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概述

《礼记》概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根据学者们考证，《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在写作时间上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很有可能是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典籍。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者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圣，字次君，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与叔父戴德一起学礼于后苍，宣帝时为博士。《礼记》的多数篇章可能都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汉书·艺文志》）。孔子死后，门徒“七十子”散居各诸侯国，他们的学生又各传其师说﹐所传的讲礼的文章流传至汉已有一百数十篇，相当繁复。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称为“传”或“记”，《礼记》因此而得名，即指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131篇，戴德所选的85篇本为《大戴礼记》（今残），戴圣又选49篇为《小戴礼记》。戴德选编的《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时只剩下了39篇。《大戴礼记》现存最早的注本是北周卢辩注。戴圣选编的《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礼记》。这两种本子各有侧重和取舍，亦各有特色。东汉末年，大经学家郑玄为《小戴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上升为了经典，到唐代则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以后又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天下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后又经近代学者的研究，认为这种传统说法存在一定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而成，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固定。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书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有歧异，但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而且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由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留传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订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20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学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融会。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辑上也趋向兼收并蓄。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85篇本和49篇本，即《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礼》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原貌。关于这个问题，洪业先生在《礼记引得序》中有极为精细的考辨。

因为大经学家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49篇“记”的选辑本——《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得到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士，把近20万字的《左传》和10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5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攻习《礼记》的人还是很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升，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则有《礼记》而没有《仪礼》。在这一历史时期，《礼记》与《仪礼》在经学系统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小戴本便用来专称《礼记》，而且还和《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思想家都试图从中寻找到有益于自身与社会的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注本除郑玄的《礼记注》之外，还有唐代孔颖达的《礼记正义》。此外比较有名的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杭世骏的《续卫氏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清代孙希旦的《礼记集解》等。当然，宋代以下的这些注解书，卷帙浩繁，也不够精审，不必通读。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十三经当中唯有《礼记》一种，清人没有做出新疏，清人关于注释《礼记》的著作，从总的情况来看，还没有超过唐人孔颖达《礼记正义》的。所以，读《礼记》的注解，还是应以郑玄的《礼记注》为主，孔颖达的《礼记正义》为辅。其他著作只能算是参考书籍，聊备翻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