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诗学概念·雅与俗

诗词研究·诗学概念·雅与俗

古代诗学概念，由两个相互对立、又彼此渗透的重要审美概念组成。语初见于《后汉书·郭太传论》：“林宗雅俗无所失。”又齐梁时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所称雅与俗，是指身份、等级和文化素养的不同。发展到南北朝时，雅、俗对举，已用于文学批评。钟嵘《诗品》评鲍照诗云：“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以“清雅”和“险俗”对举。其中“清雅”，大概是陆机《文赋》所说“清虚婉约”、“雅而不艳”的意思。而“险俗”，则如《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言，指鲍照诗“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的独特艺术风格。又北齐魏收《魏书·胡叟传》云：“叟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词，又工为鄙俗之句。”“典雅”与“鄙俗”对举，二者都指物化形式的文字风格，“典雅”指高度文字化的文学语言，“鄙俗”则指较接近于口语的、审美取向又颇同流俗的文学语言。综上所述，在南北朝文学批评中，“雅”与“俗”的对举主要包含了三层意义：一是指作品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系统，是高度文字化的，还是较接近口语的;二是作者的审美取向承传型的近雅，时尚型的偏俗;三是作者的艺术风格、审美意识，较合乎杂文学观念者近雅，较重视纯文学观念的似俗。这三方面，既深刻地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创作实践和审美意识的内在矛盾，也决定了唐宋以后文学创作和审美意识中“雅”与“俗”辩证发展的基本内容。其具体表现是：一方面多数士大夫文人，倡“雅”排“俗”;另一方面，“俗”又从语言、情感、个性等层次，向“雅”渗透，丰富并改变了传统之“雅”的审美内涵，直到取而代之，而成为中国进行近代性质的文艺变革的重要理论范畴。这个发展过程，就是由语言形式的渐变到审美意识的解放。比如由原来的倡“雅”斥“俗”，发展到“化俗为雅”、“借俗写雅”、“以俗为雅”或“愈俗愈雅”。北宋诗人梅尧臣首先提出“以俗为雅”之说。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词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在这里，可见语言符号系统变革的两个层次：一是赋予“陈词”以新的生命;二是将“常谈”俗语引入文学语言系统而赋予活力。这一变革，苏轼是杰出的理论家与实践者。苏轼《题柳子厚诗》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后来这种“以俗为雅”的命题又被黄庭坚进一步理论化了。其《再次韵杨明叔并序》云：“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用兵。”又惠洪《冷斋夜话》云：“句法欲老健有英气，当间用方俗言为妙。如奇男子行人群中，自然有颖脱不可干之韵。老杜《八仙诗》序李白曰‘天子呼来不上船’，方俗言也。”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世徒见杜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这就为从语言更新到审美意识的世俗化开了先河。发展到明代中后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市民阶层对戏曲、小说的追求，表现了对“俗文艺”的极大兴趣，形成一代美学新思潮，于是赋予雅与俗的对立以新的社会内容和美学意义。以反传统姿态为“俗”文艺大声疾呼的是李开先和徐渭。李开先《市井艳词序》以满腔热情肯定了民歌的审美价值。徐渭《又题昆仑奴杂剧后》则云：“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他们认为俗文学高于士大夫雅文学，其审美价值在于纯任自然，直露本色，毫无装腔扭捏之态。这不仅阐明了口语型“俗”文学语言构成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规律，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字型文学语言的“雅”化倾向。这样议论“俗”与“雅”的对立，就具有了新的历史内容，即集中表现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文艺与封建文艺的对立。他们把传统审美意识中倡雅排俗倾向，完全颠倒了过来。这一论争，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