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村·弯人自述》原文阅读|主旨理解|赏析|读后感
陈村
三十七年前的今天,本人来到这个世界——四肢活跃,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食欲旺盛。这样的小子人见人爱,想必立刻收到许多即兴的评论。我记不清了,自己当时是否沾沾自喜。要是当时就知道,时过三十余年,自己将成为一名把握曲线美的“弯人”,婴儿的我是否还会得意地晃动着那个大头?
母亲爱听旧戏,戏中有句唱词:“官人好比天上月”。我说“弯人好比天上月”。自然,不是元宵中秋般的圆月。仿佛是一次月全食,地球的暗影袭来,蚕呀么蚕食得紧,后来,只剩得一个月牙儿——那就是我。齐白石笔下的虾,嬉戏浅水,一伸一收,在收的那一刻定格——那就是我。西方一位名叫丘比特的爱神,背着一对小白翅,飞来飞去发人情思,手中所持的那张可爱的神弓——那就是我。天上的彩虹,地上的河曲——那就是我。
出于自爱,我通常只以较为美丽的事物自比。这样,自己弯起来的同时,仿佛也占有了永恒、壮阔、鲜活、精灵之气。我鼓励读者有这样的误会。
俗话说:弯人不是一天造成的。说得真是对极了!有道是百炼成弯,有道是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弯不离身。只要功夫深,直汉弯成弓。我们的黄河,不就是这样形成的,东弯西弯,弯成了万里黄河。
弯了之后,第一个好处是和任何人都有了永恒的话题,而且从来不必备课。比如他问:“你这腰,好像扭了?”我就答。问的词不是“扭了”就是“伤了”、“不得劲了”、“不方便”。接下来一定是“怎么不去看看?”我答些世情再答些科学。几问几答之后,俨然成了熟人。而且,提问的总是学生。如果学生不提问,我就自问自答——我当教师时经常这样,所有的教师都这样。
我的病真是生对了,不是那种难言之隐,要去请教电线杆上的“香港老军医”。这种病在任何场合说起来都是很雅的。脊椎是堂堂正正的骨头,不像有些组织通往不三不四的地方。这个病的全称是“强直性脊柱炎”。强而直,本也不是坏词,比起“肿毒”一类词好听得多。
此病的又一个好处是生得醒目。除了我女儿尚以为当父亲是要弯一弯的,其余的都一目了然。有些病要靠病人自己去宣传,比如胃疼、脚癣、早搏。就说胃疼,一直等到疼得弯下腰,人们才会关切。其实,人们是被弯腰的姿势唤起了同情。而我总是弯着腰,胃还偏偏不疼。可见,生病要生得巧。
与我共同生活的人总是一再被人们提醒,要好好照顾我。面对这种人道主义的关心,他们除了说“这是应该的,我已这么做了”,还能有什么别的回答呢?家庭生活中,不聪明的人总要逞强,以势压人或以理服人。我反其道而行,公开地明白地称弱。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蹊。为天下蹊,恒德不离。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又阐述过“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从一滴水看太阳,老子确实很伟大。
其实我也很伟大。
我的身上无时无刻不产生哲学。
我的病,据说是由于免疫系统信号错乱,将自身当作入侵者来攻击。这才是真正的自相矛盾。可怜我的亲爱的脊椎骨,一个个被自己攻无不克的攻击力干掉了。这应验了那句老话:堡垒总是从内部攻破的。更可怜的是医学界,至今未能抓获人体内的叛徒。叛徒像电脑病毒一样潜伏着,很可怕。
尽管没当成老子,我还有另一次伟大的机会,当一名中国的卡夫卡。
没人知道我面对《变形记》是何等的沮丧。我就是那个格里高尔·萨姆沙,我就是那只无可奈何的甲虫,是我而不是卡夫卡的脊背背叛了自己。我拥有当一只甲虫的全部感觉。可惜我生得太晚了。假如我要创作,只能创作动画片,像《忍者神龟》一样的卡通,爬过来爬过去。
是不是想试试?
既弯之,则安之。
如果有意识地寻找,像找男子汉一样用点力气,弯其实是一种境界。
还是老子在说:“曲则全,枉则正,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
弯更是一种审美趣味。
赵州桥是立体的一例,高高拱起,占了天时,青史留名。九曲桥是平面的另一例,水平摇曳,尽了地利,游人如云。现代人提倡亲爱自然,粗粗一想,凡自然的造物,没见过笔笔直的一根。遥想人类当年,四肢趴地,长背向天,臀圆颅方,天然生趣,何直之有?平而致曲,直至后弯,大到天体,小到心术,莫不如此。这么一想,实在不必妄自菲薄。人生难得一回弯呢。
话虽这么说,初弯之时,心里还是想不开。一次大病,长久卧床,亏得家人照顾医生用心,慢慢好转,试着下床。心想从此可以站起来,不免高兴。谁知站着总是别扭,去镜前照照,站是站了,站得较弯,一点潇洒全无。
在去医院的路上,看着直来直去的路人,心中好生羡慕。触景生情,闷闷不乐。挂完专科门诊的号,去候诊室排队,忽然发现一部分人已经先弯起来了。真是一个好消息!心中的郁闷一扫而空。
记得有个笑话,说有个口吃的人问别人现现在几几点钟。那人不答,再问再不答。口吃者以为他是聋哑人,就不问了,走了。他走,那人“唉”了一声。一旁有人问,刚才为什么不回答。他说:“历历史的经经验值得注注意。”他也口吃,过去回答口吃者,被认为是取笑对方,挨了耳光,历史的经验确实值得注意。我不和与我同病者一起前进,以免被看成半只书名号。更不与之站在街头聊天,否则像阿Q和小D,影子在墙上映出一道虹。那时,是否要来个新的笔名——半虹?
过去看老头爱背着手踱步,心里不解,以为是要摆摆派头。现在才知,人一弯过去,重心就向前了,要做出一个天鹅之死的姿势来平衡。我从不站着抱女儿,而是背她。她像起重机的压铁,帮着我省力。像我这样的人,实在应该去打篮球,始终是努力向前的模样,教练一定喜欢。假如我勤快一些,坚持散步,一定能致富,因为地上的钱无疑是我首先发现。
还是回到医院。过去,我见到医生总有说不出的自卑感,我像一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等候盘查。如今,我是再也教育不好啦,神色就有点不逊。医生照例还是很神气。我敲敲自己的骨头,意思是“你会看吗?”他当然不会。他要是会看此病早就出大名发大财不会坐在这里。然后我就报几个药名,由他来抄方子。这样,上医院的感觉好多了。
我当然是个与众不同之人,所以,从不染指奇装异服。本人就是奇装异服,只此一件,永不磨损。一个人如果弯起来的话,的确十分耀眼。想当明星而四处碰壁者,不妨一学。虽然没人在床头挂自己的尊容,虽然不被抢着握手,请去电视上做如泣如诉的广告,明星效果还是有一点的。本人只要上街,自信必有人观赏,所以从不在服装发式上费心,天长日久,更不计较并计算什么“回头率”。何况,回头看我的人,目光中是绝对没有邪念的。
有一次我赶火车去外地,身背结结实实的一个包,腰间引出一副耳机。途中换公共汽车三辆,经过隧道时将耳机戴上,听听这洞中可有无线电波。车是出奇地空,好几位乘客在看我。见我对视,忙将视线低下去。过了一会又看。我实在是被看惯了,心里非常坦然。下了汽车,阔步通过大厅、候车室、月台,等到在自己铺位上坐下,才发现身上那条关系到文明的拉链不曾关闭。好生凉快。
要是换一个人,会有我的空城计的气魄么?
还是在汽车上。
我怕坐公共汽车。人一弯,占的体积就大。自从成为弯人,才知道上海的乘客们是如何地丝丝入扣。他们容不得我的奢侈,一波一波地要将我弄直。要是真的能直,我早就直着走上来了,还用得着费大家的力吗?
接着就是怕站在姑娘的身后,尤其是梳一根马尾巴的那种姑娘。姑娘稍不满意就摇头晃脑,将马尾巴甩东甩西地赶着苍蝇。本人的整根脊柱像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无法避让,只好以手隔面,似乎害羞。姑娘常常并不因此而饶人,总是将眼睛白过来,白得快时简直就是浪里白条。然而,我还是一青松。我常在心里对他讲:你说呀,说呀。她一说我就能解释,化马尾为垂柳,柳浪闻莺,人间天堂。可是,汽车上的战斗往往是无声片,撇撇嘴白白眼就结束了。为此,我尽可能不乘公共汽车。让无名的姑娘生气,于心不安。
此外还有难堪。在车上,一对恋人相视轻语。我身后的大力士一使劲,就出现了一个第三者。我的头伸在两位之间。我充耳不闻,你们尽可以说下去。你们可以将我看成一根石柱,芦沟桥上的那种,柱头刻着个石狮。你们说下去。我决无打搅你们的心肠。我与石狮的差别只在于我会出汗,汗狮。有时,也真的有人说下去,多半是小伙子,他已深入目中无人的境界。说到不聪明的地方,我很想代他说。我是小说家,一向很会说。可是我必须沉默。人们不回避石狮,就因为它沉默。
依然是公共汽车。汽车是个出故事的地方。等到有一天,我们大家都有了自备汽车,我们会想念那段过去的坏时光吗?在车上,曾有人给我让座,我也给别人让座。但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时代,我总会记得公共汽车上的一则故事。
那是白天。我上车后站在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之后。车不算太挤,没到只用一只脚站的地步。后来就有点挤了,我贴向高大的男子。忽然发现他抱着一个婴儿,婴儿伏在他胸前睡着似的。我高举双手撑住扶手,不叫自己挤了他。大家都不容易是不是。在拥挤的车中,总嫌车开得太慢。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婴儿慢慢抬起头,脸对着我。我看见一双只有婴儿才有的大眼睛,眼圈涂有眼影。她的目光有点迷惘,像在看我,又像没看。我和她面对面,相距不过半尺。心里一惊,停了停,才想到闭目念佛。过了一会,我睁开眼,她正抬着头,眼神依然迷惘。她的男友的右手拢着她。我从不跳舞,没有如此近地与陌生异性对视的经验。面对美丽的脸庞,只好再闭上眼睛。车停站,赶紧躲开,要不然真会打架的。为这样美丽的姑娘打架十分值得,可惜我又打不过人家。
我总是很谦逊地低头弯腰。人要是仰着头,很有点目中无人的神气。而低头像沉思也像反省。要是早生一二十年,我这种人是要挨斗的。我预先培养成这般姿势,斗起来也许少吃点亏。风度其实是不重要的,谦恭才更被人们赏识。这个道理,日本人最懂。但是我不笑,连微笑也不。男人总在微笑,看起来有点不正经。而我是最正派的,从不回头看侧身而过的美人。回头率爱好者见了我只好昏过去,本人永不回头。
而且,本人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好像旧时的皇上,批一句“知道了”。不必再问。
在大学,我免修体育。谈恋爱,我从不将腿走得贼酸还一溜小跑。去登记身份证,工作人员难以确定我的身高。本人只论身长不论身高。早上高一些,晚上矮一点,最后只好折中算了。爬山是我所爱,我常常走不动楼梯,病得猖狂时拉着扶手像拔河一样将自己拔上去。但我却能爬山,见到山就精神了,拄一支杖勤勤恳恳地爬。等我登上山顶,就想:山,我是弯着爬上来的。山应该羞愧。本人在爱的战线上一向成绩平平,就想,弯着尚且如此,一旦直起来是何等潇洒何等魅力,只怕会忙不过来!于是罢了,就弯着吧。
当然也有苦处。晚上睡觉,侧身要一个枕头,平卧要两个枕头。初睡要两个枕头,睡醒只要一个半。弄得枕头很忙。我曾起用空气枕头,可升可降,非常快活。可惜用不久就告了乏,吹气放气常要操作,吹气吹得肺气肿,放气时声音不雅。于是君子不取。
还有一苦是难以想象的。
电影上,情人接吻,两个脑袋如中国的纸扇一开一合,煞是好看。有心想学学不来,只好不变应万变,永远的中正式。好在这样的幸福时刻不多,也就免得常常伤感。
我最大的心病是死后。
只要不是被腰斩,我死起来就有点麻烦。如果也开追悼会,召来亲朋好友恩人仇人,一个个沉痛得肃穆。没想到我来也,躺在车上被推将出来,上身欠起,面带微笑,两颊扑着红粉,是个和众人打招呼的样子,这岂不是闹鬼么?要是吓死个把人,我的罪孽就深重了,地狱因此要加到十九层。
一个人活不好倒也罢了,要是死也死得折腾,没意思了。一个人活着出点风头也罢了,安息之时却像要坐起来,这个风头出得太大了。
为此,心有不安。
不知为什么,我在梦中经常奔跑、跳跃。我常常当上足球运动员,脚下功夫当然杰出,头球也十分了得。醒来之后,不知身在何处。
医生从来嘱咐我睡硬板床,我偏买来软床。我有自己的理论,如能在软床上睡平已是本事,然后可以论硬板。初学围棋,得了几个手筋,便找九段高手搦战,岂不是找死?
去年因眼睛住了一月医院。不能看书,就操练起来。在那张较硬的床上撤去枕头装死。当然疼得很,于是听娜娜·莫斯科里的歌镇痛。很久,忽然砰地一声,全身一震,一节骨头打开了。这对我犹如一声春雷。经过苦练,再躺下去,不多时便听到一串春雷。站起来看看,人直了许多,几乎能冒充含着胸的直人。我将双手抱在胸前,较为得意,盘算着出院后给广有读者的晚报写篇短文,题目也想好,叫作《调戏骨头》。
后来我出了医院,可以看书写字了,却没为晚报动笔。我又回到了自己的软床,操心谋生而不是操心骨头。要是没有饭吃,调戏得笔直的自己不是还会弯下腰来吗?
我的那篇流产的短文有个漂亮的结束。它的最后一句是:
我想做一个正直的人。
〔注〕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他的名著《变形记》讲一个人突然变成一只甲虫后的种种经历,在荒诞中包含了深刻的哲理。娜娜·莫斯科里:希腊著名女歌星。
陈村,是一位身患残疾的作家,与另一位身在北京的作家史铁生一南一北,遥遥相对。他们都很有才华,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好,而且都很有个性。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与疾病和命运的搏斗中对人生的思考。
显然,陈村是一位与史铁生性格迥然不同的人。他豁达爽朗,幽默风趣。在他“弯”了身子之后,真的无怨无艾吗?想来应当会有的,但是他有一种特别的方法,就是“排遣”,用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和自己美好的理想来排遣苦痛和忧伤。他的内心是充实的,他能不断冒出许多乐观的健康的充满生活意趣的想法。《弯人自述》就是这样一篇名文,调侃风趣的笔墨掩盖不住他痛苦的现实,但却表现了他蔑视痛苦勇于面对现实的决心。这也许是最令人感动的。所以读罢这篇文章,不只是觉得风趣可笑,觉得满纸的遐想令人神往,觉得作者才华横溢,言词敏锐,更会发现这位“弯人”真正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坚强的人。
陈村在他的散文集《古典的人》序言中叙述了他深夜写作的经过:“把看到的记下,就是书。将思虑的道出,就是话。夜晚的书中,有许多一段段的闲话,费心写来,要想表示人的生和活。说话和听话,写书和看书,是我们用以表示自己生活的一点办法。我们将白日的愤怒和忧伤,白日的欢喜和无奈,白日的遗忘和记挂,都留在书里了。它停在一行行的汉字上,闭目养神,当你翻开时,它就站了起来,说话。”
能坦白地说出这样话的人,心是正的。正如那句名言“身正不怕影子歪”,心正,也不怕身子弯。这个“弯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很宽阔、很宏博、很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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