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西游记》简介|鉴赏
清代白话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续书之一,四十回。不题撰人,仅署“天花才子评点”。关于本书的作者,说法不一,有说即吴承恩作,见吴玉瑨《山阳志遗》卷四,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有说为梅子和作,见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五,按语引清袁文典《滇南诗略》,谓《续西游记》“与梅子和《后西游记》别是一种”。今按此书刘廷玑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曾论及,创作年代最早亦在明末,最迟在康熙年间,不可能出吴承恩手,是否为梅子和作,证据尚不足,姑存疑。天花才子姓名与生平亦不详。今存最早刊本为本衙藏板本,其后尚有贵文堂、务本堂藏板、金阊书业堂、大文堂藏板、会元堂藏板等刊本,现有春风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的校点本。
作品以《西游记》之后篇名义出现。述唐僧取经后二百余年之唐宪宗期间。由于皇帝“听信奸佞”, “既好神仙, 又崇佛教”,而世俗僧人,已“不识那清静无为、善世度民之妙理,却只以祸福果报聚敛施财,庄严外象,耸惑愚民”,使当年历尽劫难取经归来的玄奘师徒极为惊诧和寒心,把这一切禀报如来,如来说,这是因为, “昔年传经时,因合藏数, 时日迫促,不及令汝将真解一并流传。故以讹传讹,渐渐失真。”如果想要挽救这一颓势,即“必须仍如求经故事,访一善信”,复到如来处“求取真解,永传东土,以解真经。使邪魔外道,一归于正。”(五回)由此,遂有唐半偈(大颠和尚)率小行者、猪一戒和小沙弥师徒四人重赴灵山,求取真解而归的故事,这便是《后西游》的梗概。这师徒四人除唐半偈和《西游记》中的玄奘没有直接关联外,其余三人皆与老一代取经的三位徒弟有着或此或彼的关系。比如小行者也是生于石中,为孙悟空“嫡派子孙”,且得悟空金箍棒与诸多法力。猪一戒为八戒随师取经后高翠兰所生之子,小沙弥亦为沙和尚门徒,奉师命特来护卫唐半偈求取真解。就这样,历尽艰险,取得真解,皆成正果,全书亦终。
《西游记》中宣扬的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而《后西游》的作者则属于儒、释混同论者,却又有着独自的特色。作者认为: “文字不拘儒、释、玄,但能有补即真诠。”在他看来,不要拘泥于三教的文字表面,而要看它能否有补于国计民生,这种认识,应该说是较开明的。即如对儒、释二家,他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他们各有优劣, 未可偏废。认为“儒、释从来各一家,儒有儒之正,儒有儒之邪;释有释之得,释有释之差。大家各不掩瑜瑕。你也莫毁我,我也莫誉他。”所以,他认为儒家“虽是孔仲尼治世的道法,但立论有些迂阔。” “衣冠礼乐,颇有可观。只是其人习学诗书,专会咬文嚼字。外虽仁义,内实奸贪。”这是对封建社会中以儒家诗书礼乐起家而窃取了高位者的深刻揭露。同时,也在本书中对受儒家思想毒害而成为酸腐迂阔、虚伪荏弱的小儒的可怜与可鄙也予以生动的刻划与鞭挞。对于佛教,尽管本书的主旨在于写“求取真解以解真经”,但对于佛徒的末流,即所谓装僧们的邪门外道、愚弄百姓的罪恶行径的深刻揭露,是全书故事的奠基石,这便不难看出,作者对佛教依然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这是作者思想值得重视的首要一面。
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揭露除了上述诸方面外,还有着较为广泛的抨击面。比如,封建统治者一贯用来愚弄人民的因果报应与祸福寿夭等论调,在本书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揭露。书中对“前世冤业,今生注报”的谬说,借小行者的质问提出发人深省的针砭,他说: “若说今世无冤遭刑,足以报前世之冤业,则善恶之理,何以解明?若今世仍使其犯罪致戮,以彰善恶之不爽,则前世之冤愆终消不尽。况前世又有前世,后世也有后世,似这等前后牵连,致使贤子孙终世受恶祖父之遗殃,恶子孙举世享贤祖父之福庇,则在上者之善恶昭然不爽,在下者之善恶有屈无伸矣。恐是是非非,如此游移不定,不足以开舞文玩法之端乎?”对于寿夭本于善恶的谬论,书中也借小行者对秦广王的质问予以深刻的揭斥。他说: “若是……人之生死,皆有定数,这不叫作寿夭本于善恶,特是善恶本于寿夭了。若果如此,则善人不足敬,恶人不足惩。”因为凡人在“未生时,善恶尚未见端”,北斗星君就先注定其寿夭, “既先注定了”,则所谓因恶折寿者的“这段恶业,皆北斗星制定,他不得不犯了。”他又发现了所谓公正的阴曹更是弄私舞弊的场所,他把阴曹“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的对联改为“是是非非地,毕竟谁是谁非?明明白白天,到底不明不白。”这是何等的辛辣与大胆!又如对当时以科举起家窃踞高位的大僚们的罪行以“文明天王”为典型予以刻划,说他既以文压人,又以财压人,穷书生即使拿得动文笔,却拿不动金锭,则只有受人欺凌而无可奈何的了!这些,都是本书中值得肯定的思想。
本书的写作技巧皆谓其不如《西游记》,但也应作具体分析。有些人物和场面的描写并不比《西游记》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说它比起《西游记》 “行文造事并逊”,未必切当。清初刘廷玑是第一个评论此书的人,他在《在园杂志》里对续书大加贬斥,唯独认为“《后西游记》虽不能媲美于前,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若《续西游》则成狗尾矣。”诚然。在文风上,本书的俏皮和幽默,确乎是极具特色的。
书前有《序》一篇,孙楷弟先生谓为无名氏作。但从内容看,当为作者自序。试看“大事因缘,谓不信请质灵山;真诚造就,如涉诬愿沉阿鼻”,便可证实。
书中的大颠和尚, 史有其人。且与韩愈有过联系。韩集有《与大颠师书》三通,宋人亦有疑为伪托者。但据乾隆《潮州府志》中《大颠传略》记载了他确与韩愈相识。故书中亦论及韩愈谏佛骨事以及与大颠之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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