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曲子词
定风波·攻书学剑能几何
攻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康。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定风波·征服偻未是功
征服偻未是功,儒士偻转更加。三策张良非恶弱,谋略,汉兴楚灭本由他。项羽翘据无路,酒后难消一曲歌。霸王虞姬皆自刎,当本,便知儒士定风波!
这两首词的原抄件今藏巴黎。由于抄写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故错讹甚多,几不可卒读。以上所录,是任半塘先生校理过的文字,见其《敦煌歌辞总编》卷三。
从文义推断,它们应是两个人的对唱。当我们司空见惯了文人词中占百分之九十九的独唱歌曲,再回过头来读一读这两首词,不禁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原来,民间词里还有这样一种生动活泼的艺术表现形式!
揣想当年演出时的情景,很可能是由甲乙二人分别扮作文武二士,粉墨登场。“武士”斜眸白了“文士”一眼,露出鄙夷而不屑一顾的神态,挑衅地唱出了第一支曲子。他的唱辞可真够尖刻的,一开头就把文士们所致力从事的学业贬了个一钱不值——“你们儒生攻读几卷诗书,学两下子剑术,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出息?”(攻书学剑:汉代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见《史记》本传。后多以‘书剑”为士子的特征。)贬低他人,目的当然是抬高自己,故顺势带出第二句——“你们哪比得上我们这些在边塞沙场上大显身手的武士啊?”(争:怎。骋:逞。偻:聪明伶俐,机灵能干。)接下去三句,进一步炫耀自己的勇武:“瞧,咱武士手持铁一般坚实的长枪,宝剑磨得簇崭新,寒光闪闪象天上的明月,那才叫威风哩!”(绿沉枪:古代名枪。绿沉,深绿色。龙泉:宝剑的代名辞。)十六个字只写两件兵器,不着一话去描画人的形象。但武器精良如此,人物的剽悍更不待言。这便是侧笔的妙用,比正面写人要来得精彩。上片得意洋洋,风头出足,相形之下,文士已显得寒酸、猥琐、黯淡无光。但“武士”兴犹未尽,下片又加倍跌宕。换头处再次折回去用直笔贬抑儒生:“往昔立下战功的军人们才值得羡慕,别瞎吹什么儒士的德行和能耐如何之大了。”(康:大。当时西北方音读作“科”,故可与“何”、“”、“磨”、“波”等叶韵。)末三句更变本加厉,改用诘问口吻:“听说眼下四方边塞都燃起了烽火,请问你们这班儒生,哪位有勇气敢去平息战乱?!(狼烟:古烽火或以狼粪为燃料,敢其烟直而聚。)这一“军”“将”得极狠。盖上文云云,还不过是说文学不如武艺,本领高低,前途大小,见仁见智,无关宏旨,“文士”尽可笑而不答,以示雅量;而一旦问题涉及也不敢挺身而出,为国家戡乱,则事关儒士的人格和荣誉,非同小可,容不得装聋作哑了。然而,这问题又实在不好回答。倘若硬充好汉,投笔从戎,以书生文弱之躯去冲锋陷阵,即无异于犬羊之入虎口;如果自认怯懦,作龟缩之状,那么从此休想再抬头见人:真是进有所不能,退有所不甘,进退两难。在观众看来,“文士”已被逼到墙角,无路可遁了。演出至此已进入高潮,人们当饶有兴致地等着看那“文士”如何下台。这时,只见他不慌不忙,张口唱出第二支曲子来。
“你们武士那点能干算不了什么,咱儒士的能干更在你们之上呢!”(征服:原抄件作“征复”,窃以为当是“征夫”的音讹,不当改“征服”。功:当时西北方音读作“锅”。转:反而。加:超过,在上。)——反唇相讥,“文士”一甩手,也抛出两句大话。何以见得?自有历史为证:君不见汉高祖刘邦手下的头号谋士张良乎?那张良体弱多病,不曾率军作战,但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史记·留侯世家》),楚汉相争,楚强汉弱,而终究汉兴楚灭,可全亏了张良的谋略!(三策:原抄件作“三尺”,任校改“三策”,盖谓张良多次向刘邦献呈妙计良策。然据《礼记·玉藻》,古代士人束腰丝带长三尺。唐王勃《滕王阁序》:“三尺微命,一介书生。”“三尺”正与张良的儒士身份相符,可通,不必改。说见蒋礼鸿先生《<;敦煌曲子词集>;校议》。恶弱:“恶”疑是“愚”的形讹。)“文士”拉出这面大旗只轻轻一晃,便化解了“武士”来势汹汹的进攻招数。脚跟既已站稳,下片就势反击:楚霸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垓下歌》),武功不可谓不高吧?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张良的谋略面前,他还不是四面楚歌,走投无路,落了个乌江自刎的下场?(翘据:原抄件即如此。不辞,待考。一曲歌:《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被汉军围困在垓下时,曾饮酒于帐中,对爱姬虞美人、骏马乌雅慷慨悲歌。)——弦外之音是:你们武士谁还狠得过楚霸王?什么绿沉枪、龙泉剑、“沙塞骋偻”之类的话头快快收起,休要再提了,匹夫之勇,何足道哉!一段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正面的启示,反面的教训,都已说尽,最后便自然而然地遥应前篇,以直截回答“武士”的诘问作收:以古例今,从来就是儒士平息战乱!(当本:原本。)我们书生最善于“定风波”,岂止“敢去”而已?那“文士”成竹在胸,辩口藉藉,眼见得这场“舌战”是他赢了。如若曲子词也援杂剧之例,须用小字注出演员临场时规定的表情和动作的话,此处必定是以“‘武士’垂头语塞科”而告结束。
从这两首词的创作倾向来看,作者当是下层社会的一位士子。创作动机也很明显,大抵当时的社会风气重武轻文,词人的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和伤害,因而借优伶之口为书生们吐气,到娱乐场上去谋取精神胜利。关于其创作年代,任半塘先生《敦煌曲初探》推断为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间(713—755),虽没有直接的证据,但看其中充满着为国靖边戡乱以建功立业的自信心,格调豪健爽朗,确乎是有些“盛唐气象”的。
平心而论,安邦定国自必须文武并重,相辅相成,二士持论都不免失之偏颇;然而“武士”既自负沙场野战之劳在先,“文士”又何妨转而标榜一下帷幄运筹的重要,以“过正”来“矫枉”呢?词中喜剧的争执气氛,活脱脱表现出“文”“武”二士好强斗胜的个性,质朴可爱,并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我们民族那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尽管这两首词的笔触还显得稚拙,但它们的艺术构思却是很精巧的。玉蕴璞中,其连城之价并不因表面的粗糙而遂掩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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