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声(原诗略)·李发模》全文与读后感赏析
《呼声》(载《诗刊》1979年第2期)没有曲折的情节,没有华丽的语言;但它却以独特的书信体叙事结构和人物复杂细腻的内心独白,显示了较高的艺术价值。
《呼声》的故事内容相当简单:一对在农村插队的男女知青,相互产生了爱慕之情,但由于一个出身于工人家庭,一个出身于地主家庭,始终不能结合在一起,最后,女青年饱受创伤,跳崖自尽。
诗开始是“序”,最终是“尾声”。“序”和“尾声”中作为男主人公的“我”,既是爱情悲剧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又在诗篇结构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前来悼念埋在黄土下受冤而死的姑娘,从而引出了姑娘的五封来信。
第一封信从姑娘的爱情纠葛,揭开了悲剧冲突的第一章:姑娘正面对着心上人大胆的追求,她又喜又忧,喜的是男友的来信催开了她心中的花蕾;忧的是出身不好,无法接受那一份真挚的感情。因此,作为回信,她只能表达自己矛盾的心态,现实地掩起心灵的窗户。诗人通过对姑娘这一违背情感逻辑抉择的刻画,表现一个充满了偏见的社会,是如何粗暴地压抑了纯洁善良姑娘的心理性格的。
第二封信,对姑娘不敢抬头做人,“只有躲在屋角里暗暗哭泣”的心理背景,作了充分的描述。姑娘曾有过美好的童年和充满憧憬的中学时代,是“文革”把她“推进了无底的深坑”,从此,她饱尝了生活的折磨,只能“含泪咽进肚,暗自隐在心”。做人的权利既已丧失,又怎敢尝试爱情之果?
然而,人的情感毕竟是复杂的,难以压抑的,犹如重压下的小草,遇到空隙必然会向上生长。在第三封信中,诗人展示了1975年期间,国家一度出现了转机,同时,在男友的一再鼓励下,姑娘心头的积雪便随之悄悄融化:“啊! 是您把我从痛苦中摇醒,/燃起了我生命的千度热情。/爱情的花朵,我已悄悄移栽在心田,/那神秘的害羞哟袭上我少女的心”。当爱情的花朵绽开了姑娘直面人生的勇气以后,在第四封信中,她已能向恋人倾诉积久的思慕和曾经绝望了的往事了。在人物心理和性格表现上,这无疑是一次极为重大的转折。也就是说,在适宜的政治气候以及恋人的信任下,姑娘完全有着自我超越的可能。这超越,是对社会强加于人的不平等待遇的大胆否定,是对人的神圣情感的积极追求。
第三、四封信,在整个悲剧结构的冷色调中,增添了一分暖色,诗的情绪也由此掀起了更多的波澜。姑娘一度跃出了情感的低谷,到头来却又被再度打入低谷,直至粉碎所有的希望;冷热反差,前后对比,诗情就在巨大的滑坡中产生出更为强大的悲剧震撼力。
在高潮来临之前,诗人已铺下了一个特殊的时代氛围:“总理去世”,“天安门前,息了四月清明的怒潮”。这样,在愈来愈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姑娘被剥夺了“教‘民办’”、“搞农种实验”、“考学校”以及恋爱结婚所有的权力。她痛苦至极,绝望地呼喊道:“人世啊,给我的难道只有失望”。而当那位披着人皮的“主任”,“半夜里,竟敢蹂躏我少女最珍贵的青春”以后,姑娘的绝望便被推到了顶点。她只能以死来作最后的反抗。当她站在高崖顶端的时候,她终于向她深爱着的祖国和亲人呼出了不平的呐喊:
“不是我想死,不是我想死啊,祖国,/我怎能割舍你生我养我的深情:/我还年轻,我要活,我要活啊,祖国/我是千万个同命运的孩子中的一人! //隔着千山我看不见你的面庞啊,我爱过的人,/隔着万水你听不见我在高崖上的呼声:/我有冤,我有仇,我有恨啊,但愿我的呼声能在你的心上引起共鸣……”
姑娘临死前的呼喊,喊出了诗作的真正立意。如果说,在前面四封信中,诗人的笔墨尚能有控制地在人物自诉中叙事,那么第五封信,随着悲剧冲突的激化,诗人就完全是借着女主人公的口在直抒愤懑了。
叙事诗,既要具备相当的叙事功能,又要发挥一定的抒情特长。单纯地追求情节,或者游离于人物形象的抒情,在本质上都是非诗的东西。在《呼声》中,诗人所以能使叙事与抒情得到有机的结合,关键在于他创造了独特的叙事角度“我”。这样,在情节安排上,诗人略去了许多外观的事件的描述,而侧重渲染的是“我”复杂的内心世界,“我”的情感与外部世界的冲突。
《呼声》在语言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诗歌中比兴和炼字的手法。就铺设背景来说,诗人非常善于利用自然景象来起兴,象征地暗示出一种时代氛围和人物心境。比如“序”一开头,就以“大地醒了”,“春花开了”这拟喻性意象来起兴,形象而又含蓄地点出时代的严冬已经过去。第四封信中,以“秋风哟,又把红叶捎给枫林,/叶尖蘸着银露,逗引小鸟啼鸣”,兴出了“政治气候,带来了自然界的美”,把人物感情和自然景观和谐地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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