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小说

汉代小说

与先秦时期叙事文学的尚未独立相比，汉代出现了一批初具小说形式特征的作品。其中，一部分是沿着神话传说、史传文学中志怪内容的轨迹发展而来的志怪小说，还有一部分是借鉴寓言故事和史传文学中记载人物言行的手法写作的志人小说。需要说明的是，《汉书·艺文志》所载十五种小说均未留传下来，现存的作品有的虽题名汉代人所作，但实为假托赝品。

从内容和体裁上看，这一时期的小说有志怪、志人两种类型。志怪小说指记述神仙鬼怪、妖魔异物、佛法灵异等内容的小说，保存了很多民间的故事传说，也带有浓郁的迷信色彩。志人（又称轶事、清言）小说相对志怪小说而言，指专记人物的言谈举止、轶事遗闻的小说。

志怪小说于两汉时期从史书中逐渐分化出来，形成了基本成熟的作品。它在两汉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当时的道教、佛教兴起和流行，阴阳五行学、谶纬迷信、神仙方术等特别受到推崇，史传文学叙事笔法也日渐成熟，使志怪小说的作者热衷于写作以虚幻故事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并能驾轻就熟地进行创作。尤其是战国时代出现的《汲冢琐语》、《山海经》等标志着志怪小说初步阶段的准志怪小说，吸引了一批充满奇思异想的仿效者，模拟之作踵武相继。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称《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之为“小说之最古者”。

现存的汉代志怪小说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模仿《山海经》写作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二是更具小说的形态特征、标志着志怪小说初步形成的野史杂传体的志怪小说。前者主要有《括地图》、《神异经》、《洞冥记》、《十洲记》、《异闻记》等，后者则以《汉武故事》、《列仙传》、《蜀王本纪》等为代表。这些作品形态各异，成就也不一致。试分述二例如下：

《神异经》是文人创作的志怪小说集，一卷九篇（东荒经、西荒经、南荒经、北荒经、中荒经、东南荒经、西南荒经、东北荒经、西北荒经）六十一则故事，产生于东汉灵帝之前。旧题西汉人东方朔（前154—前93，字曼倩）撰，因其以擅长文辞、诙谐滑稽着称，成为伪托着述的理想人物。

《神异经》虽然模仿《山海经》写作，但与《山海经》侧重记叙远国异民、山川地理不同，它描述的重点在于灵异之物、神仙奇人，常常给读者带来非同一般的新鲜感。作者还喜欢在志怪中表达美好理想、揭露丑恶现象、调侃世风民情，赋予异物奇人以人类的思想性格，渗透人间生活的浓郁情味，具有意蕴深厚、讽喻尖刻、幽默诙谐的特点。如“以鬼为饭”的故事：东南方有个名叫尺郭（又名食邪、黄父）的人，“周行天下，……不饮不食”，“以鬼为饭，以露为浆”，“朝吞恶鬼三千，暮吞三百”（《东南荒经》），塑造了一个不惧鬼、不怕邪，敢于为民除害的壮士，表现了反对迷信鬼神的思想倾向，文思深茂。又如东王公形象的创造：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恒与一玉女投壶，每投千二百矫。设有入不出者，天为之嘘；矫出而脱误不接者，天为之笑。（《东荒经》）

昆仑之山有铜柱焉，其高入天，所谓天柱也。围三千里，周围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羽上，会东王公也。故其柱铭曰：“昆仑山铜柱，其高入天，圆周如削，肤体美焉。”其鸟铭曰：“有鸟希有，碌赤煌煌，不鸣不食，东覆东公王，西覆西王母。王母欲东，登之自通。阴阳相须，唯会益工。”（《中荒经》）

这是东王公这一神话人物的最早记载。《山海经》和《穆天子传》出现过一位西王母，作者仿照人间夫妇匹配的做法，用游戏手法创造了这个形象。两个人物相映成趣，为古老的西王母的传说平添了许多新的色彩。这位东王公长相奇特，很会经营自己的生活，平常沉迷于“投壶”之戏，总是叫一位“玉女”与他对决，两人以盛酒的壶口作目标，将矢投入其中，按投中数量决胜负，负者罚以饮酒。在昆仑山高耸入天的铜柱上，有一只名曰“希有”的巨鸟，他每年都和西王母在这只巨鸟的羽翼上相会一次。故事充满了生活气息，尤其是上苍津津有味地旁观东王公和玉女投壶，或叹息而“嘘”，或怡然而“笑”，想象出人意表，刻画生动逼真，富有生活情趣，显示了神话小说由异域殊方的神怪故事向人间烟火过渡的趋势。故事关于“希有”鸟的想象十分奇特，富于文学色彩；对东王公和西王母相会的描述清新质朴，保留了远古神话的古朴之美。

《列仙传》是一部为神仙记传的小说集，今本二卷，编纂了七十二位仙人（含带有仙气的历史人物）的事迹。旧题西汉着名学者刘向（前177—前6，字子政，本名更生）撰，志人小说《新序》、《说苑》和历史故事集《列女传》亦为其所编撰。虽然由于《汉书·刘向传》未提及《列仙传》，一些学者以为该书系托名刘向之作，但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出自刘向之手。

《列仙传》篇幅不长，短的仅四、五十字，长的也不到二百字。但无论长短，采用的叙述结构都大体一致，即首先交代人物的姓氏和籍贯，接着记叙其事迹，最后展现其结局，是典型的杂传体式。

《列仙传》记述的人物有两种倾向：一是神仙形象具有人类的特征。如黄帝、赤松子、彭祖等，虽形貌古怪，却有人的思想性格、欲望追求，完全是神化的人。与上古神话相比，《列仙传》的这些故事读来显得十分亲切。二是历史人物带有神仙的气质。如老子、吕尚、东方朔等，虽生活在人间，却有不同于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和令人惊羡的异术。这些内容显然多来自传闻，是民间街谈巷语的记录。不过，不论是神仙，还是历史人物的事迹，作者都用信以为真的态度来对待。

值得关注的是，《列仙传》首次把人神恋爱的故事引入志怪小说，对后世同类题材的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江妃二女传》：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见而悦之，不知其神人也。谓其仆曰：“我欲下请其佩。”仆曰：“此间之人，皆习于辞，不得，恐罹悔焉。”交甫不听，遂下与之言曰：“二女劳矣！”二女曰：“客子有劳，妾何劳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笥，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以知吾为不逊也，愿请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莒，令附汉水，将流而下。我遵其旁，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佩与交甫。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趋去数十步，视佩，空怀无佩；顾二女，忽然不见。诗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灵妃艳逸，时见江湄。丽服微步，流盼生姿。交甫遇之，赁情言私。鸣佩虚掷，绝影焉追。

“江妃二女”当指传说中帝尧的女儿，即舜妃娥皇、女英。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二妃自沉湘江殉情，成为湘水之神。书生郑交甫为西周时人，从周来到江汉，看见娥皇、女英，一见钟情，便以诗为媒，主动示爱。娥皇、女英也多情地以诗酬答，并解佩相赠。结果江妃仙去，郑交甫空欢喜一场，终成悲剧。该篇很有人情味，是人间男女恋情的反映，富有现实意义。对郑交甫言行、心理的描写，以及对“江妃二女”似人若仙的神态刻画都生动传神，使小说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江滨解佩”成为后人习用的典故，冯梦龙《情史类略·情痴类》中的《汉女》写的就是这个故事。

在艺术上，《列仙传》也自有其特色。作者擅长精心、细致地描摹一个细节或一个场面，形成独有的特点。如《萧史》：

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吹似凤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归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

这是一个人变为仙的故事，交织着美丽的意象和浪漫的气息：萧史的箫声具有神奇的力量，能招来孔雀、白鹤；弄玉经萧史调教，吹箫引来了凤凰；几年后，两人乘凤凰升天成仙。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想象，完全可以将之演化成一首诗歌。萧史、弄玉的故事常被后代的文学家引用和加工，并成为古代诗文常用的典故。五代杜光庭的《墉城集仙录》、《仙传拾遗》传记，唐代沈亚之的《秦梦记》传奇、李白的《忆秦娥》诗歌，以及明清杂剧《秦楼萧史引凤》、《吹箫引凤》、《跨凤乘龙》等，不一而足。在《列仙传》中，类似《萧史》以细节和场面为中心的作品还有《园客传》、《邗子传》等。

有人批评《列仙传》文字简单，缺乏描写。如晋代葛洪《神仙传·序》云：“殊甚简略，美事不举”。这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上述两篇写得颇有文学意味，令人叹赏。

在志怪小说基本成熟的时代，志人小说也开始流行起来。志人小说在汉代形成，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密切的联系。

东汉中叶，士流之间注重相互品评，一经品评，往往身价倍增。这种风气与政治上的举荐制度是一致的，汉代选拔人才采用的是察举制度，注重乡评里选，凡是受到称誉的人，都能以“孝廉”、“贤良方正”之名被朝廷征辟，步入仕途。东汉末年，一批“清流”人物在上层社会产生，他们“上议执政，下讥卿士”（袁宏《后汉书》），兴起一股“清议”之风，亦所谓“清谈”。代表人物有李膺、李固等。因为他们对当时宦官的极度干政进行了严厉批评，引来了党锢之祸，以致无一幸免地惨遭杀戮。虽然如此，“清谈”风气却流传下来。这是一种讲究技巧的说话艺术，类似今人所言“幽默”，是严酷的言论钳制下的批评手段。

“清谈”之风在文学领域的反映，是产生了一些笑话集、清言集。“清谈”也成为志人小说发生、发展的基本动力。不过，最早的笑话集和专记“清言”的作品都是在汉代以后才产生。

汉代人或托名汉代人创作的志人小说主要有《燕丹子》、《吴越春秋》、《越绝书》、《赵飞燕外传》等，它们都采用杂传的形式，讲述情节完整的故事，可视为与史籍同源异态的杂史小说，是传奇小说的先声。

《燕丹子》约成书于东汉末年，早期传本于东汉前期恐已存在，作者当是地位不高而才华横溢的文士。虽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未见该书的着录，但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史补》里的一段文字，除个别字句外，与今本《燕丹子》的开头一段相同。此外，《燕丹子》古雅的文辞、简朴的叙事，与魏晋时期华丽的文风也不相同。

燕王喜二十八年（前227），燕太子派卫国刺客荆轲去行刺秦王，这是历史上着名的“荆轲刺秦王”的传说。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认为秦王嬴政向人质燕太子丹提出“天雨粟，马生角”的归国条件，以及荆轲刺伤秦王的事件是虚假的，故不予采用，但它们却成为《燕丹子》的创作素材。

《燕丹子》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讲述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受尽屈辱、历经艰辛回国后精心物色刺客复仇、荆轲刺伤秦王而未能将其杀死的故事，表现太子丹礼贤下士、急于复仇的性格特征，歌颂荆轲等侠客愿为知己者死的献身精神。《隋书·经籍志》把它列为子部“小说家”类的首篇作品，明代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亦称之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其作为小说的性质和特点得到肯定。

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丰富曲折，富有传奇色彩。作者从太子丹成为秦国人质受到屈辱，以及归国途中遭到秦王诸多迫害写起；然后围绕太子丹物色复仇人选和荆轲出征展开，接连铺叙几个侠肝义胆的英雄的壮举：田光为避泄密之嫌吞舌而死，樊于期为成全荆轲进见秦王而自献头颅，夏扶为荆轲壮行而于车前自刎，以深情的笔墨渲染荆轲出征“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势；最后描写紧张刺激的献图行刺：秦武阳惊恐失态，荆轲果断行动、挟持秦王、痛斥其罪，秦王乞求听琴、在琴声提示下脱逃，荆轲在对决中被断掉双手、倚柱笑骂，行刺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情节跌宕起伏，大起大落，扣人心弦。作者在叙述太子丹逃归、报仇、失败的过程中穿插了一连串的故事，借助“委巷之说”，突破正史的束缚，驰骋想象，恣肆表达，使故事情节丰富而奇丽，传奇色彩浓厚。如太子丹礼遇荆轲的故事：

太子甚喜，自以得轲，永无秦忧。后日与轲之东宫，临池而观。轲拾瓦投龟，太子令人奉槃金，轲用抵，抵尽复进。轲曰：“非为太子爱金也，但臂痛耳。”后复共乘千里马。轲曰：“闻千里马肝美。”太子即杀马进肝。……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轲曰：“好手琴者！”太子即进之。轲曰：“但爱其手耳。”太子即断其手，盛以玉槃奉之。

勇士荆轲是太子丹报仇雪恨的唯一寄托，理应受到礼遇。但这段残酷的故事未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应该来自于民间传说。太子丹授黄金投掷、杀千里马取肝、断美人手臂，为的是表达对荆轲的尊崇。这样写来惊心骇魄，透射出不甘屈辱的复仇者的强悍灵魂。

本篇超越史实的神异化幻想五彩纷呈，其神奇诡丽不仅令人叫绝，也引人思索。如荆轲在秦殿行刺及其失败过程的描写：

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出。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于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秦王曰：“今日之事，从子计耳！乞听琴声而死。”召姬人鼓琴，琴声曰：“罗单衣，可掣而绝；八尺屏风，可超而越；鹿卢之剑，可负而拔。”轲不解音。秦王从琴声负剑拔之，于是奋袖超屏风而走，轲拔匕首擿之，决秦王，刃入铜柱，火出。秦王还断轲两手。轲因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

这可以说是一幕小说家在幻想中排演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戏剧，在生死的一瞬间，人物的命运突然发生了变化：荆轲用匕首牵制住秦王，以为生死大权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所以秦王乞听琴声而死的要求被等闲视之而予以满足。姬人鼓琴作隐语，引导秦王摆脱控制、迅速逃离、寻找武器；荆轲不解秦音，被秦王奋袖超屏风走脱、拔剑断其双手，反败为胜。《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写到荆轲行刺的场景时，只有群臣仓皇间的赤手搏斗、侍医夏无且的以药囊当武器，一群男性扰扰攘攘。一旦幻想出秦姬鼓琴作隐语的情节，美人与刺客同台，自然增添了“戏”味，比史学家多了一些审美意识，也被后世一些学者非议。如宋濂《诸子辨》、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孟学斋日记》说“以情理度之”，“皆非事实”，与“乌白头，马生角”一样属于神怪之事。从史学角度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作者有意编织神怪故事解释世事浮沉的历史，在真幻错综中把人生戏剧化，在随遇巧合中揭示人生的必然。浪漫的想象蕴含着深邃的思绪，启发人们探寻人生的真谛。

这篇小说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诸如缜密的构思、鲜明的人物形象塑造、强烈的悲壮气氛渲染、精致的细节描写、生动的对比和映衬等。在小说发展的初期，单篇作品有如此丰富的艺术成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