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电影·新现实主义电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兴起的一个电影运动,具有明显的社会进步意义和艺术创新特征。电影史家们几乎一致公认,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1945) 是这一流派诞生的正式标志。然而,“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倾向,可以在意大利电影的传统中找到其根源。1915年以前的意大利电影就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这是当时文学和戏剧中的现实主义带给它的,尼诺·马托戈利奥的《迷失在黑暗中》 (1914) 可视作这一倾向的代表作。在法西斯统治的年代里,这一现实主义曾一度为反动的“白色电话片”所取代,但却从未消失,而是在布拉塞提、索尔达和卡美里尼的民众主义电影中继续存在着,其代表作是卡美里尼的《男人们多么粗野!》(1932)。这种现实主义趣味曾受到苏联电影和30年代法国现实主义学派的影响。
战时和战后的整整一代电影工作者中,绝大多数人在情感上和意识形态上都是当时政体的反对者,他们对于严重脱离实际的官方电影极为不满,强烈要求用现实主义的世界观和艺术表现手法拍摄出新的影片。具有这种现实主义特征的影片最初出现在1942年。维斯康蒂的《沉沦》由于触及了意大利现实生活的悲惨景象而遭到禁映,而“新现实主义”一词正是意大利影评人鲁奇诺·彼特朗吉里在评论这部影片的一篇文章 (发表在《电影》杂志1942年146期) 里率先使用的。同年还出现了布拉塞提的《云中四部曲》、德·西卡的《孩子们在注视我们》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波河上的人们》,鉴于这些影片的出现,另一位著名评论家、罗马电影实验中心的教授温别尔托·巴巴罗,于1943年发表了 《新现实主义宣言》,抨击了当时意大利电影中“大量出现的那种幼稚、刻板的陈词滥调”,并指出,“新现实主义”一词不仅是指艺术手法的真实,还指应有按照革命理想进行干预政治和社会的内容。
自1945年到1951年,涌现出了一大批体现着“新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影片: 罗西里尼的《游击从》 (1946),德·西卡的《擦鞋童》 (1946)、《偷自行车的人》 (1948) 和 《米兰的奇迹》 (1951),德·桑蒂斯的《艰辛的米》 (1949) 和《橄揽树下无和平》 (1950),捷尔米的《以法律的名义》 (1949),卡斯德拉尼的《两分钱的希望》(1950) 等。如同许多电影流派一样,新现实主义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并得到其代表人物公认的美学纲领。从上述代表作品来看,它们体现出的创作原则可大致归纳为: 通过对真实生活的描写来反映当代社会问题,注重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具有干预社会和政治的主题和内容,强调实景拍摄,使用非职业演员,反对明星制度,提倡“时事新闻片”式的导演风格。有些学者认为新现实主义影片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纪录电影”倾向,这类创作者如罗西里尼、德·西卡、柴伐蒂尼和安东尼奥尼,二是“浪漫主义”倾向,此类导演如德·桑蒂斯、拉都达,严格说来,属于这一倾向的艺术家的现实主义观点就相对弱些。
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和运动,只持续了几年时间。到50年代初,它已趋向衰落,尽管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德·桑蒂斯的《罗马11时》 (1952),德·西卡的 《温别尔托·D》 (1952)等优秀影片。1953年,在柴伐蒂尼倡议下由六位导演拍摄的集锦片 《城市里的爱情》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新现实主义运动的结束。其后,意大利电影的四位著名人物: 罗西里尼、维斯康蒂、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各自走着不同的创作道路,人们已无法将他们归入同一流派,甚至大致相同的流派。 致使新现实主义运动趋向衰落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意大利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化,左派被从政权中排挤出来,基督教民主派开始对左倾思想及其人物实行控制。其次,由于新现实主义运动参加者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各自表明了不同的倾向、立场、观点、文化修养和个性,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分化。第三,新现实主义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意大利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其局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了。新现实主义作为流派和运动虽然很快结束了,但它却对意大利电影乃至整个世界电影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可以说,二次大战后的各国电影,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新现实主义的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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