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海升沉录》简介|鉴赏

《宦海升沉录》简介|鉴赏

一名《袁世凯》。历史小说，二十二回。黄帝嫡裔(黄小配)著。 清宣统己酉(1909)香港实报馆出版。封面署“宦海升沉”，标“近世小说”。卷首有黄耀公“序”。

《宦海升沉录》以袁世凯在晚清官场进退升沉的事迹为骨干，真切地展示了自甲午战争前夜至光绪慈禧逝后的十数年间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历史进程。袁世凯初以故家子、功臣后的身份，入李鸿章幕府办理洋务。随派为朝鲜商务委员。继而有甲午战争之衅。其间，袁世凯的实情告急电文，屡被电局总办因惧战而改易，遂使李鸿章以为情势和缓，未加援充，结果致遭惨败，北洋大权便入荣禄之手。袁世凯因李鸿章的举荐，依然极见信任，操演排练，整肃军容，居然东西各国亦为之侧目。这时，正值康、梁公车上书，一帆风顺，便与光绪帝谋议革新政治，又运动于袁世凯。袁世凯表面敷衍，心中疑惑，即经荣禄向西太后告密。维新运动失败，康、梁流亡，六君子殉难，西太后垂帘听政。闻立端王子为大阿哥，端王便恃势蓄异志、弄权秉，密商于刚毅，以南下清查财政为名，搜刮巨款，中饱私囊;又利用义和团肇事，私发伪诏谕挑祸。袁世凯极力反对，并联合督抚立约抵制，因遭排挤亦甚。幸有荣禄卫护，又以戊戌有功，西太后尚见信任。义和团既败，端王阴谋亦穿，袁世凯升任直督兼镇北洋。传有中俄联盟之议，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反对，朝廷下令镇压，而袁世凯却对代表亲切勉励，款待有加，诚求批评，以期日后;便有刺客被获，亦主张各行其志，不能相强，赠金开释， 自谋前路。会当日俄战争爆发，尚且能严守中立，即有党祸云涌风起，亦不愿随意处置。权柄日大，势力渐增，得有留欧学生联书劝其反正，寄托希望。虽袁世凯坦然视之，无置可否，然朝廷中新旧之争、满汉之辩已是山雨欲来，倾轧日烈。西太后敛权内调，袁世凯稍得喘息。一俟光绪慈禧相继逝去，便更不见容于一班王公大臣。于是，虚言伪语，设谣造事，袁世凯终得辞职下野，归去项城故里。

《宦海升沉录》叙写袁世凯大半生的官场发迹与衰落的风云变幻，意在用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道理晓告宦海中人，以为龟鉴。同时，亦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下暴露了清王朝穷途末路残阳夕照中的黑暗与腐败，揭示了清宫廷保守维新噪杂喧闹里满汉矛盾的复杂与尖锐。种种昏庸衰朽，媚外卖国，寡廉鲜耻，勾心斗角的表演，无不应有尽有。军机行走，是模棱两可，毫无决断;官僚名士，则颟顸固执，空论疏言;张佩纶既能大敌当前，落荒而走，当然亦会改易电文，以叶障目;段芝贵为提携而夤缘，极尽阿谀奉迎、投其所好之能;端王爷弄计擅权，几可瞒天过海，为所欲为;徐桐与刚毅，一个是不大识字，一个是不识大字，居然名列大学士，亦雅集附庸，尽得风流。如此这般的官场丑态，并不是一般的罗列排比，而注意与政治斗争、社会进程相联系，从而已然蕴含着一种历史走向的必然。那无学却有术的袁世凯，虽具善于钻营、极其狡诈的非常心计，亦毕竟遭受满室清贵的倾轧排挤，而终究落魄下野。其中不仅有唇枪舌剑的明论，有勾心斗角的暗议，而且更有破口拍案、抬手举枪的闹剧出现，这很可以见得清王朝对汉人官员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注目于满汉界限的防范内容，既与“为着种族革命的利益”(阿英语)的政治立场有关，亦正深切地表现了“皆有所为而为者”(扬世骥语)的写作宗旨。

《宦海升沉录》作为表现近世之事的历史小说，既须遵循史实，又不能拘泥于史家，这艺术的加工与合理的创造，关键在于有一个适当的线索导引与组织结构，而袁世凯的显隐升沉轨迹，恰是一个甚佳的选择。在纳入重大历史事件时，又能避免直截笼统的描述，而更注重于幕后侧旁，用言语举止、关系纠葛的细节来作具体的呈现与展示，所以见得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尤其可以重视的是，形象塑造的不简单化与脸谱化，能切实地表现出人物内在的丰富性与真实性。这特别体现在袁世凯的刻划上。且看会见留日学生义勇队代表的一节：

少顷置酒入席，袁世凯居然以客礼相待，让刘、汤二人坐客位。二人正谦让不已，后见袁世凯出于至诚，又被强不过，只得就座。袁世凯即坐了主位，随举杯相劝。席间谈论时务。因那时袁世凯正在增练北洋陆军洋操队，恰见刘铁升、汤荣健都是个留日武备学生，不久卒业的，也向他二人询问东洋军政。他两人一问一答，口若悬河。袁世凯甚为敬服，却道：“中国人材缺乏，正在需人而用。且自经甲午、庚子两场战祸，一切军队遇着洋兵，即望风而溃。今两位有此学问，他日学成卒业，学问必更为超卓。将来治军，实是国家之幸。”刘、汤二人齐道：“鄙人只初习皮毛，不过既辱明问，聊以塞责。不图大人过奖至此，实在惭愧惭愧。”袁世凯道：“不是这样说，你看鄙人仅练三两镇陆军，尚须聘请外人来做顾问，若中国早见过外人军法的，象两位学得专门，何至借材异地?今见两位高论，更信专门实学是紧要的。若是不然，象从前在弓刀手里头挑取将官，或是因军营保举，挣个名字，得点门径，做到提镇，就出来带兵，也就是什么宿将，怪不得甲午年间，一见阵仗，总不是外人敌手咧!故本部堂并不是过奖两位，还望两位不要自弃，须勉力前程才好。”二人听了，更为感激。又向袁世凯询问北洋现在练兵的情形。整整谈到夜色迷濛，方才别去。(第十二回)

真可谓是“杯酒释兵权”，“一夕话，消灭了一个庞大的反抗运动”(阿英语)，这实在惟有集欺骗手腕与政治才干，阴谋权术与胆识学问于一身的袁世凯才能做到。所有的褒贬赞叹都已消溶在客观生动的叙述描写之中，而没有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鲁迅语)的毛病。至于阿英认为作品从满汉角度“恭维袁世凯”，以人物出发“写得过于英雄”(《晚清小说史》)，只须注意两点，一则作品写的是1909年以前的袁世凯;二则作品其实对袁世凯还是有着比较清醒且近乎预言般的评价的，所谓“向做专制官吏，便是独立得来，终不脱专制政治，于国民断无幸福”(第十五回)便是。因此，在暴露官场生活，描摹历史投影方面，《宦海升沉录》确实“自有其独特存在的价值”(《晚清小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