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鸭的喜剧》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林海音
“好,被我发现了!”
尖而高的声音从厨房窗外的地方发出来,说话的是我们那长睫毛的老三。俗话说得好:“大的傻,二的乖,三的歪”,她总比别人名堂多。
这一声尖叫有了反应,睡懒觉的老大,吃点心的老二,连那摇摇学步的老四,都奔向厨房去了。正在洗脸的我,也不由得向窗外伸一伸头,只见四个脑袋扎作一堆,正围在那儿看什么东西。啊,糟了!我想起来了,那是放簸箕的地方,昨天晚上……
“看!”仍然是歪姑娘的声音,“这是什么?橘子皮?花生皮?还有……”
“陈皮梅的核儿!”老大说。
“包酥糖的纸!”老二说。
然后四张小脸抬起来冲着我,长睫毛的那个,把眼睛使劲挤一下,头一斜,带着质问的口气:“讲出道理来呀!”
我望着正在刮胡子的他,做无可奈何的苦笑。我的道理还没有编出来呢,又来了一嗓子干脆的:
“赔!”
没话说,最后我们总算讲妥了,以一场电影来赔偿我们昨晚“偷吃东西”的过失。因为“偷吃东西”是我们在孩子面前所犯的最严重的“欺骗罪”。
我们喜欢在孩子睡觉以后吃一点东西,没有人抢,没有分配不均的纠纷。在静静的夜里,我们一面看着书报,一面剥着士林的黄土炒花生,嗦嗦,好像夜半的老鼠在字纸篓里翻动花生壳的声音。
我们随手把皮壳塞进小几的玻璃烟缸里,留待明天再倒掉。可是明天问题就来了,群儿早起,早在仆妇还没打扫之前,就发现了塞满垃圾的烟缸。
“哪儿来的花生皮?”我被质问了,匆忙之间拿了一句瞎话来搪塞,“王伯伯来了,带了他家大宝,当然要买点儿东西——给他吃呀!”我一说瞎话就要咽吐沫。
但是王伯伯不会天天带大宝来的,我们的瞎话揭穿了,于是被孩子们防备起“偷吃东西”来了。他们每天早晨调查烟缸、字纸篓。我们不得不在“偷吃”之后,做一番“灭迹”工作。
“我一定要等,”有一次我们预备去看晚场电影,在穿鞋的时候,听见老二对老三说,“他们一定会带回东西来偷偷吃的。”
“我也一定不睡!”老三也下了决心。
这一晚我们没忘记两个发誓等待的孩子,特意多买了几块泡泡糖。可是进门没听见欢呼声,天可怜见!一对难姊难妹合坐在一张沙发上竟睡着了!两个小身体裹在我的一件大衣里,冷得缩做一团。墙上挂的小黑板上写了几个粉笔字:“我们一定要等妈妈买回吃的东西”,旁边还很讲究的注上国音符号呢!
把她们抱上床,我试着轻轻的喊,“喂,醒醒,糖买回来啦!”四只眼睛努力地睁开来,可是一下子又闭上了,她们实在太困了。
小孩子真是这么好欺骗吗?起码我们的孩子不是的。第二天早上,当她们在枕头边发现了留给她们的发糖,高兴得直喊奇怪,她们忘记是怎么没等着妈妈而回到床上睡的了?
但是这并没有减轻我们的灭迹工作,当烟缸、字纸篓都失效的时候,我居然怪聪明的想到厨房外的簸箕。谁想还是“人赃俱获”了呢!
讲条件也不容易,他们喊价很高,一场电影,一个橘子,一块泡泡糖,电影看完还得去吃四喜汤团。一直压到最后只剩一场电影,是很费了一些口舌的。
逢到这时,母亲就会骂我:“惯得不像样儿!”她总嫌我不会管孩子,我承认这一点。但是母亲说这种话的时候,完全忘记她自己曾经有几个淘气的女孩子了!
我实在不会管孩子,我的尊严的面孔常常被我的不够尊严的心情所击破。这种情形,似乎我家老二最能给我道破。
火气冒上来收敛不住,被我一顿痛骂后的小脸蛋儿都傻了。发泄最痛快,在屋小、人多、事杂的我们的生活环境下,孩子们有时有些不太紧要的过错,也不由得让人冒火儿,其实只是想借此发泄一下罢了。怒气消了,怒容还挂在脸上,我们对绷着脸。但是孩子挨了骂的样子,实在令人发噱,我努力抑制住几乎可以发出的狂笑,把头转过去看他们;或者用一张报纸遮住了脸,立刻把噘着的嘴唇松开来。这时我可以听见老二的声音,她轻轻地对老三说,“妈妈想笑了!”
果然我真忍不住笑了起来,孩子们恐怕也早就想笑了吧,我们笑成一堆,好像在看滑稽电影。
老大虽然是个粗心大意的男孩子,却也知母甚深,三年前还在小学读书时,便在一篇题名“我的家庭”的作文里,把我分析了一下:
“我的母亲出生在日本大阪,七岁去北平,国语讲得很好。她很能吃苦耐劳,有一次我参加讲演要穿新制服,她费了一晚上就给我缝好。不过她的脾气很暴躁,大概是生活压迫的缘故。”
看到末一句我又忍不住笑了,我立刻想到套一句成语,“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儿女。”
我曾经把我的孩子称为“三只丑小鸭”,但这称号在维持了八年之后的去年是不适宜了,因为我们又有了第四只。我用食指轻划着她的小红脸,心中是一片快乐。看着这个从我身体里分化出来的小肉体,给了我许多对人生神秘和奥妙的感觉,所以我整天搂着我的婴儿,不断地亲吻和喃喃自语。我的北平朋友用艳羡的口吻骂我,“瞧,疼孩子疼得多寒蠢!”人生有许多快乐的事情,再没有比做一个新生婴儿的母亲更快乐。
人们不免会问我四只鸭子的性别,几个男的?几个女的?说到这,我又不免要多噜苏几句。
当一些自命为会掐算看相的朋友看到我时,从前身、背影、侧面,都断定我将要再做一个男孩的母亲。我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已经有的是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按理想,应当再给我一个男孩。不看见戏台上的龙套吗?总是一边儿站两个才相称。但是我们的第四个龙套竟走错了上场门,她站到已经有了两个的那边去了!给我们形成了三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比例,我不免有点懊丧。
因此外面有了谣言,人们在说我重男轻女了,这真冤枉,老四一直就是我的心肝宝贝!
我的丈夫便拿龙套的比喻向人们解释,他说,“你们几时见过我台上的龙套是一边儿站三个,一边儿站一个的呀?”
但是这种场面我倒是见过一次,那年票友唱戏大家起哄,真把龙套故意摆成三比一,专为博观众一乐,这是喜剧。
我是快乐的女人,我们的家一向就是充满了喜剧的气氛,随时都有令人发笑的可能,那么天赐我三与一之比,是有道理的了!
20世纪20年代,鲁迅曾写过一篇《鸭的喜剧》,描写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后,感到环境过于孤寂,便在院中小池养起蝌蚪,想以自然之音打破沉寂。后来他又养小鸭以自食其力,不料鸭子却把蝌蚪给吃了。小鸭长大了,诗人也已回国。鲁迅以此善意地嘲讽了知识分子美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知识分子不满现状却无力改变,只好寻求暂时寄托的弱点。
几十年后,台湾女作家林海音也写了一篇同名作品,不同的是,这是一篇描写母子间亲情和家庭中人伦之乐的散文。亲情是台湾散文创作一大主题,是许多作家百写不厌的题材。如果将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比之不同的手工艺品,那么,亲情散文堪称呕心沥血烧煅出来的精品。这篇《鸭的喜剧》,可称得是这样的作品。
现代作家郁达夫在《清新的小品文字》中认为:“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三点。”“细”,是指细密的描写;“清”,则是对题材慎加选择,立意清新;“真”,就是所写的景物事情和抒发的情感要真切。《鸭的喜剧》也具有这三种特点。
先说选材的“清”。写母子间亲情的散文不少,但着眼点各有不同。同在台湾女散文家的笔下,林文月的《白发与脐带》,诠释了母爱的深刻以及母女间薪传的故事;钟梅音的《母子之间》,则叙说自己与儿子之间的一次矛盾冲突,探讨了教育孩子的方式,两者都显得比较凝重。而林海音叙写的却是轻快活泼的琐事:父母在儿女入睡后吃些东西,儿女们“严加提防”,发现“脏物”后双方讨价还价,母亲责骂孩子后又和他们笑成一团……这些事情都是一些日常平凡琐事,但作者以小见大,在娓娓叙述中寓含着对家庭两代人情感沟通的见解。
再说描写的“细”。林海音善于抓住细节具体传神地刻画,如:“四张小脸抬起来冲着我,长睫毛的那个,把眼睛使劲挤一下,头一斜,带着质问的口气……”又如:“我用食指轻划着她的小红脸,心中是一片快乐。看着这个从我身体里分化出来的小肉体,给了我许多对人生神秘和奥妙的感觉,所以我整天搂着我的婴儿,不断地亲吻和喃喃自语。”这些细致入微的描写无不惟妙惟肖,人物形象也随之跃然纸上,栩栩如生。
最后是情景的“真”。由于林海音所择取的是生活中的日常琐事,描写的是自己熟悉的儿女,因而无论是神态的刻画,语言的叙写,动作的描摹,无一不显得真实可感。作者的行文亦十分贴近现实生活,多采用自然流畅的口语,字里行间充溢着她对儿女们发自内心深处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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