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诗群·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新诗鉴赏

《朦胧诗诗群·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新诗鉴赏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作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现代诗的核心意象，我们必须找到并深掘它。这首诗的核心意象是“钥匙”，“钥匙”无论从其表意还是隐喻上来说，都是一个强烈的寻求关系的名词。当这个词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就会联想到“锁”。那么，诗人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就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宏阔的期待视野，“钥匙”被置放在博大的语境中，它为这语境的压力而变形，上升为一种“私人象征” (见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语词固有的意义隐匿了，它刺激着人们去寻找它背后的象征性内涵。这首诗的标题是很讲究的，它让我们在解读时必须放进关系，这就使解读过程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成为活跃的、积极的二度创造了。我们注意到，在第二节，诗人用了一个理性负荷最重的词“红色大街”，暗示给我们这首诗产生的历史语境。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不难体味出“红色大街”的象征性内涵。这首诗里，这是惟一的带有理念性的语词，它犹如一道强光洞彻全篇，规定了此诗的性质。这是诗人较好地处理了现代诗中“藏与露”的辩证关系的结果。这样，我们就将遗失的钥匙与“红色大街”联系起来，整首诗的精神内核便豁然昭明了。

艾略特强调，现代诗对诗人的要求是，“将自己的思想像蔷薇的芳香一样直接感觉”，这首诗就达到了这等境界。诗人用疯狂——失落——怅惘——焦虑——寻找的情感流程灌注到“钥匙”这一复现语象上，展示了生命内部的冲突。这样，我们感悟到的就不仅是一代人寻找灵魂归宿和忏悔过往行动的简单思想，而是一种“具象的抽象”的心灵图画。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红卫兵”那渐渐清醒的灵魂的模样，听到了他温热的鼻息和心音，触到了那枚锈斑苍然的苦难的“钥匙”!这种被“直接感觉”到的视象所涵括的意蕴，显然要比抽象的议论强烈得多。

这首诗在语言的运用上是漂亮的。诗人追求一种语势的舒缓和语境的简隽、明晰，这是为了造成独白式沉吟的效果。我们注意到，这首诗在短小的体制中，频繁地出现了十八个“我”。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第一人称的出现是不具有语法的意义的，如“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我想回家，/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我要去约会，/我向她举起这本书，”“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等。这里的“我”，成为一种纯粹的声音效果，控制了诗歌的速度，形成一种喃喃低语般的、自抚伤痛的语势，是那样撼动了我们的心，犹如一个人在极度痛苦的忏悔中所惯常使用的絮烦的语势那样。这种舒缓的语势与诗人的关系，不是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而是二者的相互发现，或者说，它是和诗人的感情同时呈现的!语势的独特使用，是诗人对诗歌充分本体自觉的表现，声音在此就组织了意义，成为意义的重要部分。语境的简隽和透明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此诗的情感态度，诗人是以一个单纯的“大孩子”的姿势进入诗歌的(同样的姿势还出现在梁小斌《雪白的墙》等诗中)，这样一来，整首诗的背景被处理为简单的日常化情境，“大街”、“荒野”、“抽屉”、“画片”、“三叶草”等等，这更容易为不同层次的读者加入。比起那些采用意象撞击、叠加、时空错位、玄思、暗过渡的复杂诗歌背景的诗来，更具有一种透明的、素朴的品质。而且，这种“大孩子”式的倾诉衷肠，还容易收到深致哀婉的同情共鸣。

这首诗发深沉于简隽，寄至味于天真，是同类题材中格高境奇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