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讽

反讽

源于古希腊喜剧，指描写地位低下但却十分聪明的小人物智胜那些愚蠢高傲的大人物的戏剧技法。该术语的这种本义一直保持在以后的用法之中。在柏拉图的《对话集》里，苏格拉底就扮演了反讽者的角色。他所提的问题看上去似乎十分幼稚，常常是不着边际，甚至显得十分愚蠢，然而最终总是他的对手在舌战中败北。因此后世学者便谓之曰“苏格拉底式的反讽”。

古典修辞学家明确区分了反讽及其变体。反讽(irony)本身是指说话者所用的词语含双重意义，而听者则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讽刺(sarcasm)是指说话者与听者双方都明白话语的双重含义。其他变化还有“强意弱述”(understatement，包括litotes和meio-sis)、夸张(hyperbole)、反意(antiphra-sis)、戏谑(charientism)、嘲讽(mock-ery)、讥讽(mycterism)、模仿讽刺(mimesis)等。此外，双关(pun)、反论(paradox)、拟稚(conscious naivete)、仿拟(parody)等修辞手法在某些用法里，亦可具有反讽之意。文艺复兴时期的批评家全盘继承了古典修辞学家所规定的修辞格。16和17世纪的学者们对古典时代的反讽理论鲜有增补。但是，巴罗克派的诗人与戏剧家，却比他们的前辈更充分、更有意识地使用了反讽。他们给18世纪的作家遗留下的观点通常是具有反讽意味的。在18世纪，法国作家伏尔泰和英国作家爱迪生经常使用反讽来迂回表述自己的观点。英国的斯威夫特也是一位伟大的反讽作家。他采用反讽手法来掩盖他对粉饰太平的愤怒攻击。

德国浪漫派诗人施莱格尔、蒂克、索尔格尔等，将反讽用于表现社会现实的矛盾本质。由于反讽能同时具备双重含义，所以它可用于表示两极概念，例如：绝对与相对、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存在等。浪漫主义反讽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反讽，其内涵的阐述者是蒂克，其典型的运用者是海因里希·海涅。这类反讽的典型特征是：作者先是构造一个美丽的幻想，然后突然改变口气，或者突然发表一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或者突然表示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而将原来的幻想毁灭。

现代文学批评把反讽分为两个主要类型，即词语性反讽(verbal irony)与戏剧性反讽(dramatic irony)。

词语性反讽是指话语的表面意义与真正含义相反。在强意弱述法(un-derstatement)中，话语的表面意义弱而真正的含义强。默丘肖对自己所受的致命伤就是这样描述的：“不，我的伤口并不像井一样深，也不像教堂的门一样大。不过，这伤也够了，够对付我的了。”在弱意强述法(overstate-ment)中，话语的表面意义强，而真正含义弱，在一定的语境里就会形成反讽。例如，当你看到窗外正下着暴雨，而你却对你的朋友说：“多好的天气，不是吗?”这显然是反讽。

某些明显的或隐晦的矛盾话语，亦常常带有反讽意味。例如安德鲁·马韦尔对他的情人求爱时所说的一句话：“我们虽然不能使太阳停住步履，但是可以让太阳疾步行走。”预兆也常有反讽的含义。例如哈姆雷特说到麻雀坠落之事，同样也预示了他自己后来的倒地身亡。

拟稚是故意用幼稚、天真反衬出世故、堕落。它是介于词语反讽与戏剧反讽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反讽。苏格拉底曾用过拟稚。后世文学中的拟稚多来源于圣保罗的名言：“上帝的智慧是人世的愚昧。”在西方文学史上，埃拉斯穆斯的《愚人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愚人与丑角、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狄更斯的《巴纳比·鲁奇》、布莱克的《天真之歌》及福克纳的《声音与疯狂》都属拟稚反讽的实例。下面一节诗歌是拟稚反讽的一个典型用例：

高尔夫球场就在工厂旁边

几乎每天

辛苦劳作的童工们都能看见

悠闲自在的大人们在球场上游玩

戏剧性反讽是一种特殊的戏剧情节结构，可分为以下四种形式：(1)台下的观众已经知道了情节的发展，而台上的主角却不知道;(2)台上的角色对事件的反应与情理相悖;(3)不同角色或情景的比较或对照形成反讽效果;(4)角色对自己的行为的理解与剧本对他的行为的表现形成矛盾。

悲剧含有的反讽种类尤多。悲剧主人公的命运总是要发生逆转或发生灾难的。悲剧的这个特征就决定了上述第四种形式的戏剧性反讽必然要出现。在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最著名的悲剧《奥狄浦斯王》中，各种形式的戏剧反讽层出不穷。例如，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越来越清楚奥狄浦斯正在坠入他命运的深渊，而奥狄浦斯自己对此却全然不知，这是第一种形式的戏剧性反讽。奥狄浦斯坚持要进行他的调查终于导致悲剧的高潮，这是第二种形式的戏剧性反讽。盲人忒瑞西阿斯能“看见”善恶而奥狄浦斯只有在戳瞎了自己的眼睛以后才“看见”了自己的过错，这种角色之间的对照便形成了第三种形式的戏剧性反讽。而在奥狄浦斯的悲剧一生中，他所希望获得的与他最后所真正得到的，完全是相反的，这就是第四种形式的戏剧性反讽。

后来的欧美作家，如乔叟、蒙田、莎士比亚、伏尔泰、斯威夫特、菲尔丁、福楼拜、亨利·詹姆斯、托马斯·哈代等，在其作品中都曾非常成功地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戏剧性反讽。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物类型多样，场景结构繁丰，因而产生了大量的人物之间与情景之间比较、对照类型的戏剧反讽。19世纪的一些宿命论者则强调“命运反讽”，即个人的希冀与命运(或生命的规律、社会或心理的因素)给他造成的结局之间的矛盾。而“宇宙反讽”则是指人的热烈追求与宇宙力对人的冷漠之间的对照与矛盾。

文学批评家们指出了文学作品中的反讽现象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例如J·H·罗宾逊指出：人既像个孩子又像个野蛮人;人是其自相矛盾的欲望的牺牲品。人说起来往往像个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做起来往往又像个残忍的野蛮人。20世纪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如I·A·理查兹、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华伦认为：真正的好诗、好小说往往要采用反讽法，因为作者知道他的观点或信念往往会同某种相反的观点或信念相联系，所以他就要借助反讽法以便更有效地表达他的思想。肯尼斯·伯克指出：20世纪的文学采用反讽尤为普遍，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各种“相对科学”(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的时代。不论伯克的看法是否正确，在现代文学中，反讽的使用的确十分普遍。总观文学史，凡是在宗教观点或社会舆论相对一致的时代，文学中的怀疑与反讽表现就相对较少;但即使是在这种时代，作家们也往往采用反讽，以取得更佳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