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与影响

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与影响

黄宗羲关于学校的主张，表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他认为学校不仅为了“养士”（培养人才），而且应当成为独立的舆论机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明夷待访录·学校》）。这样，学校就成了“公其非是”的论坛，甚至比君主的权威还要大一些。这个观点虽是脱胎于东汉时太学生的清议与宋朝诸生的伏阙上书，但与此并不完全相同，因为黄宗羲着眼于探求限制君主权力的措施，一方面他想以学校作为监督政府的舆论机构，另外他又主张以推选出来的贤者担任有实际权力的宰相，以补救世袭君主的不贤，含有限制封建君主的思想内容，近代学者多以此为议院的渊源。

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不仅比前人进步，而且超过了同时代的思想家。当时，唐甄作《潜书》97篇，其中也有评论封建君权的话，如说：“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前一句为虚语，后一句才是实话。何以“凡为帝王者皆贼”？他论证说：“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又说：“海内百亿万之生民，握于一人之手，抚之则安居，置之则死亡，天乎君哉，地乎君哉！”（《潜书·鲜君》）可见唐甄对封建君权的揭露相当尖锐，可是其中理论的分析不足，缺少观点。黄宗羲比唐甄站得高些，他没有局限于揭露，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许多有理论意义的观点，如前面指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出仕“非为一姓”；封建主义之法是“一家之法”；应当“公其非是于学校”等。所以，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黄宗羲的言论在古代社会里算是站得最高的。

任何一种观点都不是偶然产生的。黄宗羲对封建君权做出的一些评论，是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自己的经历分不开的。他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其时明朝的“奄宦”之害特别炽烈，由此更为集中地暴露出封建王朝的腐朽。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操纵朝政，掌握了全部中央机构，并加强厂卫特务制度，“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贤传》）。当时与魏党相对立的是东林学派，他们是一些具有改良思想的中下层官吏，利用宋代杨时的东林书院作为聚会的场所，经常以讲学为名，议论朝政。他们反对宦官专权，揭露税监的勒索搜刮，要求减轻对人民的压榨。不过，东林学派在理论上和学术上都没有什么创新，他们小心翼翼地遵奉理学的传统，在其纲领性的《东林会约》中就特别称举了“尊经”的一条。他们中间有些人被捕受刑，对皇帝不敢有半句怨言，竟写出像“君恩未报，愿结来生”（《明季北略》卷二）、“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玉镜新谭》卷二）之类的诗句。即或如此，东林学派还是遭到宦官的迫害，被指为邪党。熹宗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拆毁东林、首善书院，大肆搜捕东林党人，许多人冤死狱中，黄尊素也未能幸免。黄宗羲从东林学派的活动和父亲的遭遇里对“奄宦”之害体会得最深。

东林学派被镇压以后，继之而起的则是复社的较为广泛的集会活动。思宗崇祯六年（1633），由张溥主持，举行了虎邱（在苏州）大会，从山左、江右、晋、楚、闽、浙各地赶来参加的有几千人。复社以“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一）为宗旨，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东林学派大体相同。在崇祯以至南明时期，复社人物与当权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多次斗争。崇祯十一年（1638），南京诸生140人，以黄宗羲和顾杲为首，作“防乱公揭”，反对魏忠贤的遗党阮大铖。南明弘光朝，阮大铖执政，复社人物受到迫害。由此可以看出，黄宗羲的个人经历，使他认识到明朝衰败的原因在于“奄宦”的干乱朝政。他在《明夷待访录·奄宦上》中带着激愤的口吻说：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明夷待访录·奄宦上》）

黄宗羲对于明朝“奄宦”之害做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所谈都是事实。这是明朝腐败的一种现象，他没有找到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评论君权，大都是从抨击“奄宦”出发的，这一点和东林学派思想相似，不过黄宗羲还进一步指责了封建君主。但他并没有明白主张君主制度应当革除，只是要求改革政府机构，他说：“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明夷待访录·奄宦下》），使“奄宦”无从施其技。又认为明朝没有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明夷待访录·置相》）。所以改革弊政，必须从设立宰相始，而宰相应当由贤者担任。

他的政治图案是这样：“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章凡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明夷待访录·置相》）。这大约就是黄宗羲的理想政治，其中含有限制君主权力、防止“宫奴”（宦官）掌权的思想。至于君主立宪的设想，那是近代先进人物从西方搬来的，在黄宗羲的那个时代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

黄宗羲关于封建君权的评论只见于他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其他著作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这可能是由于清朝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他不能不有所忌讳。就在黄宗羲写成《明夷待访录》的当年，清初文字狱波澜初起：孙奇逢所撰《甲申大难录》案，该书辑录了明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克北京时的明廷亡臣，山东济宁州牧将书稿刊印出版。康熙二年，事被告发，说它是一种纪念亡明的书籍。济宁州牧被逮，孙奇逢也被传审，押往北京。此事与黄宗羲没有牵连，但此后他便不再议论政治，而是潜心于学术史的研究，后来撰述《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开学术史研究的新范式。又作“四书”“五经”讲义诸种，其中偶尔透露出一些抨击现实的议论，但都不像《明夷待访录》那样锐利有力，大部分讲的是封建伦理纲常。例如他在《孟子师说》一书中说，《孟子》七篇以“仁义”为“宗旨”（《孟子师说》卷一）。又借用他的老师刘宗周的名义说：“盈天地间无所谓万物，万物皆因我而名，如父便是吾之父，君便是吾之君。君父二字，可推之为身外乎？然必实有孝父之心，而后成其为吾之父。实有忠君之心，而后成其为吾之君。”（《孟子师说》卷七）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产物，它不同于西欧各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阶级矛盾、统治集团的腐朽以及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对他起了惊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