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的影响

《春秋》的影响

《春秋》是孔子笔削鲁国旧史而成的编年体史书，兼具经学和史学的品质，影响十分深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春秋》大义。学者研究《春秋》，离不开所谓“大义”。旧史《春秋》经过孔子修订，文辞简略，16000多字，字字句句蕴含深刻内容，即“微言大义”，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治《春秋》的方向和目标。汉代司马迁肯定《春秋》之“义”，认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世家》指出《春秋》大义的政治功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春秋》以道义……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意指社会各阶层应通晓《春秋》大义。《春秋》大义内容是什么？司马迁说：“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所持之义，关键在于“达王事”“明王道”。后学者继续探寻其中大义，或着眼于学术意义的论证，如春秋学，或着眼于史学意义的阐述，如春秋笔法，或着眼于现实价值的发挥。

其二，春秋笔法。即书例，就是孔子修订《春秋》的书写原则，在文笔曲折中寄寓褒贬之义的写作方法。司马迁讲孔子因史作《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史记·孔子世家》）文约而指博，即在词语运用上，蕴含贬损之义，以一字褒贬来体现微言大义，也就是春秋笔法。西晋杜预在注解《左传》时，对书中的记事体例进行了总结，并著有《春秋释例》。后来学者虽对释例的牵强附会不甚满意，但仍旧认同笔削含有大法，出现了专门研究书例的著作。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著作、史学理论、史学思想都有深刻影响，以至于有学者从经学角度专门探讨春秋笔法，更延伸至文学、新闻、语言学等学科领域。

其三，政治思想。传统观点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或者经过孔子的修订，寄托着孔子的政治理想。虽然在《春秋》的性质与作者方面，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政治思想则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被视作政治学著作。通过对历史得失成败的总结，以及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扬善抑恶的伦理评价，《春秋》对后世政治理念与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