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

历史剧

指任何主要以历史为基础的戏剧。由于文学史上对神话、传说和正式历史之间进行区别的时间相对较晚，所以希腊的悲剧和基督教的神迹剧与圣迹剧也都可以叫做历史剧。然而“历史剧”这个术语通常只用于指以世俗历史及与世俗历史紧密相关的素材为基础的戏剧。埃斯库罗斯所写的《波斯人》就是正统含义上的第一部历史剧，也是现存古希腊戏剧中惟一的历史剧。罗马的文学批评家给以历史题材为基础的戏剧起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叫“辉煌的戏剧”;但是这类戏剧只有一部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奥克塔维亚》，据认为它是塞内加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通常都是以古代和近代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的。一些批评家指出：如果只是为了使舞台上的戏剧情节更能令人信服的话，悲剧就应该永远以历史事件为题材。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英国戏剧家创作了一大批光辉夺目的历史剧和编年史剧。“历史剧”的含义比“编年史剧”更加广泛。编年史剧这个术语通常用来指以霍林谢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年史》为基础而创作的戏剧。英国最早的历史剧结构松散，内容带说教性，兼有道德剧的色彩，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从英国历史到传说，从西方古代史到东方历史，无所不有。水平较高的作品有马洛的《爱德华二世》和17世纪弗莱彻的《邦杜卡》及福特的《帕沃贝克》。最伟大的历史剧当推莎士比亚的杰作。莎翁的历史剧形成了一个以《理查二世》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亨利八世》的完整历史系列剧。

以古罗马为题材的历史剧创作一直延续到18世纪末;作者主要是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英国人。但是以古罗马为题材创作历史剧而获得真正伟大成就的惟一作家却是德国的席勒。他创作了悲剧三部曲《华伦斯坦》和《玛丽亚·斯图亚特》。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一期间，大仲马、雨果、普希金和斯特林堡都写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剧。现代作家克劳德尔、T·S·艾略特、马克斯韦尔·安德森、罗伯特·舍伍德和阿瑟·米勒也把许多历史题材改编成了戏剧。如果把电影电视也视为一种戏剧形式的话，那么可以引述的历史剧例子就更多了。这足以表明：今天像莎士比亚时代一样，人们都渴望把许多历史事件搬上戏剧舞台或银屏。历史与诗歌(History and Poe-try) 一般认为这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历史是事实，诗歌是虚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第9章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他指出：诗歌一般是写某种可能发生的事，而历史则是写某种实际发生的事。在希尔加德所编的关于狄奥尼修斯·斯拉克斯一书的注释中，明确区分写事实的历史作品和写虚构之事的文学作品，并指出虚构之事可以包括可能发生之事以及不可能发生之事。关于历史作品与文学作品的这种区别标准，便成为了罗马古典文学的分类基础。但丁认为，诗歌就是“虚构的精美语言作品”。“诗歌是创作”的概念成了文艺复兴诗学的核心，也是现代诗学的基础。W·坦普尔指出：诗人是创造者，例如他们可以凭空创造出令人羡慕的结构。虚构可以包含真理。但丁认为他的《神曲》是一部道德哲学著作。锡德尼认为：诗人是“真正的大众哲学家”。但是，中世纪以及后世的文学批评都指出，正是这种虚构的创作方法产生了诗歌。而虚构至今仍是一些诗作的惟一的区分标志，虚构“是诗歌作品的形式与灵瑰”(本·琼森)。

作为事实的历史与作为超越事实的诗歌之间的对比，这个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9章为基础所进行的对比，一直延续至19世纪。但是这种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科学与诗歌之间的对比所代替。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在这两种对比中，以及在把诗歌看做“虚假言词”或“人为创造的神话”这些说法里，仍然保留了把诗歌看做是虚构的传统观念。但是“虚构”这一词语已经越来越多地用来指叙事散文作品。在今天的流行说法中，“虚构”已成为“小说”的同义词。

诗歌与历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西塞罗曾提出：诗歌是对一些有用的、值得回忆的事情的记录。韦尔斯特德提出：诗歌“具有一定的反映历史的特性，它在表现历史人物与事件方面尤其显得光彩夺目”。埃兹拉·庞德提出：“史诗就是包含历史的诗”。曼佐尼认为：“里程碑式的伟大诗作都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的”，诗人的作用就是透视事件的本质，以美学形式表现被历史所略去或未做具体记述的动机与感情。一些人对虚构加以贬斥，例如，拜伦就说过：“一位脑袋里灌了点威士忌酒的爱尔兰农民，比起他不喝酒时，会想象和虚构出更多的现代诗歌。”而另一些人甚至把它看成一种谬误，是同实证意义上的真实相对立的东西，例如，赫伯特就说过：“谁说只有虚构的东西才能变成诗歌?难道真实中就没有美吗?”这种认为诗歌在本质上具有历史真实性、诗歌的价值存在于反映史实的观点，是继承古代关于诗歌起源的理论的结果。华兹华斯总结道：“所有民族最早的诗人一般都是有感于真实的事而做诗的。”埃凡修斯认为，最初的诗歌都是写历史事件的。亚里士多德在概述戏剧形式的发展时，也发表了同样的看法。但是早期的基督教辩护士却利用了这种理论，他们认为：神话诗歪曲了人类的历史，或者说是歪曲了《旧约》所写的历史。维科则持“神即是人”的观点。他认为神话诗在其诞生之初是“真实和严肃的叙事诗”，只是到了荷马的时代才蜕化了，变得不真实了。

认为诗歌从起源与作用上看都属于哲学范畴这个观点，是导致对诗歌与历史之间关系的认识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诗学因袭古代诗学的不同观点，从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理论认为诗歌表现历史的或虚构的具体事实。另一种理论认为诗歌表现真实的普遍现象。阿尼奥洛·塞尼奥、锡德尼和布彻等理论家则试图折衷调和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他们提出：诗歌表现“具体共相”——具体化了的普遍现象(见“具体共相”)。锡德尼提出：诗歌是协调具体与抽象的一种完美的、表现伦理的形式。他还说：历史与哲学两者都有局限性，因为历史缺乏指导原则，而哲学又缺乏具体实例。关于诗歌表现具体共相的论点，可以溯源至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9章中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写道：“诗歌比历史更富有哲学的特征，含有更严肃的内容，因为诗歌所表述的是普遍现象的本质，而历史所表述的则是具体之事。”后来的诗学者和诗人常把亚里士多德这段论述理解为：诗歌即是哲学，诗人同哲学家一样都是追求最终真理的。但是也有一些人错误地理解这一段论述，认为诗歌是知识的最高表现，是“一切作品中最具哲理性的作品”。然而，亚里士多德这段话是否就是说哲理性是怡乐读者的诗歌艺术的一种必备条件，却十分值得怀疑。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的第24和26章又论及了他对诗歌的另一面看法：诗歌并不局限于表现真实。他根据诗人们成功的实践提出：可以入诗的内容不仅包括可能发生的和实际发生的事，而且也包括不可能的、不真实的或仅仅是有人认为可能的事。因此，我们对于上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9章中那段论述，应从该书总的精神去理解：即诗歌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虚构的作品;诗歌的哲学倾向是蕴藏于虚构的结构之中的，但它不是虚构的必备因素。

古希腊的悲剧诗人经常采用一些据认为是史实的材料，作为创作题材。亚里士多德正是为了对此质疑，而在《诗学》第9章中提出虚构与历史之间相对价值的问题。他指出有些悲剧纯属虚构，例如阿伽同的《安透斯》，该剧中的事件及人物姓名都是诗人虚构的，尽管如此，该剧仍不失为一部受人欢迎的作品。认为悲剧符合史实的观点在古希腊时代就很流行了。这种观点实际上也用于对悲剧与喜剧的区分：悲剧表现古代英雄人物所遭遇的劫难;喜剧则表现日常生活中有关个人的虚构故事。悲剧与喜剧之间的这种区别一直保留到中世纪时期。然而，这时的“悲剧”与“喜剧”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戏剧了。例如，但丁就把悲剧与喜剧作品的范围扩大到了史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批评继承了这种区分，甚至把史诗作为表现史实的作品;而着重讨论它的真实性、艺术感染引起的感情净化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关于严肃的诗歌中的虚构和历史真实的相对价值问题，曾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后世。

这种争论在锡德尼的著作中也有反映：“他们难道不知道悲剧是和诗歌的法则而不是和历史的法则联系在一起的吗?”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的伦理价值和政治价值在民间文学、戏剧和戏剧艺术理论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普林批判了当时流行的“悲剧就是历史”的观点。但是，英国的文艺批评一般都遵循培根的思想：诗歌应该纠正历史，因为历史所记载的几乎都是人类的非正义行为。英国的文艺批评一般也遵循德莱顿的思想：悲剧的情节无须是史实，只要是可能发生的事就行。从原则上讲，诗歌一般是虚构的，史诗或悲剧也不例外。然而，这个原则并没有能完全制约诗人的创作实践。例如，本·琼森一方面认为“诗人绝不会因写真实而获得声誉，而是要写事物，写似乎是真实的，但却全是虚构的事物”;而另一方面，在他写悲剧时，却又力求使剧中情节有历史根据。事实上，历史是各民族用本族语言写的最早的正式悲剧和通俗悲剧的来源;例如，若代勒的《克莉奥佩特拉》(约1552)是根据普卢塔克的事迹写的，弗雷拉的《伊内兹·德·卡斯特罗》(约1558)是根据葡萄牙的编年史写的，萨克维尔和诺顿的《戈尔波杜克》(1562)是根据蒙茅斯的杰弗里的故事写的。但是诗体悲剧的概念可追溯到但丁同时代的穆萨托。他所写的反映暴君埃泽利诺三世真实身世的悲剧，是体现诗体悲剧反映史实的古典理论的第一部作品。从文艺复兴时期穆萨托的悲剧作品到现代艾略特的《大教堂里的凶杀案》，这种表现世俗历史真实的戏剧传统一脉相承。从古希腊荷马的史诗到现代庞德的《诗章》，历史也为这延续两千年的叙事诗(包括古典主义史诗、浪漫主义史诗、中世纪的武功歌及民谣)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史诗的创作实际上是经常以真实历史为基础的。很可能就是出于这种原则的考虑，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发现了亚瑟王的历史真实性有问题时，便放弃了原来要以亚瑟王为题材创作一部史诗的计划。需要指出的是：诗人在创作中对历史的具体处理方法是各不相同的。一般说来，诗人对历史事件都要做一些改变、调整甚至虚构，以使其适应自己的创作目的和设计要求。在处理历史题材方面，最具创新特色的是庞德的《诗章》：他仿效但丁在其诗作《飨宴》中的做法，在诗中引述了有关经济和货币历史的内容。甚至包括了精确的文献书目，借以达到服务于教育之目的。

每一个时代，诗歌都被历史所吸引，而历史编纂也都受诗歌的虚构写法的影响。例如，有一类古希腊历史就是模仿悲剧的形式写的;中世纪的编年史采用了韵文;而现代历史著作读起来又像小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杜里斯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话，主张采用诗歌的优美生动的语言撰写历史;其实，亚里士多德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出过要以诗歌标准来衡量历史作品。杜里斯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历史究竟是一种艺术还是一门科学?这是自浪漫主义时期以来人们所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有些学者把历史看做是介于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学科，试图以此来调解这个矛盾。但是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进行分析，这并不是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创造，而科学是了解知识的原理与系统。所以，他认为历史这一门学科属于科学的范畴，而历史编纂只是偶然地谈及艺术表现，但基本上是事实说明。

特雷韦廉告诫文学学者，要钻研社会政治历史。每个时代产生的大量历史诗、讽刺诗所涉及的社会内容，以及现代诗歌所包括的历史内涵(如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典故)，都表明了特雷韦廉的告诫是正确的、合理的。许多学者则对文学批评中的历史研究法进行了抨击，认为这样寻找与文学价值无关的资料是无谓之举。但是应该说，文学批评中的历史研究法无疑是有其价值的。这是为了了解有关内容而必须采用的方法。不过也不应把历史研究法的作用同对作品的直接评价混为一谈。历史研究法作为文学批评过程中的一个解释程序，只是评价工作的一个先行步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