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

朦胧

现代诗歌批评家和诗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就其整体而言，现代诗比以前各代的诗都更趋朦胧，因此，他们便致力于这一现象的研究并对之提出种种解释。F·O·杜皮和约翰·兰塞姆两位批评家认为，朦胧基本上是一种刻意求之的结果。杜皮说：以新古典主义为例，它表现了“一种独特的、精美而令人瞩目的简洁”，是一种“蒲柏派的风格特色”;而现代诗则尤为朦胧与艰深。这种朦胧与艰深是其“普遍风格”的特征而并不是任何个别诗人所造就的。杜皮进而指出，这种风格是现代诗人们对错综复杂的现代生活，对相对而言难以企及的各门科学，对需要鉴别的种种信仰，对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分离等问题所采取的一种隐晦的否定方式。现代诗人们自创的神话、引喻及含混是他们对一个他们所不赞成的世界说出“不”字的表达方式。兰塞姆的论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类似。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后至今，各门知识日趋狭窄、强化，尤其在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在这个变化过程中，诗歌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其魅力和尊严。兰塞姆说，“现代的诗人”是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同步的。一方面，那些不愿意自己的工作被贴上“浅薄”标签的专家们把诗人逐出他们服务于社会的旧有领域。另一方面，在这种普遍倾向的驱使之下，他们也进入了自己的专门领域。然而，正如他们在写作中力求表明的那样，他们自己的这个专门题材领域也同其他的社会领域一样令人生畏，难获成功。兰塞姆的观点显然是说：现代的诗人贬低诗歌的社会交流功能或信息传递功能，而注重把诗歌作为一种介体来加以利用。

以上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观点，即认为：现代诗人与现代社会异化。这个观点后来引发了大量文章及专著的讨论。德尔莫尔·施瓦茨和威廉·约克·廷达尔就这个问题发表了十分有意义的论述。施瓦茨说，早在17世纪就存在理智与感觉的分裂(通常称做“感觉的分离”);对理智而言，那些为感觉和想象所不得不接受的事物是不合理性的。人们普遍怀疑用于描述情感和想象的语言——用于描述神话的语言。科学及应用科学的飞速发展大大地加快了社会的工业化。施瓦茨认为，社会工业化所带来的不幸后果之一，便是剥夺了有文化素养者的地盘。诗歌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变得越来越闭关自守、顾影自怜，越来越退缩于诗人自己的专门领域;诗人们写诗要么是孤芳自赏，要么是为少数知音而作。廷达尔认为：诗人们的这种“逃亡”是他们同中产阶级的一种决裂;“诗人们过去与有文化素养的读者息息相通，习惯于表达能引起他们共鸣的思想感情，而现在他们渐渐认识到：他们不愿或是无力于表达那些比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粗俗得多的思想感情。大约在20世纪中叶，波德莱尔眺望窗外，‘满目将是令人恶心的广告牌’。其余的一切可想而知。”于是现代诗人们不写公共事务而倾向于写自己和写与自己有同感的人。兰达尔·贾雷尔描述了现代诗人们对诗歌这一介体的看法：“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它着力强调内涵与结构;它表现精神的极度紧张和感情的强烈宣泄——暴力;它呈现高度的朦胧;它强调感官刺激和感觉的细腻;它强调细节、局部而不强调整体;它具有试验或新奇的特征;它趋向于外部形式缺乏规则、内部组织秩序紊乱——恰好适用于表现一个组织紊乱的时代，也可以说就是新发现的一种更加复杂的组织形式;它主张个人风格的标新立异，个人特色的完善;它不受任何拘束;它非常强调无意识现象、梦的结构及彻底的主观意识。”这段话可能是对任性的现代诗人最为贴切的勾画。这种勾画虽然稍有夸张，但它对现代诗人如何利用诗歌这个介体的描述则是准确无误的。

以上这些理论无疑都阐明了许多真实的情况;然而所有这些理论也都未免过分强调了现代诗人的刻意朦胧，而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朦胧的现代文化因素强调不足。关于20世纪以前的诗歌，布莱克莫说道：“以前的艺术家的任务主要是表现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及其所孕育的动荡。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诗歌批评史如此关注诗的典雅：即诗体的一致、高雅、修辞或韵律等，而在我们现代诗歌批评中却通常对这些因素不予考虑或不予置评。”关于现代富有想象的诗歌力作，他说：“那些看来是当代文豪的作家，都力图同时对传统文化和它所孕育的动荡做戏剧化的表现，而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就不得不在诗歌领域创造(事实上是再创造)该文化的新词语，非常有象征性的新作品。”布莱克莫的观点可引下列实例证明：叶芝把文化史作为他的诗的背景;艾略特用神话来对现代荒原做戏剧化描写;斯蒂文斯在他的诗作和诗辩中提出美学理论;乔埃斯和曼之力作也可引以为例。正如布莱克莫指出，现代诗人必须创造或再创造自己的非常有象征性的结构。也许对这个论点应加以限定：它是专指那些大诗人的，是指那些创造了首尾一贯、自成体系的神话幻境的诗人的。这些诗人痛感自己遭受到马克·弗里德兰德所说的一种“共同知识”的损失——即“一种艺术家与其读者借以顺利交流，互相信赖的传统价值结构的损失”。直至维多利亚时代，古典神话还为诗人与读者所共同理解，至今却已荡然无存了。甚至基督教神话，包括《圣经》和圣徒们的传说等，今天也仅为少数人所了解。在今天，我们甚至不能设想两个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对同样的事实都有了解，或具备相同的价值观。消除我们文学中的朦胧有待于重建一个诗人与之认同的读者群，有待于重建一种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熟知的共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