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

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与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只能论述其中的一、二要点。

中国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前475～前221），一种新的政治体制从旧体制中脱胎而出，这就是以皇权为代表的君主集权制度；这种制度阐明皇权中央与地方行政的关系，强调地方要服从皇室中枢。

皇帝是最高统治者。朝廷设左右丞相总理政务，廷尉管刑法，治粟内史管财政经济，太尉管军政，将军领兵出征。秦始皇时期全国分设36郡，郡的长官是郡守和郡尉，分管政务和军务，郡以下设县，县的长官称为“令”或“长”。县中设乡，乡中设亭，亭长是最基层的官吏。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至清末二千多年，中国基本上就是上述的政治体制。这样的体制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生衍发展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君主集权政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西汉时期与秦代不完全相同，西汉统治者主要实施政治、法律和思想文化的儒家化，代替了秦代的法家化。汉武帝刘彻在位54年，在他的统治下，中国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而闻名于世。唐代不同于西汉，与秦代也有较大差异。唐代除实行科举选拔人才外，还重视思想文化的内外交流，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所产生的文化创造力，促使儒、佛、道的融合，将中华古代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两宋时期，伴随着皇权强化与选官制度的完善，以及教育上书院制的成熟，中华文化更加深化。辽金元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各有特色。明代君主统治更加强化，而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至于清代，特别是1759年统一新疆后，国力更加强盛，文化传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逐渐沦为一个丧权辱国的腐朽政权，面对殖民主义入侵，失去了活力与生机，1898年戊戌变法被皇权中的顽固势力扼杀以后，自上而下进行革新运动成为幻想，1911年辛亥革命敲响了中国君主集权制度的丧钟。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对此需要做具体分析。如果没有这样的体制，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则无从谈起。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度曾经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形成过一定的制约，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有利于维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安宁，其中的科举选官制度扩展了统治集团的社会基础，为中小地主和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形成了由下层社会到上层社会的政治通道，特别是科举制度将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结合为一个整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上层官员队伍的知识水平，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国古代有法制，缺少法治（法治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把法制作为治民治吏的一种手段，自己则凌驾于法制之上。正因为如此，同一个制度体系，在不同的君主手里，可以有不同的效果；一治一乱，有天壤之别，反映出人治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