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女英雄传》简介|鉴赏

《儿女英雄传》简介|鉴赏

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旧闻》、《正眼法藏五十三参》，又题作《儿女英雄传评话》。侠义小说。原作五十三回，因“蠹蚀之余，仅有四十卷可读”(见马从善“序”)，故只刊行四十一回(包括“缘起”一回)。作者文康，字铁仙，一字悔庵，号燕北闲人，满州费莫氏，镶红旗人。约生于乾隆末、嘉庆初，卒于同治四年(1856年)以前，一说生于道光初年，卒于光绪初年(见李玄伯《儿女英雄传作者文康的家世》)。据马从善“序”，小说作于文康的晚年，约在道光中。首由马从善刻于光绪戊寅(1878)年。为北京聚珍堂活字本，前有伪托的雍正年观鉴我斋“序”及乾隆甲寅东海吾翁的“弁言”， 有马从善“序”。后来有光绪六年(1880年)董恂评本，北京聚珍堂活字印刷，题《还读我书室主人评儿女英雄传》，评本对初本讹误作了订正，是较有影响的本子。又有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附有插图。另有上海申报馆排印本，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此外有残阙的三十九回抄本(存北京图书馆)。

《儿女英雄传》写何玉凤与安骥一家的故事。何玉凤本是大将军纪献堂部下中军副将何杞之女，因何杞拒绝纪献堂聘何玉凤为媳的要求，遭陷害死于狱中。何玉凤便与母亲逃离家乡，化名十三妹，等待时机报仇。何杞结义弟兄、何父得意门生安学海任河工令，因没有额外送寿礼，被河道总督陷害下狱。其子安骥押着变卖家财所得的三千两银子为父赎罪，途中逢来往于江湖之上的十三妹。在能仁寺凶僧要谋财害命时，十三妹救了安骥，并做媒令安骥与同时被救的张金凤结成婚姻，并赠宝弓，使安骥顺利到达淮安。安学海获救后，无心富贵，便弃官不做，终于访到何玉凤。时何母已病死，何玉凤正准备为父报仇，但从安学海处知道纪献堂已被皇帝处死，于是听从劝告，扶柩随安学海回京。因何玉凤曾代收安骥的祖传砚台，安骥也藏有何玉凤的弹弓，后经劝说，“宝砚雕弓完成大礼”，何玉凤便与安骥成婚。安骥在二妻的讽劝下，发愤读书， 中了探花。先放乌里雅苏台的参赞，不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改放山东学政，加右副都御史衔。后来“金、玉姊妹各生一子，安老夫妻寿登期颐， 子贵孙荣”(见第四十四回)。因安骥二妻名金凤、玉凤，故作品原名《金玉缘》。

《儿女英雄传》首先通过写安学海家道复兴，表现了“全福家庭”的理想。作者出身官僚世家，但“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故著书以自遣”(见马从善“序”)。但他写安骥一夫二妻和睦相处，科场仕途一帆风顺，位极人臣，父母寿考、子孙荣贵，完全是“抒其未遂之志”(见马从善“序”)，表现自己的理想。鲁迅曾对比曹雪芹与文康说：二人情况“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见《中国小说史略》)。胡适也指出“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康则“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故《儿女英雄传》“只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作的如意梦”(见《儿女英雄传序》)。作品所表现的这种重振家声与复兴社会的思想，是封建社会末期矛盾加剧时出现的一种思潮，它“代表对一个快要过去的时代的名教的眷恋与荣华的憧憬”(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代表了没落阶级的思想倾向。

《儿女英雄传》又充满道德说教，大肆宣扬了封建伦理观念。作品以写“儿女真情”，“英雄事业”为标榜，并将两者混为一体，说“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儿女心”(见《缘起首回》)。故作品写十三妹是“英雄儿女之概，备于一身”的典型，写安学海父子效力朝廷是“忠”，安骥千里救父、何玉凤为父报仇是“孝”，何玉凤点“守宫砂”，张金凤、何玉凤克尽妇道是“节”;安学海寻找何玉凤，为何杞夫妇建墓是“义”，故“全福家庭”又是封建道德的典范，五信全备之家。

作者又以“作善降祥”为创作的指导思想，故作品贯串着因果报应的描写，整个安家的家世重振，都与作善积德有关。如安骥考举人时阅卷的娄主政本来已将他的卷子“丢在一边”，但在梦中先后有安骥祖岳父与岳父化成的老者与神道一再指示，“这人的名字已经大书在天榜上了”，故他便将安骥卷子荐上去，后来竟然中第六名，说明“幽暗之所，没一处不是鬼神”(见第三十五回)。

但文康“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对“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见马从善“序”)颇多感触，故作品有许多揭露现实黑暗之处。如写安学海处在“有天无日”的河工任所，不行贿赂，就被河道总督派到容易决口的地方，最后弄得变产赎身;何杞不答应婚姻，被纪献唐投入监狱而死，这些表现了吏治的黑暗。河台谈尔音因贪污被查办，一次能赔出二十万两银子，反映出官僚贪黩的情形。其他如赶驴的脚夫“依势图财”，能仁寺凶僧谋财害命，蹂躏妇女，则反映出社会的黑暗。

《儿女英雄传》除具有一定揭露性外，又具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如写旗人的婚礼，科举的考试与填榜，北京的饭馆街市，各地的庙会等细节，有助于人们了解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其中科举考试、填榜等情形，作者据实描写，并无贬意，但我们从中看到了科举制的毒害。如安骥中举，喜报送来时，作品对安学海夫妇、安骥夫妇、丫头长姐儿、舅太太、安骥的丈母娘等人各种欣喜、激动、哭笑失常的描写，客观上具有揭露的意义。如写安骥说：

原来他从听得“大爷高中”一句话，怔了半天，一个人儿站在屋里，旮旯儿里，脸是漆青，手是冰凉，心里乱跳，两泪直流的在那里哭呢?”(见第三十五回)

它写安骥中举激动得慌乱哭泣，与《儒林外史》写范进中举高兴得发疯，动机不同，但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品所塑造的侠女十三妹形象，获得了人们的喜爱。她急义好侠、富于同情心。偶然听到赶驴的脚夫要害人谋财，便暗中相随;听安骥诉说父亲遭冤，便气愤异常，“口角儿一动，鼻翅一扇，那副热泪就在眼眶儿里滴溜溜的乱转”(见第五回)，后来终于在能仁寺救下安骥。她心地善良又有些粗莽。为了使安骥与张金凤途中便于照顾，成就这“天生一对”，她做媒要他们结成美满姻缘。安骥“古执不通”，坚不答应，她就举起刀来要杀，吓得安骥拔脚就跑。这些行动使人感到莽撞，但却直率可爱。但作品后半部中的何玉凤忽变成“贤淑”女子，不免煞风景。故《花朝生笔记》指出：“自何玉凤归安氏后， 意义渐趋平衍， 读者病之”。如婚后几天，便讽劝安骥取功名，大谈“金花”“琼林酒”、“作夫人”(见第三十回);她见安骥在新居写了“春深似海”，为她取了个“萧史”别号，便“颇颇不然”(见第二十九回)。她不但“孝顺翁姑，相夫教子”，而且查租核帐，“持家理纪”，乃至行权出令处分奴婢(见第三十三回)，居然是贾探春、王熙凤式的人物。这些描写不但宣扬了各种封建观念，也严重破坏了人物性格的统一，因而鲁迅批评这一人物“性格失常，言动绝异，矫揉之态，触目皆是”(见《中国小说史略》)。

《儿女英雄传》艺术上显著的特色是具有浓厚的平话气息。作者久居北京，熟悉民间说话艺术，有意模仿说书人的口吻，运用了北京口语叙述，而且语言风趣、幽默，故深得平话叙事状物细微生动的特点。如写十三妹弹打凶僧一段说：

只见斜刺里一道白光儿，闪烁烁从半空里扑了来，他一见，就知道有了暗器了……他便起了个贼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里想着且躲开了颈嗓咽喉，让那白光儿从头顶上扑空了过去，然后腾出身子来再作道理。谁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儿来得更快，噗的一声，一个铁弹子正着在左眼上。那东西进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后脑杓子的脑瓜骨，咯噔的一声，这才站住了。那凶僧虽然凶横，他也是个肉人，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这等一件东西，大概比揉进一个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哟”一声，咕咚往后便倒，当啷啷，手里的刀子也扔了。见第六回

这里有干净利落的描述，更有冷隽的解说。它妙趣横生，引人失笑，表现了作者使用语言的才能。

《儿女英雄传》在叙事时，作者插话频繁，且充满说教与考据，时常打断故事叙述，破坏形象描写，又文康喜满口掉文，人物语言引经据典太多。这些也妨碍了作品的通俗性，是艺术上的一个缺陷。

《儿女英雄传》对后来的文学产生过影响，《续儿女英雄传》等书的出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其中十三妹故事，更先后在《年大将军传》、《十三妹三刺年羹尧》和《清宫秘史》等作品中一再被描写，在戏曲、平话中也广为演出。但作品语言的风趣、幽默、生动，后来的作品很少能与它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