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刘辰翁
柳梢青·春感
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辇下风光,山中岁月,海上心情。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佳节(特别在月圆之夜的元宵、中秋等节日之夜),人们便会油然而生思念亲朋之情。刘辰翁的这首“春感”词,实际就是一首“元宵思亲”之词。尽管他其时正身在故乡(江西庐陵),但由于南宋已经覆亡(元兵于1276年攻占临安,并掳幼帝及太后等北去),所以面对元宵的明月,他心中升起的便是一种“恍若隔世”的“易代”之悲。在这月圆而社稷却已破碎的时刻,他的思绪不禁飞向了沦陷在元兵铁蹄下的南宋故都临安,更飞向了此刻还在海南一带坚持“抵抗运动”而艰苦斗争着的朋友们……“
本词基本从想象与联想落笔。上片是他遥望今夜临安城里“过节”的情景。元宵节本是汉民族极为欢乐的节日。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就曾为它留下过许多优美的诗篇。如唐代苏味道诗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月十五夜》)它就活画出发都城庆祝元宵节的盛况。可是刘辰翁笔下的元宵之夜,却已迥然不同了:“铁马蒙毡,银花洒泪,春入愁城。笛里番腔,街头戏鼓,不是歌声。”此时的临安城里,一队队披着毡毯的蒙古骑兵,正在到处狂驰突奔,这哪还有半点节日的喜庆气氛?联想到不久之前元兵入城的大肆搜捕屠杀以及人民的流离死亡(光宫女投湖自杀者就数以百计),词人想象今年的元宵灯花,似乎还在为死者们流泪志哀。而如果对比于昔年(宋亡前)“金吾不禁”的“不夜城”而言,则现今的临安城简直就成了一座“愁城”!这里,作者特意把“春”与“愁城”紧连在一起写,更显出了“以乐景衬哀”的对比效果,给人以“国破山河在”的强烈悲恸。当然,词人还想象:此时的临安城中,也还是有人在“过节”的,但那已是蒙古“新主人”们,而不再是原先生活于此的汉族人民。因之,那游牧民族的横笛所吹奏出的“番腔”,和那街头演出的充满异族风味的鼓吹杂戏,就再不是昔年承平时代的歌声。其言外之凄然与愤慨,就不言而自明。过片“那堪独坐青灯,想故国、高台月明”,既交代了词人自身所怀的悲凉心情,又起了收束上文和领起下文的作用。刘辰翁在1275年曾参加过文天祥的幕府,从事过短期的抗元活动,兵败后退隐故乡过着“遗民”的生活。“那堪独坐青灯”句,就用独对荧荧如豆之油灯的“画面”,描画出了词人悲凉孤愤的自我形象,而“想故国、高台月明”则化用李煜《虞美人》词意(“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抒写他感怀故国沦丧却又无力回天的哀痛。这两句既点明上文所写,均系对于故国之所“想”(想象),又很自然地引发出下文三个“跨度”甚大却又“勾成一团”的并列短句来。这三个短句中,“辇下风光”是指故都临安元宵之夜的繁华旖旎风光,“山中岁月”是指自己蛰居乱山的凄凉寂寞岁月,而“海上心情”则又把词境拓宽,使自己的思念飞向了南海之畔的崖山,和此刻还在那里进行孤军奋战的抗元将士“心心相通”……其间,既包含着对于社稷变置、故国覆亡的“改朝换代”之悲感,又包含着对于自身窜伏深山、晚境落拓的“劫后余生”之痛悼,更包含着对于文天祥、张世杰等爱国志士们的无限关心与景仰,堪称语极精炼而意极丰富。刘辰翁词,人称“情辞跌宕”(况周颐《蕙风词话》)。此词全从元宵之夜而“独坐青灯”之所“想”所“感”写起,“纵跨”了宋亡前后的两个朝代,“横跨”了临安、庐陵、海南三处地域,表达了亡国之后百感交集的悲苦心情,真称得上是情真意深、跌宕有致的佳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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