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研究·庾开府集笺注

诗词研究·诗学研究·庾开府集笺注

诗文集注本。十卷。北朝周庾信撰，清吴兆宜注。庾信集在隋代有魏澹为其作注(见《隋书·魏澹传》)，惜未传世;至清代又有胡渭对它加了注释，但也未能成书。吴氏此书在采辑胡注的基础上，又与徐树谷等人作了补注，是集合众手而成的。卷一、二赋，卷三乐府，卷四、五诗，卷六至卷一○文。用明张溥《百三名家集》作底本，诗的部分据朱曰藩本补入《咏桂》、《庭前枯树》二诗，又从《海录碎事》辑得《愁赋》、《荡子赋》的残句，皆为其他各本所无。但据《文苑英华》卷三二六，《庭前枯树》为孙万寿作，又据《艺文类聚》卷八九，《咏桂》为范云作，可见吴氏轻信前人旧本而失于考证。注释主要着力于注明典故、字词的出处，比较简略，且缺点也比较明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援例评云：“如注《哀江南赋》经邦左汉一事，引《史记·索隐》误本以园公为姓庾，以四皓为汉相，殊不免附会牵合。”这种牵强求合的情况还可举出一些，如《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序》：“阶无玉璧，既异河间之碑。”所谓“河间之碑”，当指后汉张超《灵帝河间旧庐碑》，文载《艺文类聚》卷六四，而吴氏则错误地把河间看成是河间相张衡，并引张衡《西京赋》文句来加以说明，致使正文文意了不可通。至于该注而未加注的情况更所在多有。总的来说，吴注本在精详上比不上倪璠注本。但是，吴注也自有其优点。例如，《陪驾幸终南山和宇文内史》“树宿含樱鸟”，倪注仅注：“樱桃，一名含桃。”而吴注则引《礼记·月令》：“天子羞，先以含桃荐寝庙。”注：“樱桃为鸟所食，故曰含桃。”既交代了词语的出处，也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诗人选词的用心。又同诗“迎风下列缺”，倪注引《汉书·扬雄传》及应劭说作注，而吴注则怀疑“缺”当作“子”字，并引《庄子》“列子御风泠然”之文证之，这样“列子”与下句“洒酒召昌容”之仙人昌容相对举，似更合情理。吴注本与倪注本相较，各有得失，它的价值不单是有“经营创始之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可以弥补倪注本的不足。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