿用周人旧法发挥儒家的伦理道德,比附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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