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含蓄
古代诗学概念。概括了艺术创作和欣赏的某种审美特性。较早见于唐释皎然《诗式·辨体有一十九字》:“情,缘境不尽曰情;思,气多含蓄曰思。”所称“含蓄”,也即其《重意诗例》中所说的“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的命题。在这里,他认识到“含蓄”的审美特性,但意义仍较含混。发展到晚唐司空图,则在《诗品》中专设《含蓄》一品,云:“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是有真宰,与之沉浮。如渌满酒,花时返秋。悠悠空尘,忽忽海沤。浅深聚散,万取一收。”于是“含蓄”成为一个古代诗论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开篇二句,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纯粹的诗歌美学命题,把创作中的艺术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即超越作品的言、象系统而妙契“真宰”,与道沉浮,以直接把握美的境界。这是他对“含蓄”之境的审美特征所作的概括。清孙联奎《诗品臆说》曰:“不著一字,非无字也。‘不著一字’即‘超以象外’;‘尽得风流’即‘得其环中’。”可见,作为审美境界的含蓄,是以超越言、象之表而获得充分的审美自由为特点的。不过,“尽得风流”的审美自由,不是主观的随意臆想,它是以“真宰”的审美取向为创作灵魂的。这显然是古代道家哲学的本体论在诗歌美学中的逻辑推衍。“含蓄”诗境中的“真宰”就是美的本真或灵魂,它深蓄于内,含而不露,而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作用于人。最后四句则揭示了“含蓄”之境的创作规律。孙联奎《诗品臆说》解释云:“浅深聚散,皆题外事也。四字总结万象。”“万取,取一于万;一收,收万于一。”前者是审美选择,后者为集中升华,选择与升华的辩证统一,就是创造含蓄之境的基本规律。宋代以后,普遍运用了“含蓄”的概念。其理论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其一是着眼于言、象、意的审美关系。其二是把含蓄作为诗歌创作的独特审美规律。如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的话说:“诗家……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含蓄之意,超越言象之表而自成佳境,言者无心,会者有意,颇耐咀嚼而馀味无穷。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则对“含蓄”作了较为全面的理论概括,他说:“语贵含蓄。东坡云:‘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也。’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 后之学诗者,可不务乎? 若句中无馀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馀味,篇中有馀意,善之善者也。”所论实在,便于初学。后来清梁廷枬《曲话》卷二云:“言情之作,贵在含蓄不露,意到即止。……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斯为妙谛。”论“含蓄”而进一步强调“情”的作用,把政教义理排除在外,又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含蓄”的审美内蕴。又如叶燮《原诗》云:“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所论又有所深化,他超越了一般言语文字的层次,深入到艺术的形象思维规律来讨论“含蓄”的理论义蕴,又充分展现了“含蓄”作为诗歌审美范畴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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