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编写《史记》，固然是对家传事业的继承，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更重要的这也是他个人主观的意愿，即延续、发扬孔子的《春秋》精神，宣扬“王道”。《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同时，他的写作方法也是延续孔子“述而不作”的精神，“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这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能够完成，也与司马迁的悲惨遭遇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密切相关。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借古人比况自己：“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惟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此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家最高追求。司马迁这一志向所体现出的历史观是进步的，即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变化从古到今有着阶段性，今天不一定不如古代，有时还更胜于古，在历史变迁中，天道、天命的作用往往难以把握，人事的作用则很显著，但人事的作用还不能摆脱天的束缚，因此要准确把握历史变化中的天人关系，最大限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历史发展。这是《史记》编写的目的，也是史学家的责任和使命。从这一点来说，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位公开以创史自命的史家。

“究天人之际”中的“天”具体表现为什么呢？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与壶遂等造《太初历》，专门研究整理了天文历法的成果。《日者列传》借司马季主之口论及此项工作：“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天官书》也谈到此次修订历法对天文学的整理，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天子衰微、诸侯力政、五伯代兴与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总结出天运30年一小变，100年一中变，500年一大变，3大变为一纪，3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认为“天人之际续备”。

“人”又如何体现？《春秋》《国语》等过去的历史著作都记载了人的历史活动，但这些记载都是以时间或事件为主线，人的主体地位未能被充分地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历史著作中的人物总体说来，一是局限于社会上层，至多包括了游士策士；二是局限于政治性人物，范围有限。《史记》首创的以“纪传”为主的史学体裁，第一次以人为本位来记载历史，表现出对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重视。《史记》以“本纪”为纲领，记述了从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那些在国家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奋发有为、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历代帝王的光辉形象。在他们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世家中不少人物表现出积极有为、奋发进取的创业精神，如勾践、孔子、张良、萧何等。列传中反映了在功名事业的追求中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时的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精神，如伍子胥、屈原、李广、张骞等。

近代学者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序论三·挈宗旨》说：“所谓天人之际者，盖谓古今之变，有非人之所能为者，则归之于天。此所谓天，非有深意，即孟子所谓莫之为而为者。故秦之成则归之于天。……天人参焉，故曰际。”“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原”是考察缘由的意思，“始终”，指的是因果关系。“原始察终”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终，从把握历史演变的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司马迁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平准书》先记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叙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使财政困难，经济遭受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

最终如何“成一家之言”？《史记》所体现的价值观包含有儒家思想，以人为本，宣扬立德立功立言，尊崇圣贤，如表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又推崇黄老道家和阴阳五行家思想，隆礼重法，赞扬隐逸，详论五德终始。司马迁会通众说，成一家之言，除了在文中史家笔法的褒贬之外，从篇末“太史公曰”也可见一斑。《伍子胥列传》中“太史公曰”：“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游侠列传》中也评论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对伍子胥、游侠的评价能说明他的价值取向，对儒家的义利观、诚信观等有继承，也有发展。

把握天人之际、古今之变，最终成一家之言的前提就是实录，这样才能客观公正分析、总结天道与人事变迁的关系，古往今来的前因后果，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正是史学家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职业素养要求。近代以来大量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也证实了《史记》所记载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汉书·司马迁传》赞语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由于历经战乱，当时的文献资料散乱残缺非常严重，《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为了写作《史记》，司马迁到处游历寻访，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周览四海名山大川，同时博览群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也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当代学者冯天瑜也指出，《史记》的十二本纪取法于《春秋》；十表取法于《五帝系牒》《春秋历谱牒》；八书则可能取法于《居篇》《作篇》。三十世家为编年体，七十列传为人物传记，司马迁前也早有其例，把他们综合到一起却是他首创。

在历史哲学上，司马迁将“究天人之际”和“通古今之变”统一起来，将天人之际这类哲学问题落实为历史问题，在历史演变中看天人关系的变化，将形而上的天人之学和历史学内在统一起来，成为历史和逻辑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的典范，这也形成了我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至于他不隐恶，不虚美，不囿于俗见，将楚汉之争中失败了的项羽编入“本纪”，与胜者刘邦同列，以孔子、陈涉等入《世家》，与王侯将相同班，抑扬褒贬，自有标准。此外，他还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社会历史演变中的作用，批判讽刺“鬼神之事”等迷信活动等。这些表明司马迁具备过人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在史学活动中始终洋溢着人文的、理性的历史文化精神，无愧为后来史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