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的历史地位

《吕氏春秋》的历史地位

公元前239年（秦王嬴政八年），秦王嬴政将要亲政。吕不韦在秦国首都咸阳的市门上把《吕氏春秋》公之于众。“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在此时将这部书公布出来，是想在秦王亲政之前，迫使其将自己的学说定于一尊，并成为这种学说的实践者。虽然秦王嬴政与吕不韦在统一天下这个大目标上不存在分歧，可是在统一之后采取何种策略和手段进行统治这一点上，两人观点却全然不同。

秦王倾向于以法家学说为主，兼采阴阳家等其他学说的治国策略，强调君主专制。他可能会同意《吕氏春秋》以阴阳五行学说为骨架组织全书内容的做法，但他绝不会同意《吕氏春秋》宣扬的德治和限制君权的主张。因此吕不韦想凭借《吕氏春秋》为即将到来的统一帝国奠定理论基础并以此训导秦王的初衷未能得到实现。吕不韦的政治命运也随着《吕氏春秋》的公布和秦王的亲政走向末路。秦王嬴政十年（前237）十月，吕不韦被免去相国之职，接着被逐出咸阳，迁到河南洛阳，十二年（前235），又被勒令迁居蜀地，吕不韦见前途无望，遂服毒自杀。

从历史特别是思想史的角度看，有学者评价秦始皇是“胜利的失败者”，他统一六国，成为千古一帝，并力图把天下传到“万世”，但秦朝只传到“二世”就灭亡，统一天下仅仅15年。反之，吕不韦是“失败的胜利者”，他虽然在与秦王的政治斗争中被迫自杀，但《吕氏春秋》的许多主张却在西汉初得以基本实现。《淮南子》《春秋繁露》《新语》《新书》等西汉初期的重要学术著作都受到《吕氏春秋》的影响。更加重要的是，《吕氏春秋》综合各家思想将之融为一体的精神，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长期延续，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性格。《吕氏春秋》蕴含的会通精神，对中华传统文化独特性和开放性的形成有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