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风流派·格调派

诗词研究·诗风流派·格调派

清乾隆年间以沈德潜为代表的诗歌流派。因该派标举“格调说”，故名。“格调说”强调格调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文学主张最早由前后七子提出，沈德潜对此加以继承和发展。他通过编选《古诗源》、《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等几部诗选，或加上评语，或通过序和凡例，更加系统地宣扬格调说。他的所谓“格”，是“不能竟越三唐之格”(《说诗晬语》卷上)，“诗至有唐，菁华极盛，体制大备”，而“宋元流于卑靡”(《唐诗别裁集·凡例》)，实质上与前后七子一样主张扬唐而抑宋，认为汉魏及唐以后，诗的格调下降了。不止如此，他还主张学习《诗三百》，在《说诗晬语》里，他批评“学诗但知尊唐，而不知上穷其源”，即是此意。所谓“调”，即强调音律的重要性，他在《说诗晬语》里说：“诗以声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扬抗坠之间。读者静气按节，密咏恬吟，觉前人声中难写、响外别传之妙，一齐俱出。”又说：“乐府之妙，全在繁音促节，其来于于，其去徐徐，往往于回翔屈折处感人，是即依依和声之遗音。”沈德潜主张“格调”，强调作者应该“学古”和“论法”，并根据“去淫滥、以归雅正”的宗旨，制定了许多规则，从诗歌的体、格、声、调诸方面提出要求，要求作者遵守，不免偏于琐碎的章法声律，如《说诗晬语》中要求长篇诗歌于铺叙中有峰峦起伏，短诗则于收敛中能含蓄无穷，“伦次整齐，起结完备，方为合格”。与此相联系，他提出了诗歌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主张，《说诗晬语》中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因此，他认为“忠孝”和“温柔敦厚”是格调的最终依据和“极则”，只要“格调”雅正的作品，那么它的内容便一定会符合“忠孝”和“温柔敦厚”的原则。他还讲求比兴蕴蓄，不能发露。沈德潜的诗多为歌功颂德之作，有些虽然有一定的现实内容，但往往缺乏鲜明生动的气息，而说教成分较浓。因为他的诗歌主张与作品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所以沈德潜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经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并论及历代诗的源流与发展。这种地位，使沈德潜的诗论及诗风，风靡一时，影响很大，有许多人接受了他的论诗主张，并按他的榜样写作诗歌，故形成一个诗歌流派。参见“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