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侠五义》简介|鉴赏
一名《忠烈侠义传》,又以《七侠五义》之名刊行。侠义小说,一百二十回。它由无名氏根据说书艺人石玉昆的唱本《龙图公案》(又称《包公案》)改编成《龙图耳录》小说,再由问竹主人改成《三侠五义》。胡适据问竹主人“序”“是书本名《龙图公案》,又曰《包公案》”,“兹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的话,及此书首页“石玉昆述”的题署,推断作品由明代笔记体小说《龙图公案》发展而来,写成《三侠五义》的作者“问竹主人即是石玉昆”。胡适又据壬午(1882年)本“入迷道人”及“退思道人”的“序”,指出“此书曾经入迷道人的校阅删定”(以上均见《三侠五义序》)。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约生活于道光至同治年间,是当时有名的说书人。据云“同治时候尝以唱单弦轰动一时,他尝在一个闭关多年的杂耍馆里唱《包公案》,听众每过千人……他大约死在同治末年”(见李家瑞《从石玉昆的《龙图公案》说到《三侠五义》)。作品成于1871年前, 初刻本为光绪己卯(1879)年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后又有光绪壬午活字本及光绪文雅斋复本、亚东图书馆排印本。初刻本有两个名字,在版头题“忠烈侠义传,石玉昆述”,书的首页用大字题《三侠五义》。书前有光绪己卯问竹主人“序”,退思主人及入迷道人的“序”。光绪己丑(1889)年,俞樾删去首回,因书中南侠、北侠、双侠已有四人,再加小侠艾虎及智化与沈仲之共为七人,遂更名《七侠五义》。由广百宋斋排印,流行于南方。因俞樾所删首回“狸猫换太子”在民间影响很大,故1924年亚东图书馆俞平伯校本仍排印原《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并行。1956年,《三侠五义》由赵景深先生略作删改,交上海文化出版社重印,1979年修订后再次刊印。1980年左右,全国有十余家出版社争相重印了《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
《三侠五义》的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大概在二十七回以前,主要写公案。首回写了“临产换太子”故事。这个故事是把元杂剧《抢妆盒》与明人小说《包公案》“两种故事参合起来,调和折衷”,而“组成”的(见胡适《三侠五义序》)。故事写宋真宗与同时怀孕的李、刘二妃相约,生子者立为正宫。李妃先生子,刘妃与太监郭槐密谋,用剥皮的狸猫换出太子并令宫女弃于河中。真宗听说李后生“怪物”,便将她贬进冷宫。但宫女寇珠不忍淹死太子,暗将太子付与太监陈琳,送至八大王处作为第三子养育成人。后真宗无子,将他立为东宫。太子入宫时曾参见李后,刘后因而进谗,真宗下令“赐死”李后,幸宫人余忠代死,李后装作宫人逃至宫外。真宗死后,太子即位为仁宗。李后遇包公“放告”,诉说冤情,冤案得到伸雪。作品接着叙述包公出生及断案故事,如乌盆案。铡庞昱,处死葛登云等。作品的后一部分,主要写五鼠与南侠展招之间的纠葛来往。白玉堂寻展招合气、闹东京,是其中重要的故事。白玉堂是陷空岛五鼠之一,绰号锦毛鼠。他武艺高强,仗义行侠,又生性高傲,易轻举妄动。他听说展招被皇帝呼为“御猫”,便要与展招比艺,又入开封府与皇宫干了一系列杀奸、留诗、盗宝的事。诳展招去陷空岛,后五鼠闹东京,终在包公感召之下,投诚立功。后来襄阳王赵珏谋反,五鼠随清官颜查散探访,白玉堂冒险盗盟书,惨死在铜网阵中,众人破军山收服钟雄,故事至此暂告结束。
《三侠五义》中的清官包公,表现出了刚正不阿、廉洁公正、秉正除奸的性格特点。如他敢于指责皇帝“陈州放粮,不该信用椒房宠信之人”(第九回)。他在查赈时,又能铡死克扣赈款、强占民女的安乐侯庞昱,处死强占民女的威烈侯葛登云,审理了乌盆案件等。作品突出了他的不畏权贵敢于和皇亲国戚斗争的精神,如他铡死太师之子庞昱,明知其父庞吉要报复,却表示:“我包某秉正无私,一心为国,焉怕你这鬼鬼祟祟。”他不但不就此歇手,并决心要“作几件惊天动地之事”,以“显显自己胸中的抱负”(第十五回)。包公形象保留了不少民间气息,反映了人民渴望申雪冤狱除奸去恶的要求,基本上应予肯定。但《三侠五义》中的包公形象,比之元、明戏曲与小说中的包公,忠君思想大大加强了。他除暴去恶的重要动机是“为一人除害,为万民分忧”,他多次表示自己平反狱冤、锄恶去奸的宗旨是“一来不负朝廷,二来为民除害”(第十五回)。故为君为民在他身上是统一的,而尤以“忠君”为首要。因此虽然有时冒犯皇亲国戚,皇帝仍然喜爱他,赞扬他“忠心报国”,所以他也把实现锄奸去恶澄清吏治的希望寄托于皇帝的“圣明”。他与《鲁斋郎》、《陈州粜米》中包公运用智慧斩除恶人,为了替人民除害,宁可丢官不怕触犯权贵的包公形象相比,自然要逊色得多。《三侠五义》中的其他清官形象颜查散、倪继祝等也都具有忠君与爱民的两个方面。作品在强化清官的忠君思想时,对皇帝自然也加以美化。如称赞他重用贤臣、器重人才等等。
作品中的侠义人物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仍具有锄强扶弱仗义行侠的特点,如展招“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心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第十三回)。他出场就杀死金龙寺内谋杀人命抢掠妇女的恶僧,慷慨赠银给三宝村贫民胡成妻子王氏;双侠之一丁兆蕙慷慨好施,救活寻死的周老儿,为他恢复了酒楼;钻天鼠卢方忠厚而富于友爱精神,打倒严奇,救护村女,与兄弟们相处有逾骨肉。白玉堂机智勇敢有正义感。他虽因不服“御猫”之称与展招闹气斗性,但他敢于夜进开封府,寄柬留刀,盗取三宝,又暗入皇宫,杀太监郭安,在忠烈庙题诗,表现出了一些藐视皇权与王法的精神。因此,这个人物较多地获得了人们的喜爱。但是《三侠五义》中的人物,较之《水浒传》等作品中的侠义人物有很大不同,不论“七侠”,还是“五义”,身上都具有对大僚与皇帝驯服的一面。如展招先在民间行侠,后受包公感召,效力皇家,做了“御前四品带刀护卫”。皇帝见他表演高超的武艺,失口说:“这那里是个人,分明是朕的御猫一般”,他听到后马上磕头叩谢,以“御猫”之称为荣,表现出十足的奴性。其他五鼠,虽称霸于陷空岛,作了些蔑视皇家权威的事,但后来一个个都归顺了朝廷,为皇帝效力。他们见包公与皇帝都身穿“罪衣”,以“罪民”自居。其中最不驯服的白玉堂被封为四品护卫时,也“心平气和,惟有俯首谢恩”(第五十八回)。后来为了效忠皇室,平定藩王叛乱,他冒生命危险盗取襄阳王谋反的盟书,终惨死在铜网阵之中。所以《三侠五义》的侠士又具有严重的奴性,鲁迅说:“凡侠义小说中之英雄,在民间每极粗豪,大有绿林结习,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 (见《中国小说史略》),他们“虽在钦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对一方面固然必须听命,对别方面还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奴性也跟着加足”(见《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三侠五义》中其他内容,也有这复杂的两面。作者描写了众多市井人物,反映出他们善良忠贞的品德。如写了好心肠为盆儿鬼鸣冤的张别古,为人忠厚一心救助李后的范胜、范宗华父子,收留邓九如的汤圆铺的张老,认金牡丹为女的渔翁张立,机灵的书僮雨墨,可爱的丫环佳蕙等,表现了为“市井细民写心”(见《中国小说史略》)的特点。作品又揭露了政治与社会的黑暗,暴露了封建统治的腐朽。如写国舅庞昱在陈州放粮时克扣赈款,强抢民女,扰害人民;庞太师纵子为恶,谋害正直大臣;刘后陷害李后,要溺死她的儿子,设法使皇帝将她打入冷宫,并置于死地;威烈侯葛登云依仗权势,强抢民女;财主苗秀勒逼穷老儿,卖女抵债;赵大谋财害命,将刘世昌的血肉和泥做成乌盆,凶僧萧道智谋财害命,勾搭妇女害死丈夫等等。此外,还写了贪官孙珍、恶霸马强、淫棍花冲等。这些是值得肯定的方面。
但作品又有写“怪力乱神”,宣扬封建迷信等局限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前一部分写包公的生平与断案活动中。如奎星投胎、狐狸报恩,魂附乌盆告状,血滴古镜照魂,用游仙枕入地府等。此外,作品中存在着较多的封建伦理观念,如肯定民对官、奴对主的忠顺,宣扬妇女的三从四德等。反映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点。这些表现了作品局限的一面。
《三侠五义》由说唱文学发展而来,故保存了较多的生活气息,独具艺术特色。俞樾赞扬它“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见《重编七侠五义序》)。故它在人物描写上,既具有“粗豪”的特点,又有幽默的味道,鲁迅也肯定它“写草莽豪杰,辄奕奕有神,间或衬以世态,杂以诙谐,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见《中国小说史略》)。如鲁迅举以为例的三十九回中众人议论白玉堂“进京来找御猫”的一段说:
……公孙先生在旁,听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来找大哥,却是要与大哥合气的。”展爷道:“他与我素无仇隙,与我合什么气呢?”公孙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们五人号称‘五鼠’,你却号称‘御猫’,焉有猫儿不捕鼠之理?这明是嗔大哥号称御猫之故,所以知道他要与大哥合气。”展爷道:“贤弟所说,似乎有理。但我这‘御猫’,乃圣上所赐,非是劣兄有意称‘猫’,要欺压朋友。他若真个为此事而来,劣兄甘拜下风,从此后不称御猫,也未为不可。”众人尚未答言,惟赵虎正在豪饮之间,听见展爷说出此语,他却有些不服气,拿着酒杯,立起身来道:“大哥,你老素来胆量过人,今日何自馁如此?这‘御猫’二字,乃圣上所赐,如何改得?倘若是那个什么白糖咧,黑糖咧,他不来便罢,他若来时,我烧一壶开开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滞气。”展爷连忙摆手说:“四弟悄言。岂不闻‘窗外有耳’?……”刚说至此,只听得拍的一声,从外面飞进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赵虎擎的那个酒杯之上,只听当啷啷一声,将那酒杯打了个粉碎。赵爷唬了一跳,众人无不惊骇。……
一小段文字写了公孙先生的善于剖析事理,展招的大度、机警,马汉的粗豪、风趣,真是“奕奕有神”。
《三侠五义》所写“粗豪”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象白玉堂的骄傲好胜,蒋平的机智,艾虎的粗中带细,欧阳春的稳重,赵虎的卤莽”(见赵景深《三侠五义前言》)。其中以白玉堂写得最好。作者写了他的高超的武艺与侠义精神,更多地描绘了他“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的缺点。“白玉堂的许多短处,倒能教读者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有这些近情近理的短处,我们却格外爱惜他的长处”(见《三侠五义序》)。胡适的分析,说明《三侠五义》写人物注意艺术的真实性,符合塑造典型的辩证法。这也是《三侠五义》人物描写方面的一个成就。
《三侠五义》的出现,在当时有使人耳目一新之感,故鲁迅曾指出:“值世间方饱于妖异之说,脂粉之谈,而此遂以粗豪脱略见长,于说部中露头角也”(见《中国小说史略》)。它对后来《彭公案》、 《永庆升平》等作品的大量出现,也产生了影响。
《三侠五义》的结构也很巧妙,大故事中套小故事,故事之间衔接紧密,故问竹主人序赞扬它“接缝逗笋,亦俱巧妙无痕”。如白玉堂闹东京自三十三回起至四十三回止,中间三十五回至三十九回描述了颜查散柳洪故事,然后巧妙移入白玉堂故事。
俞樾指出的“闲中着色”,确是《三侠五义》在人物描写方面的一个特点,如写包公至草州桥询问里正的一段话:
包公问道:“此处是何地名?”范宗华道:“不是河,名叫草州桥。虽然有个平桥,却没有桥,也无有草,不知当初是怎么起的这个名儿?连小人也闹的纳闷儿。”两旁吆喝:“少说,少说!”老爷又问道:“可有公馆没有?”范宗华道:“此处虽是通衢大道,却不是镇店马头,也不过是荒凉幽僻的所在,如何能有公馆呢?再者也不是站头……”包兴在马上着急道:“没公馆,你就说没公馆就完了,何必这许多的话?”……
这是包公作“惊天动地之事”,平反“狸猫换太子”冤狱前的一段插曲,作者能好整以暇大写范宗华噜囌。它令人生笑,但对后面的重要情节起了映衬作用,收到“闲中着色”、静中见动的效果。
此外,作品全用活的口语写作,充分表现了说唱艺术的特点。如六十六回描写花蝴蝶盗珠灯被擒所用的语言:“他此时是手儿扶着,脖儿伸着,嘴儿掩着,身儿探着,腰儿哈着,臀儿蹶着……真是福样儿。”显示出语汇的丰富,用语的通俗生动,表现出幽默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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