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广秀
百合子是怀乡病的可怜的患者,
因为她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的;
我们徒然有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
但温煦的阳光和朴素的木屋总常在她缅想中。
她度着寂寂的悠长的生涯,
她盈盈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远处;
人们说她冷漠的是错了,
因为她沉思的眼里是有着火焰。
她将使我为她而憔悴吗?
或许是的,但是谁能知道?
有时她向我微笑着,
而这忧郁的微笑使我也坠入怀乡病里。
她是冷漠的吗?不。
因为我们的眼睛是秘密地交谈着;
而她是醉一样地合上了她的眼睛的,
如果我轻轻地吻着她花一样的嘴唇。
戴望舒
这首诗原题《少女》,发表在1929年12月《新文艺》一卷四号上。我们知道,戴望舒在和施绛年相识之前,从没有过恋爱的经历,更何况和日本少女。所以这首诗里的“百合子”,纯粹是虚拟的日本名字。不过,从字面上看,这首诗的确是写日本少女,不仅因为名字,还因为百合子的“家是在灿烂的樱花丛里”,有“温煦的阳光和朴素的木屋”,但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其它日本少女的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这首诗必然另有寄寓,这也就很自然地使我们联想到作者和施绛年恋爱的事实。
戴望舒一见到施绛年便中了爱神之矢,但由于年龄的差距、生理上的不足和恋爱方法的不够巧妙,无法获得绛年的青睐。而由于各种原因,施绛年又不能决绝地斩断和戴望舒的联系,只能虚与逶蛇地应付对方炽热的恋情。可是戴望舒一经堕入情网,即不能自拔,也不愿自拔,哪怕沉尸爱河,也甘心情愿,这是作者笃诚的君子秉性所决定的。感情并没有代替理智,他清楚地知道,施绛年的心中屹立着的不是他这一座坚定的童山,而是另有所爱。可是戴望舒总是理想化地看待她,把人们所说的她的冷漠也看作冻结的火焰,暗传的秋波。明知道施绛年不爱自己,而自己却仍爱着她。这就是作者在诗里所寄寓的真情。
诗仅四节,前两节写百合子怀念家乡,后两节写“我”爱恋着百合子。写百合子怀乡从“想”、“望”两个动作着笔,先说百合子常常沉缅在遐想中,这里的“百尺的高楼和沉迷的香夜”都不能使她留恋。后说百合子常常“茫然地望着远处”,以打发“寂寂的悠长的”日子,冷漠的表情掩盖着燃烧的火焰。这一“想”一“望”的描写,表现的是同一个内容:她不是心死,不是意枯,而是感情别有所钟,只不在“我”身上而已。后两节的情感抒写较为曲折。“我”憔悴,“我”“为她”憔悴,“她”“使我”“为她”憔悴,一波三折,疑虑丛生。“或许是的”为揣测语气,“谁能知道”又加一层疑问,疑象环生中,不见爱的犹疑,只见情的深挚。“有时她向我微笑着”,表朗这“微笑”的罕见,也许正因为她偶一为之,才具有更大的魅力,“使我也坠入怀乡病里”。爱恋之情表达得极其委曲含蓄。至此作者似乎意犹未足,索性放马游缰,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来热处理冷凝的关系:她的“冷漠”,不是无情,而是用“眼睛”“秘密地交谈着”;“我轻轻地吻着她花一样的嘴唇”的时候,她不是厌恶,而是“醉一样地合上了她的眼睛”。这冷关系的热加工不是故作姿态以感化对方的猎爱手段,也不是爱情饥渴而姑作解救的望梅画饼,而是“我”情之所至,必然产生超越现实的理想化心态,“我”对对方的恋情也因之推到极致。
作者是个性格内向而又极善于巧妙地表露心迹的诗人。他认为“诗是一种吞吞吐吐的东西”,其动机“在于表现自己与隐藏自己之间”(杜衡《望舒草序》)。这首诗就是作者这种诗歌主张的出色的实践。他以日本少女的名字为面纱,遮住了他心中的情人的面孔,又以少女对故土的怀念和“我”对情人的热恋的外衣,把心上人不钟情于自己以及自己对心上人诚挚的爱包裹得严严实实,在两层饰物的遮蔽下极尽婉曲之至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情。正象他自己所说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诗论零札》十四)。杜衡也明确指出:他“谨慎着把他底诗作里的‘真实’巧妙地隐藏在‘想象’底屏障里。”只要我们揭开那层层“屏障”,联系作者的实际,就不难看出隐藏在“想象”里的“真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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