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主要思想内容

《韩非子》的主要思想内容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富国强兵，一跃成为战国时期的显学。整体而言，法家思想具有以下特征：

（一）“定分止争”“兴功惧暴”的尚法思想

法家重视律令，而反对儒家的“礼”。在他们看来，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需要废除。

法家认为，法律的第一个作用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人物慎到就对此做了很通俗的比喻：“一兔走街，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视。非不欲得，分定不争也。”（《太平御览》卷九〇七《慎子》）一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法律的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争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当然，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二）“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趋利避害”的本性。管子就曾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着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为了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观点立场，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商君书·错法》）意思是说，既然人生来就具有好利恶害的性质，只要据此颁布措施，就可以治理好国家。

（三）“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变革，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韩非子·心度》），他把尚古崇周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韩非子·五蠹》）。

（四）“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之时，他提出了将三者密切结合的思想，其目的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具体而言，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法的内容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韩非子·五蠹》，即用一定的策略或政策来辨别忠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韩非子·二柄》）。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然，法家思想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法治有着根本的区别，最大的不同就是法家的法体现的是君主的意志，和民众意志无关，是黄宗羲所谓的“非法之法”；专制君主本身可以不守法，不在法规定的范围内，反之，法要为君主本身服务。这样的法治主张最终沦落为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工具。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意思是说，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而“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还要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做到“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民众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政权才能得到有效巩固。

对于臣下，他认为要去“五蠹”，防“八奸”（详见《韩非子·五蠹》《八奸》）。所谓“五蠹”是指：1.学者（指儒家）；2.言谈者（指纵横家）；3.带剑者（指游侠）；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的存在会在很大程度上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所谓“八奸”，就是指：1.“同床”，指君主妻妾；2.“在旁”，指俳优、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5.“民萌”，指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6.“流行”，指利用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8.“四方”，指结交大国以外力施加于国内的臣下。这些人都有充足的条件威胁到国家的安危，所以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对于民众，韩非吸收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乐佚”，应当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韩非子·心度》）。据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君主爱民的表现，富国强兵必须做到民众为君主效力，如果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并不利于君主统治。

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政治措施，有许多就是对韩非理论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