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长篇章回体小说

清代长篇章回体小说

长篇章回体小说是清代创作最繁荣、取得成就最高的小说类型，名篇佳作层出不穷。其中，《儒林外史》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小说史上开始出现真正名副其实的讽刺小说，对晚清乃至后代小说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楼梦》的问世，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艺术高峰的到来，它那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精湛而完美的艺术技巧，是中国小说史上任何一部作品都难以比拟的，从它问世到如今，研究者比肩接踵，“红学”研究已成为专门的学问，将之列为世界性的长篇小说当毫无愧色。

清代的其他长篇章回小说基本上是在上述两部名作和明代“四大奇书”的影响下产生的，明代形成的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这四种类型延续到清代，仍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主体形式。当然，其间产生了题材的分化组合、流变衍生，出现了讽刺小说、儿女英雄小说、公案侠义小说等，但它们也只是上述四种类型的“异流”而已。

历史演义小说主要有：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徐震的《乐田演义》讲述东周列国历史，褚人获的《隋史演义》演绎隋唐历史，杜纲的《南史演义》、《北史演义》叙述南北朝历史。

英雄传奇小说主要有：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士主人”的《后水浒传》、俞万春的《荡寇志》续写《水浒传》，作者不详的《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以及李雨堂的《万花楼杨包狄演义》讲述杨家将的故事，钱彩、金丰的《说岳全传》叙述岳飞的抗金业绩，吴璿的《飞龙全传》描写赵匡胤的发迹变泰。此外，无名氏的《施公案》和《彭公案》、文琳的《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清末俞樾据之改为《七侠五义》，成为后来的通行本）将侠义与公案题材结合而成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的仿作有石玉昆的《小五义》、《续小五义》；作者不详的《争春园》、《绿牡丹》、《圣朝鼎盛万年青》，郭广瑞编的《永庆升平》，唐芸洲的《七剑十三侠》突出“尚义行侠”而成武侠小说。

神魔小说主要有：吕熊的《女仙外史》把历史故事神怪化、李百川的《绿野仙踪》在神魔故事的虚幻浪漫中渗入人情世态的现实描绘、王梦吉的《济公全传》和“西湖渔樵主人”的《济公传》讲述济颠禅师的怪异故事、“天花才子”的《后西游记》续写《西游记》、“观我道人”的《南海记》叙述观音菩萨在南海成佛、丁秉仁的《瑶华传》描写狐妖瑶华的两世修炼、“玉花堂主人”的《雷锋塔奇传》演说白蛇传的故事、汪寄的《希夷梦》和“苏庵主人”的《归莲梦》使神魔小说点染上历史色彩。

人情小说主要有：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归锄子的《红楼梦补》、秦子忱的《续红楼梦》、逍遥子的《后红楼梦》、陈少海的《红楼复梦》等一批续书将爱情婚姻与家庭生活结合，既歌颂理想又暴露黑暗；“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随缘下士”的《林兰香》、李海观的《歧路灯》、“庾岭劳人”的《蜃楼志》等着重描写家庭矛盾与纷争、反映世态人情、暴露现实丑恶。还有“荻岸山人”的《平山冷燕》、“荑荻散人”的《玉娇梨》、“名教中人”的《好逑传》、无名氏的《定情人》、“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等以恋爱为题材、歌颂爱情理想、获得美满婚姻的才子佳人小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俞达的《青楼梦》等描写文人出入青楼的艳情逸事的侠邪小说；文康的《儿女英雄传》、夏敬渠的《野叟曝言》、黄耐庵的《岭南逸史》等展现具有侠义心肠和高超武艺的英雄儿女的爱情婚姻的儿女英雄小说；以《肉蒲团》、《绣榻野史》、《灯草和尚》为代表的专写肉欲色情的猥亵小说；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烟霞散人”（或“樵云山人”）的《斩鬼传》、张南庄的《何典》、“落魄道人”的《常言道》、“云中道人”的《平鬼传》、李汝珍的《镜花缘》等嘲讽被否定的形象、揭露时弊、批判社会的讽刺小说。

与明代的大多数长篇章回小说不同，清代的这类小说基本上是文人的独立创作，通常体现了作者的一些独创性。在明代，除《金瓶梅》之外，其他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作都依傍史料、民间传说和戏曲创作等，进行加工改造，做再度的创作。这种情况在清代也存在，但已不是主流。此外，清代长篇章回小说的现实感较强，作者往往在作品中直接抒发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名着都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写实特征，作者从真实可信的生活场景和细节入手，表达自己的忧世之心和讽刺之意。即使是一些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作者也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对史料或旧作的内容有所借鉴和选择，并在艺术上有所创新。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标志着我国古代讽刺小说艺术发展的新阶段。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秦淮寓客，全椒（今安徽全椒县）人。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大都由科举出身而做了大官。其父吴霖起（也有人认为他的生父是吴雯延，他是过继给吴霖起的，但尚有不同看法）功名不高，只是一个“拔贡”，做过一任苏北赣榆县教谕，是一个比较正派的封建知识分子，为人耿直，不慕名利，颇有才学，深得吴敬梓敬重，对其有较大影响。吴敬梓自幼聪颖，才识过人，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对社会有初步接触。二十三岁那年，父亲去世，族内为争夺遗产发生纠纷。这场变故不仅影响了他的生活，而且使他认识到某些人谋财夺产的卑劣行径和丑恶灵魂，以及人情世态的凉薄。他不善治生，挥金如土；又轻财好义，乐于资助朋友。因此不到十年就花光了一份可观的遗产，逐步落入穷困的境地，也招来了凡夫俗子的非议。三十三岁那年，举家迁至南京，寄居秦淮水亭。虽然家境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甚至在没落中变卖家产，修葺先贤祠。以后生活越发艰难，以致靠卖书典衣维持生计。虽然生活困顿，亲友中为官富有者亦不少，但他很有骨气，不肯登门求助。五十四岁时客居扬州，不久在穷愁潦倒中去世，死后是由朋友们凑钱买棺安葬的。年轻时的吴敬梓功名心极强，以弱冠之年考取秀才后，始终未能博得一个举人。二十九岁时去滁州参加科试（乡试前的预试），成绩不错，却不为试官所赏识。在长期的科场失意中，他逐渐看清了那些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卑污灵魂和科举制度的腐朽，功名仕进之心日渐淡薄。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的廷试，他称病推辞，从此以后不再应试，甚至连秀才的学籍也不要了，表示与功名决裂。吴敬梓着述甚丰，但多已失传。除《儒林外史》外，还着有《文木山房集》和《诗说》。《文木山房集》十二卷，已佚。今存乾隆年间刊行之四卷本，是他四十岁之前的诗文作品。建国后陆续发现《文木山房集》以外的诗文三十余篇。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诗说》已经失传，只能从《儒林外史》、金和《跋》及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中窥其一斑。1999年，《诗说》旧抄本在上海图书馆被发现，有周延良笺注本（齐鲁书社2002年版），从中可看出他的治经思想。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代表作，大约写于他三十六岁以后，到四十九岁完成，前后经历十多年的时间。《儒林外史》开始以抄本流传，据说作家死后十多年有金兆燕的扬州刻本问世，但这个刻本至今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解放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即以它作底本校订而成，删去疑为后人伪作的第五十六回，存五十五回，后又将第五十六回作为附录。据吴敬梓的朋友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载，《儒林外史》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但五十回本从未见过。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实写清代的社会现实。全书由十多个既相对独立又互有关联的故事组成，从多方面反映封建社会末期的世情民风，尤其对可笑、可憎的生活面予以揭露。作品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兼及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出来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等人物，以科举制度为中心内容，以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评判标准，展现上述诸人空虚无聊的生活，嘲讽他们卑怯懦弱的灵魂，剖示他们扭曲变态的心灵，鞭挞他们卑污恶劣的品行，歌颂他们高尚明洁的志向，活画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儒林人物图，孜孜不倦地探求儒林的真正出路。

首先，《儒林外史》通过一批腐儒形象，全面批判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在封建时代，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踏上“荣身之路”的唯一台阶。清朝的科举沿袭明朝旧制，以桎梏思想的八股文为考试的主要项目，以致热衷科举考试、追求功名富贵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在第一回“楔子”中，作者借王冕之口批评因为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径，使读书人忽视了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文行出处”。从第二回起，集中力量描写周进和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经历，以极其辛辣的笔调，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周进年过六十，考了几十年，还是一个童生，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中。他生活穷困，在小镇薛家集上的教馆谋生，受尽了秀才、举人们的轻蔑和羞辱。后来连塾师的饭碗也丢了，不得不替几个商人记账混口饭吃。虽然落到这步田地，仍念念不忘举业，来到省城，一心要参观贡院。一到那里，不禁悲从中来，“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醒人事”。几个人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他视为“重生父母”。可见科举制度造成了知识分子灵魂的极度变态。后来他高中了，做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地位名声、荣华富贵一下子全来了，连原来奚落他的年轻秀才梅玖也以他的学生自居。科举考试的中与不中有着如此大的区别，难怪士子们甘于物质贫乏、精神堕落，也绝不放弃这一追求。那些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假名士是科举制度衍生出来的又一类畸形人物。他们失意科场，表面上不再迷恋举业，骨子里对功名富贵依然念念不忘，于是一改过去寒窗苦读的方式，钻进官僚地主阶级的生活圈子里，假托名士风流，到处招摇撞骗。如杨执中参加过十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后来替人做管账先生，亏了钱，进过监狱。当得知娄家兄弟是附庸风雅之人时，就投其所好，以蒙骗手段赢得对方好感，成为娄府的座上客；又把一个不学无术的朋友吹捧为“高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这些读书人沦为骗子，也是名利第一的社会环境使然，他们和周进、范进之流一样，为名利观念所左右。作品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深刻性还在于，它生动地表现了功名富贵的思想广泛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形成一种追名逐利、虚伪欺诈的普遍的社会风气。如范进的岳丈胡屠户，当女婿困于场屋时，骂他“尖嘴猴腮”，是“现世宝穷鬼”；中举以后，却夸他“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揭示出胡屠户的市侩心理。专为人说合田地买卖的成老爹、妓女聘娘、小香蜡店的牛浦郎等人和胡屠户一样，本与读书中举没有什么牵连，也满脑子功名利禄观念。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功名富贵观念造成了人性的扭曲和世风的颓败，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

其次，《儒林外史》通过一批劣官恶吏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政治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他们是科举制度的直接产物。在八股取士的时代，政府官僚大多由科举考试选拔出来，封建士子在场屋中奋力拼搏，为的是求得一官半职。作者自然地将笔触从科场延伸到官场。作品中出现的官员，多是八股取士制度下培养训练出来的无耻之人，他们出仕大多为贪官污吏，处乡则大多是土豪劣绅，成为政治腐败的根源。贪财如命的王惠就是一个典型的赃官酷吏。他“须发皓白”才考中进士，被任为南昌知府。一到任上，首先打听“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出产？词讼里也略有什么通融？”遵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行老例，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财。他隔三差五地查验差役和百姓是否交清亏欠，府衙里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稍不顺意，便要动刑，“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爷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高要县的知县汤奉，在政府禁宰耕牛时，有回民老师傅送来五十斤牛肉，请求他在执行规定时放宽一些。但他为了向上司显示“清廉”政绩，达到指日升迁的目的，竟将献牛肉的回民活活枷死。为了个人名利，不惜草菅人命。此事引来数百名回民的抗议，而上级按察司以“奸民挟持官府”的罪名，对回民进行残酷镇压，“拿几个为头的来尽法处置”。像这种混淆是非、公理不彰的案例，在封建衙门中是司空见惯的。在吴敬梓笔下，官场上除了少数几个正直的人以外，大都是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作威作福、无所不为的官吏，从朝廷到地方，整个封建官僚机构已经腐败不堪了。地方上的乡绅土豪也是如此。严贡生强圈了王二的猪，还打折其兄王大的腿；以云片糕冒充贵重药品，坐船不给船钱，还要大骂船家；没有借钱给农民黄梦统，却强要他付利钱；弟弟严监生刚死去，就强占弟媳和侄子的房产。巧取豪夺，令人发指。举人出身的张静斋做过一任知县，后退职回乡，成了南海县的恶棍。他为了谋夺一个和尚的田产，竟买通一伙流氓地痞，诬陷这个和尚同妇女通奸，捆到衙门问罪。作者就是这样，把科场批判与政治批判、官场批判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才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了生机，提高了全书的思想价值。

第三，《儒林外史》通过作者肯定和歌颂的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他的社会理想。书中的正面人物有两类，一类是儒林中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鄙弃功名富贵，不热衷科举考试，不愿意出来做官；自由独立，狂放不羁，不为封建礼教所束缚，坚持正统的儒家思想。王冕、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虞育德等是这类人物的代表。杜少卿本是书香子弟，早年曾奔波科场，考取过秀才，因家道中落和落拓不羁，遭到冷遇和白眼。后从科举迷梦中醒来，鄙薄功名，鄙视权贵，不与世俗沉浮。他对当时处于至尊地位的朱熹经解表示蔑视，把朝廷规定科举考试以此为准则的做法视为“固陋”；他无视纲常伦理，反对一夫多妻。这些都表现他对封建正统思想的叛逆精神。作者有意创造一批“真儒”形象来寄托他改造现实社会、挽救世道人心的希望。小说第三十七回以铺张的笔墨描写祭祀泰伯祠的场面，形成全书的高潮，就是为了以“古礼古乐”一助政教。但这只是一种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空想，他笔下“真儒”们的言行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显得高雅而可贵，但也有迂腐可笑之嫌。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亦颇感茫然。另一类是市井小民形象。他们诚实、淳朴、善良、富于才华，不受功名富贵羁绊，不受礼法名教束缚，安贫乐道，文采风流，追求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鲍文卿、沈琼枝、季遐年、王太、盖宽、荆元等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全书的最后一回写了四个市井奇人，他们都是下层市民，却精于琴棋书画，他们都有杰出的才能，却又不以此谋生，更不把这些本领当作猎取功名的手段。如荆元是个裁缝，善于弹琴，五十多岁的他每日替别人裁制衣服，有空就弹琴写字。有人问他为何不改行做个“雅人”，他回答：“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作者在小说结尾着意刻画这些人物形象，为的是让他们与那些腐儒作对比，寄托自己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关系应该是人人各有性情，各司其职，不分贵贱，无论雅俗，舍弃名利，相敬相助的。尽管作者笔下的正面形象在真实性、生动性和立体感方面有所欠缺，但他们身上所寄寓的作者的思想倾向，毕竟是对污浊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反拨。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鲁迅先生说：“《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立足于生活真实，建立在作家对世态人情的道德评判上。作者看到了科举制度的普遍危害和士林的种种丑态，在讲述故事和描画人物时，融会着对不平世道的激愤和对不幸文人的同情。为引起世人对作恶者和无耻之徒的警惕和痛恨，他对那些为非作歹、招摇撞骗、欺世盗名的贪官劣绅和士林小人予以尖刻的讽刺。匡超人本是个忠厚朴实农村青年，进入科场后，他竟以“名士”的身份参与起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学会了装腔作势、吹牛骗人的本领，练就了投机冒险、损人利己的伎俩，以至停妻再娶，诽谤恩人。作者真实再现了科举制度下善良淳朴之人的蜕变过程，揭开了道德败坏、丧尽廉耻的文痞的真面目。而为使心地不坏但蒙受名利、名节观念毒害的腐儒自我反省，作者对不幸者和糊涂者则予以善意的嘲笑。秀才王玉辉的三女儿出嫁才一年，女婿却不幸病故，为了“青史留名”，他鼓励女儿为丈夫殉节，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但当县里为了表彰女儿殉节，在“明伦堂”摆下宴席时，他却“转觉心伤，辞了不肯来。”后来看见船上一个穿白衣的女子，“他又想起女儿，那热泪直滚出来。”作者满怀同情之心，揭示他的矛盾心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和传统价值观念。

另一方面，作者把合理的夸张和客观的描述结合起来，使讽刺的深意通过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在蕴藉中见出锋芒，在超然中寓有沉痛。诚如鲁迅所言：“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中国小说史略》）如汤知县请正在居丧的范进吃饭，范进坚决不肯用银镶的杯箸，换了瓷杯、象箸还是不肯，直到换了一双白色的竹箸“方才罢了”。居丧如此尽礼的他却“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元虾子送在嘴里”。通过前后比较，造成强烈反差，不露声色地对范进的虚情假意作了嘲讽。又如富有而极其悭吝的严监生，临死前“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其妻赵氏点明了他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挑掉一茎后，严监生“顿时就没了气”。借夸张的细节，生动地揭示出严监生爱财如命的本性，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这类例子在小说中很多。

此外，《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没有贯穿全书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情节线索，而由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串联而成，再贯穿一条明确的思想线索，成为一个谨严的整体；《儒林外史》摆脱了传奇小说的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弱化戏剧性的矛盾冲突，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表现人物；《儒林外史》既着意于塑造人物群像，反映一代文人的悲剧和特定阶层的精神风貌，又刻意表现个体人物的独特个性，人物性格真实、丰富，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和程式化的套语，极具表现力。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和总结，其博大精深的内容和精致完美的艺术，在中国小说史上前所未有。

曹雪芹（1715？—1763？），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宁辽阳（一说河北丰润），生于江苏南京。先世为汉人，但很早就加入了旗籍，为满洲正白旗内务府“包衣”（奴仆）。其曾祖曹玺任财赋要职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康熙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御史。曹寅病故后，其子曹颙和侄儿曹頫（曹雪芹之父，曹颙死后过继给曹寅为子）先后继任江宁织造，曹家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康熙帝六次南巡，有五次以曹家主管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其中四次是在曹寅任内。曹家的富贵显赫以及与康熙帝之间的密切关系，可见一斑。曹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是当时着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能写作诗、词、戏曲，有《楝亭诗钞》等着述。曾奉旨主持刊印了《全唐诗》，编纂了《佩文韵府》等书。“百年望族”和“诗礼之家”的背景，对曹雪芹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少年时代的曹雪芹过的是纨绔子弟的生活，作者在《红楼梦》中自云：“锦衣纨袴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第一回）雍正初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雍正五年（1727）曹頫在任上因“行为不端”、“骚扰驿站”、“亏空”等罪名被罢职，接着抄没家产，曹家急遽衰落。大约在雍正六年六月间，曹家迁回北京，这时曹雪芹大约十二、三岁。乾隆初年，曹家的境况似有转机而旋即遭受更大的祸变，从此彻底败落。

关于曹雪芹的情况现在了解得很少。裕瑞《枣窗闲笔》称：“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自注说：“其人素性放达，好饮。”敦诚《寄怀曹雪芹》称赞他“诗笔有奇气”，诗风似李贺；敦敏《题芹圃画石》叹赏其画技和骨气：“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经历了生活重大转变的曹雪芹，先在北京“官学”就读，后入内务府当差，地位卑下，境遇潦倒，常常靠卖画维持生活。晚年迁居西郊山村，过着“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红楼梦》第一回）和“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的艰苦生活。在穷困艰难的环境里，他“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创作和修改《红楼梦》。由于贫困交加，爱子夭折，感伤成疾，还不到五十岁便与世长辞，死后靠朋友们的帮助才得以草草埋葬。他来不及完成《红楼梦》全书的创作和修订，留下了前八十回的定稿（生前已传钞行世）和八十回以后的一些残稿（也有人认为基本上已经完成，但迷失不传）。

《红楼梦》原名《石头记》，还有《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等别称。《红楼梦》问世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这些抄本，大都附有脂砚斋评语，题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简称“脂评本”。曹雪芹逝世前的抄本，已发现有三种：1.甲戌本，即乾隆十九年（1754）抄本，因其中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字样，故称甲戌本。存十六回。有1961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刊本。2.己卯本，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抄本，因其中有“己卯冬月定本”等字样，故称己卯本。存四十三回及两个半回。有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本。3.庚辰本，即乾隆二十五年（1760）抄本，因其中有“庚辰秋月定本”等字样，故称庚辰本。存七十八回。有1955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刊本。其他重要的脂本还有：甲辰本（1784）、己酉本（1789）和1912年由正书局石印“戚蓼生序本”。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首次以活字排印，出版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称程甲本。次年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略加增删，再度排印出版，是为程乙本。程本系统和脂本系统存在诸多区别，最明显的是：程本共一百二十回，而脂本只有前八十回。一般认为，前八十回的着作权属于曹雪芹，而后四十回系高鹗所续。高鹗（1748？—1815？），字兰墅，自署红楼外史。隶汉军镶黄旗。辽宁铁岭人，寓居北京。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乾隆六十年（1795）中进士，先后做过内阁侍读、江南道监察御史、刑科给事中等官。有《兰墅文存》、《兰墅十艺》、《簏存草》等。《红楼梦》后四十回大约是他在考中举人后、未中进士前这段时间所续。后四十回根据前八十回的线索，完成了贾宝玉、林黛玉爱情悲剧的结局，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小说，而且基本上保持了前八十回的悲剧气氛，矛盾冲突的发展和人物的处理，也大体上合乎曹雪芹原作的意图。但人物性格有很大变化，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都有与前八十回不符之处，又未能写出这些性格发展变化的依据。贾府家业再振、兰桂齐芳的结局也与曹雪芹构思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很不相符。艺术描写虽不乏精彩之处，但较之前八十回，在整体上显得较为逊色。

《红楼梦》是封建社会末世宏伟的历史画卷，它以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为中心，描写了贾府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和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贵族生活和人情世态，对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进行了广泛、有力的批判，揭示了一个封建大家庭以及整个封建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具有极其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内容。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具有丰富的人性内涵和深刻的社会意义。贾宝玉、林黛玉是具有叛逆思想的新人形象，他们都出身于贵族家庭，但都不满于封建家庭所规定和期望的人生道路，无视森严的礼教规范和等级制度，具有初步的男女平等观念和个性自由的要求。他们的爱情建立在心灵相通、共同叛逆的思想基础上，而爱情的发展和成熟，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他们在叛逆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这对那个已濒于衰败的封建家庭构成了威胁，因而为统治者所不容，他们的爱情注定会被毁灭。曹雪芹令人信服地写出了这个悲剧产生的必然性，高鹗也大体不误地完成了这个悲剧结局：贾府统治者害怕这两个叛逆者的结合，不顾给贾宝玉带来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和痛苦，不惜置林黛玉于死地，最终冷酷地拆散了一对有情人。他们选择了薛宝钗做贾宝玉的妻子，这不仅因为薛家有钱，与贾家门当户对，更重要的是由于薛宝钗满脑子封建正统思想，他们希求她能让宝玉这个“浪子”回头，走上仕途经济的“正道”，使贵族之家的“中兴”美梦成真。但贾宝玉不可能认同和接受虔诚信奉并极力维护封建伦理道德的薛宝钗，思想上的无法沟通注定了这位封建淑女的婚姻悲剧，她成为行将灭亡的封建家族和封建制度的殉葬品，这充分说明了贾府统治者们企图挽救家族利益所作的努力的破产。可见，《红楼梦》描写的爱情故事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中那种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结合和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的被毁灭、贾宝玉和薛宝钗婚姻的最终失败，与整个封建家族的盛衰兴亡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者借此表现了带有民主色彩的朦胧理想与封建制度的尖锐对立，揭示了悲剧不可避免的诸多因素，显示了深刻的社会意义。

曹雪芹不仅描绘了一个动人心弦爱情婚姻悲剧，还写出了贵族家庭的罪恶史和衰亡史，揭示了这个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没落和必然走向衰败的原因。首先，小说揭露了贾府凭借钱财和权势，勾结官府，压迫和掠夺下层人民。如第四回写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凭借贾府的关系而飞黄腾达的贾雨村审案，了解到凶手是贾府的亲戚，就不顾被卖的丫头是昔日恩人甄士隐之女，“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让凶手逍遥法外；第十五回写王熙凤为了贪图三千两银子，接受水月庵尼姑静虚替张家的说情，以贾琏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节度使云光，结果逼得大财主的女儿张金哥和长安守备的公子双双自杀，以致王熙凤大胆宣称：“凭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这类触目惊心的事件，在贾府里司空见惯。其次，小说揭露了贵族阶级穷奢极欲、荒淫腐化的生活。如第十六至十八回写为皇妃贾元春归省而兴建的大观园，亭台楼阁、山水花草、装饰陈设等无不极尽奢华，连贾元春看见了都再三感叹：“太奢华过费了！”一张药方需上千两银子配成、一份“茄鲞”要十来只鸡作配料、一顿最普通的螃蟹宴够庄稼人吃一年……豪华奢靡的背后已隐藏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钟鸣鼎食之家极其糜烂堕落的生活也加快了这个家族的灭亡。如贾珍与媳妇秦可卿乱伦、儿孙满堂的贾赦要强娶贾母的贴身丫环鸳鸯、贾蓉协助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琏偷娶尤二姐等，这些衣冠禽兽腐烂不堪的淫乱行为，把封建伦理道德庄严的外表撕得一干二净。再次，小说展现了统治阶级内部尖锐激烈的矛盾斗争。作者将这种斗争作为封建大家庭走向衰亡没落的典型特征来描写。探春曾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如第二十五回写贾政与赵姨娘的儿子贾环忌恨贾宝玉，故意把一盏正在燃烧的蜡灯推倒宝玉脸上，浇得宝玉满脸满头都是油；王夫人大骂赵姨娘，赵姨娘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后来利用马道婆的“魇魔法”，使贾宝玉、王熙凤如中邪般病倒，贾府上下惊恐不安。第七十四回写抄检大观园，由一个“绣春囊”引起邢夫人和王夫人妯娌之间的尖锐冲突，双方暗自争斗，剑拔弩张，结果两败俱伤。最后，小说表现了被压迫者不屈的抗争。第四十六回写鸳鸯抗婚，她不贪慕富贵，不为做了姨娘就能成为体面、尊贵的“主子奶奶”所利诱；她不畏强暴，不因贾赦“任凭他嫁到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的威胁而畏惧，以死维护自己的纯洁和尊严。还有金钏儿、晴雯、司棋、尤三姐等人的刚烈反抗及其悲惨结局，既表现了对统治阶级血腥罪行的控诉，又标志着贵族阶级的统治难以维系。

《红楼梦》多侧面地描写了贾府由盛转衰的过程和不可挽回的趋势，真实再现了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和维护者、统治者和被压迫者，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封建制度进行了全面地批判，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如对贵族阶级的留恋，既使作者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也使小说的主人翁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贾宝玉的对君权和亲权的认同、林黛玉浓重的感伤情绪，莫不如此。另外，人生如梦、一切皆空等悲观失望情绪和虚无伤感的情调充满全书，成为作者解释种种不合理现象和寻找出路的法宝，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小说深刻的社会批判力量。这些局限实际上是一个从封建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而又不能与其彻底决裂的叛逆者的局限。

《红楼梦》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全书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四百多个，不论角色的主次，哪怕是出场很少的人物，如书僮茗烟、乳母李嬷嬷、丫环金钏儿和彩霞等等，都写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贾宝玉是作者热情讴歌并寄予理想的人物。作为宁、荣二公选定的唯一“略可望成”的苗子，他尊崇孔孟，认同君权，敬畏亲权。他鄙视功名富贵，讨厌仕途经济，背弃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内闱中厮混”，不喜读“四书”之外的理学典籍、八股时文，不愿意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想为官作宦以尽辅国安民的责任，甚至不愿与贾雨村那类官吏交往，而乐于结交与他有着相同思想和气质的下层人，如秦钟、蒋玉菡、柳湘莲等。他无视封建的伦常秩序，具有朴素的平等意识和民主思想，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第二回）。一反传统的“男尊女卑”为“女尊男卑”，将女儿当作心中的神灵。这在晴雯撕扇、平儿理妆、香菱解裙、藕官祭菂、龄官画蔷、祭金钏、悼晴雯、惜岫烟、伤迎春，以及呵护与关切芳官、春燕、五儿、万儿甚至二丫头、红衣女、抽柴女、画轴女等难以尽数的场景中得到表现。他不满“金玉良缘”，只求“木石前盟”，与林黛玉建立了极天然、纯粹的爱情关系，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爱情观念和恋爱方式。他向往在一种极其清幽僻静、绝对无人管束的环境中逍遥、本色地活着，当生活理想可望而不可及时，就祈望在众多姐妹丫鬟呵护中，了无痕迹地死去，并永不托生为人，显示出对生命质量前所未见的价值追求。

林黛玉是封建贵族阶级女性叛逆者的典型形象。她出身于一个世袭列侯的钟鼎书香之家，是贾母的外孙女，与贾宝玉是姑表兄妹关系。因母亲早故暂居贾府。后来父亲病故，她便以孤女的身份长期寄居外祖母家。她深感孤独，常有寄人篱下的隐痛，养成了多愁善感，敏感多疑，“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的特异性格。她胸无城府，爱恨分明，言行举止之间并不掩饰自己的喜怒好恶。不如意时，宁可自己伤心、哭泣，也绝不向别人求情讨好。为提防别人的歧视和轻蔑，常常出语尖刻，给人“小性儿”、“刻薄”的印象。在人际关系冷漠的贾府中，她对所处的环境非常失望，对自身命运相当悲观。她视宝玉为知己，由一见如故、两小无猜，发展到志同道合的纯真爱情。她聪慧伶俐，艺术天分极高。和宝玉一样，她也喜欢读《西厢记》一类的杂书。她从不像薛宝钗等人那样劝宝玉投身举业，说些“仕途经济”的混账话，对时时受到严厉管教和束缚的宝玉表示极大的同情和爱护。她蔑视权势，渴望自由，执着于充满真意和诗情的生活，把全部热情和憧憬都寄托在与宝玉的爱情中，为寻求爱情而能得其所爱而感到欣慰，即使预感到爱情有始无终，仍一往情深。当爱情理想破灭时，她就只有“焚稿断痴情”，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薛宝钗是一个封建淑女的形象。她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商之家，是王家的外甥女，贾家的姨侄女，与贾宝玉是两姨姐弟。她是在父亲早死、不成器的哥哥薛蟠不能继承家业的情况下，为进京待选公主、郡主侍读而寄住贾府的。她温婉内敛，圆融乖巧，善于处世，既会对上逢迎，又会对下安抚，不仅博得贾府上层人物的交口赞誉，也赢得下人之心，甚至连赵姨娘、贾环那样惹人讨厌的人，她也细针密线地协调好关系。她博古通今，上至国典朝章，下至雕虫小技，几乎无不精通，在大观园中只有黛玉可与之比肩。她虔诚信奉、坚决恪守封建道德观念。她虽“艳冠群芳”，但日常生活异常简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扼杀或压抑自身的爱好和情趣，努力使自己趋向冷情寡欲；对整日在女儿群中厮混的贾宝玉，她屡屡劝其锐意科举，留心仕途，立身扬名；她正值豆蔻年华，对宝玉产生了爱慕之情，却刻意掩藏、压抑。她最终如愿以偿地与宝玉成了婚，但精神上的鸿沟决定着他们不能心灵相通，也就没有幸福可言。随着宝玉出家，她悲哀地固守着没有爱情、没有丈夫的婚姻。

《红楼梦》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人物形象还有很多，如表面温情实则冷酷的贾母、王夫人；拼命维护封建正统思想的贾政、袭人；荒淫腐化、毁堕伦常的贾赦、家珍、贾琏、贾蓉、薛蟠；疯狂追求钱财和权势、阴险残忍的王熙凤；在封建道德规范下生活如槁木死灰的李纨；勇敢反抗、刚烈不屈的鸳鸯、晴雯、司棋、尤三姐；以及刘姥姥、平儿、柳湘莲、贾雨村、探春、迎春、妙玉、紫鹃、香菱等等，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朽的价值。

作者善于通过耐人寻味的细节描写，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如第二十三回写黛玉正要葬花，看见宝玉拿着书，宝玉谎称“不过是《中庸》、《大学》”，但她一眼就看穿了宝玉的“鬼话”，于是两人同读《西厢记》。这个细节暗示黛玉不仅机警敏锐，而且对宝玉的人生意趣极为了解，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长期了解基础上的知己之爱。作者又善于避免人物性格的类型化，突出人物个性。如鸳鸯和袭人同为得宠的贴身丫头，一个极度蔑视荣华富贵，拼死维护人格和尊严，一个满脑子封建思想，一心向上爬；迎春和探春同为庶出，一个善良懦弱，一个泼辣好强；尤二姐、尤三姐两姐妹，一个软弱可欺，一个刚烈不阿。作者还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对人物进行多侧面的描写，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晴雯的嫂子灯姑娘看到宝玉来探问晴雯，先是不顾宝玉的难堪将他紧紧搂在怀里，接着对宝玉说了一段非常感人的话，其轻佻而又正直的个性跃然纸上。写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则杀伐果断，毒设相思局则阴险凶狠，弄权铁槛寺则贪赃枉法，计赚尤二姐则口蜜腹剑，效戏彩斑衣则善于逢迎等等。

《红楼梦》的结构宏大而精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情节，叛逆者和统治者的矛盾是小说的主要线索，贾府的极盛而衰是小说的背景，作者由大观园写到贾府，由宁国府、荣国府写到薛家、史家、王家，由“四大家族”写到皇宫、市井、乡野等广阔的社会现实，还有一个不断暗示着“红楼梦”宿命的隐隐绰绰的虚幻世界。作者把众多活跃的人物、变化多端的情节、错综复杂的矛盾、广阔纷繁的生活等细针密线地组织起来，浑然天成地构成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

《红楼梦》的叙事格局有别于以往的历史演义或英雄传奇那种真刀真枪的较量、纵横开阖的跌宕，而呈现为外松内紧、于细枝末节见冲突的局面。它不追求外在的、激动人心的戏剧性效果，而是通过平凡的日常生活描写，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写出更为复杂的人性，更为深沉的体验，更为内在的人生经验。

《红楼梦》将写实与诗意融合在一起。一方面，小说具有很强的写实性，作者第一回中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小说真实自然地表现生活，看上去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朴实平凡、丰富复杂，其实又都经过作者的精心提炼和加工。另一方面，书中也有些作为哲理意蕴的象征表现而存在的荒诞神异的成分，以及对人物内在的诗意或韵味的渲染。前者如“无法问其究竟”的太虚幻境、贾宝玉的衔玉而生等；后者如衬托林黛玉幽香如兰气质的凤尾森森和龙吟细细的潇湘馆、像槛外梅花那样孤高的妙玉等。它们和小说的写实情节彼此映照，相互融合，使作品形成了一种新的格调：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戏曲的感伤、凄丽，又包含了市井文艺的泼辣、直白，使《红楼梦》成为古典小说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

《红楼梦》的语言本色传神，妥贴自然。人物的语言多用口语，富于个性化特征，准确传神，特别切合人物的身份、教养、性格以及特定场合中的心情。因此，王熙凤的机智泼辣、林黛玉的机敏尖刻、薛宝钗的雍和平稳、贾宝玉的愚顽任性、贾母的故意作态、秦可卿柔顺平和、李纨平淡无味等，都能使读者似闻其声、如见其人。作者的叙述语言于口语中融进通俗的文言成分，简洁而略显文雅，同样生动活泼，丝丝入扣。如：

（宝玉）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的扭股儿糖似的，死也不敢去。……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宝玉只得挨门进去。……（贾政）说毕，断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宝玉答应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钏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老嬷嬷，一溜烟去了。（第二十三回）

用“挪”、“蹭”、“挨”、“退”、“伸伸舌”、“一溜烟”等词语来描写宝玉的一连串的动作，白描出他惧怕严厉父亲的那种战战兢兢的样子和心态，显示出作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的深湛功力。《红楼梦》中这样的神来之笔，俯拾即是。

以下就长篇章回小说的主要类型，各选取其中的佳作略作介绍：

《说岳全传》是讲述岳飞抗金事迹和悲惨命运的传记体英雄传奇小说，也是说岳系列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作者钱彩，字锦文，仁和（今浙江杭州）人；金丰，字大有，永福（今福建永泰）人。生平均不详。全书二十卷八十回，刊行于康熙、乾隆年间。岳飞的故事源远流长，从南宋末年至明代，说书艺人、杂剧传奇和通俗小说均演绎这一题材，有不少作品流传。其中，明代就有三部长篇章回小说：熊大木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邹元标的《岳武穆精忠传》、于华玉的《岳武穆精忠报国传》。钱采、金丰总结前人的得失，本着虚实相济的原则，创作出这部八十回的小说。

作品可分为三部分：前十四回描写岳飞神奇的出生、少年时代的坎坷，虚构成分多；十五至六十回叙述岳飞等将领抗击金兵、收复失地的英雄事迹，以及惨遭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杀害的过程，基本框架符合历史实际，许多情节经过艺术加工，是全书的精华部分；其余部分讲述岳飞之子岳雷挂帅北征，平定金国，岳飞冤案得到平反，故事多属虚构。全书贯穿着抗战与投降、爱国与卖国、忠诚与奸邪的矛盾斗争，爱憎鲜明地歌颂岳飞等主战将领抵御强敌、忠君报国的爱国精神，鞭挞秦桧等权奸破坏抗战、误国殃民的无耻行径，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但作品的思想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把是否忠于各自的王朝和君主作为评判“忠”和“奸”的最高标准，美化宋高宗，对岳飞不辨是非的愚忠和奴性也予以赞赏；二是将宋、金之间的战争理解为一种“天意”，有故意回避民族矛盾的倾向。

作品的艺术表现有明显的成功之处，主要有：第一，改变以往说岳系列的小说按史实安排情节的写法，以人物为中心，围绕岳飞的生平事迹组织材料，不仅使全文结构合理，重点突出，节奏紧凑，而且有利于塑造完整而鲜明的人物形象。岳飞的性格表现得非常丰满生动，少年时的他家境贫寒，却刻苦磨练才学和武艺，得到蟒蛇怪献出的神枪后，更是英勇无敌；金兵入侵后，他历经许多波折，成为抗金部队的统帅，精忠报国的品质、智勇双全的才能、廉洁朴素的作风，以及孝顺母亲、爱恋妻子、体恤士兵的美德，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他屈死于风波亭后，“显圣”不许施权、牛皋反抗，完全是他的愚忠思想在作祟。牛皋也塑造得很成功，他忠实勇敢、坦诚率真、粗豪鲁莽，敢于大骂“瘟试官”、“瘟皇帝”，不怕说出“你这个皇帝老儿，不听我大哥之言，致有此祸”、“大凡做了皇帝，尽是些无情无义的”之类的话，一语道破以皇帝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腐朽，个性极为鲜明，是李逵式的民间英雄形象，深得人心。其他如骄横的兀术、阴狠的秦桧，都刻画得很成功。第二，比较成功地处理了“虚”与“实”，即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的关系。金丰序云：“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由于实。”小说写到的主要人物，以及岳飞的抗金活动、冤死命运，乃至曾经镇压过农民起义，都大体符合历史事实。但作者又不拘泥于历史记载，或虚构一些人物和故事，力求合乎事体情理；或依据点滴史料加以发挥，创造生动感人的精彩片断。如“抢挑小梁王”就脍炙人口：为夺得武状元，梁王输了文才、箭法后，在比武前先是劝岳飞诈输，继而以权势威吓；岳飞软硬不吃，立生死状后绝地反击，并再次拒绝富贵收买，三枪结果了梁王性命。胆识过人、不畏权贵、武艺高强的岳飞形象栩栩如生，而梁王的色厉内荏、宗泽的刚正不阿、张邦昌的奸佞狡诈、牛皋的粗豪爽快，也被表现得非常鲜明。其他如梁红玉击鼓战金山、牛皋气死完颜兀术、风波亭父子归神等都有很强的故事性，并较好地衬托出人物的个性。

《绿野仙踪》又名《百鬼图》，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神魔小说。作者李百川（1719？—1771后），生平事迹不详。据该作抄本自序及陶家鹤、侯定超的书序可知，他是一个落魄的下层文人，生活在浙江一带，“漂泊陌路”，“叠遭变故”，辗转苏、陕、晋、豫诸地，或做生意赔了本，或为病痛寻医，或在权贵门下作幕僚，“风尘南北，日与朱门作马牛”。年轻家居时“最爱谈鬼”，曾涉猎大量神魔怪异之书，但为避免“印板衣褶”、“千手雷同”，做到“破空捣虚”，“攒簇渲染”，获得“鬼鬼相异，描神画吻”的效果，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历时九年的创作，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河南完成此书。

《绿野仙踪》抄本一百回，刻本八十回，两种版本故事基本相同，刻本对抄本的内容、情节作了部分删削改易。作品主要写明代嘉靖年间，落第举子冷于冰求仙得道、除恶济弱的经历。他才识卓着，因拒绝攀附奸相严嵩而落第，于是抛家弃子，访道求师，在杭州获火龙真人指点并授以法宝。从此周游天下，斩妖赈民，先后度脱浪子温如玉、异类猿不邪、大盗连城璧、淫狐锦屏翠黛姐妹及农夫金不换等为徒。最后得道成仙，被封为普惠真人。其自序云：“总缘蓬行异域，无可遣愁，乃作此呕吐生活耳。”表明作者借荒诞无稽的神怪故事指斥时事、寄托感慨的创作宗旨，体现了作品神怪与世情相混合的特征。在大篇幅地描写冷于冰腾云驾雾、呼风唤雨、除妖灭怪等仙术和法力，以及修道与收徒的同时，真实地展现朝野的忠奸斗争、科场的营私舞弊、世风的堕落败坏，儒林的精神崩溃、家庭的内部倾轧等，比较广泛地反映了清代乾隆之世的社会现实，使得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是明中叶以后神魔小说与人情小说逐渐合流的产物。作者一方面生动地描摹封建社会末世的一幅幅“百鬼图”，另一方面，在找不到真正出路的恶劣环境里，又力图借宗教幻想的形式来改变现实，让冷于冰凭藉神仙之术斩杀妖魔、感化恶人、拯救善人，将他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尚方宝剑”。

这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颇为成功，既有大笔勾勒，又有细致描写，数十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互不雷同，栩栩如生。冷于冰是一个具有神仙法术、外冷内热的儒生形象，他具有匡复社稷、大济苍生的热切愿望，冷酷的现实打破他的理想，他丢弃红尘，寻仙访道，却不冷眼待世，超出尘寰，而是做一个赈济灾民、驱散妖魔、拯救灵魂、助人成功的热心人。这一形象特征，正是儒、道两家入世与出世、“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互补的文化思想的产物，反映了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心态与生活道路。其他人物，如纨绔子弟温如玉、周琏，势利妓女金钟儿，市侩爪牙罗龙文，狡诈赌徒肖麻子、苗秃子，以及一大批虚伪狠毒、见钱眼开、迂腐堕落的官吏、管家、鸨儿、秀才、帮闲、食客等，无不惟妙惟肖。此外，作品的结构紧凑集中，内容宏富多彩，想象诡异奇特，讽刺尖刻冷峻，文词老辣圆熟，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也值得称道，不失为《儒林外史》、《红楼梦》之后，清代小说的一部成功之作。

《醒世姻缘传》又名《恶姻缘》，是继《金瓶梅》后又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人情小说。原书题“西周生辑着，然藜子校定”，作者不详。全书一百回，详细描写了一个冤冤相报的两世姻缘的故事：在前二十二回展现的前世姻缘里，山东武城县由穷变富的纨绔子弟晁源嫌弃糟糠之妻计氏，娶妓女珍哥为妾，继而纵使珍哥欺辱妻子，逼得饱受虐待的计氏自缢。晁源整日沉溺于花天酒地、纵欲无度的生活，在一次围猎取乐时，射杀了一只求救的仙狐，最终他因奸被杀。到第二十三回以后展现的后世姻缘里，晁源托生到绣江县狄宗明家为子，取名狄希陈。被晁源射死的仙狐转世为薛素姐，嫁给狄希陈，化身悍妇，百般虐待丈夫，棒打、针刺、火烧、囚禁，乃至以箭相射，无所不用其极。狄希陈远赴北京、四川等地做官，依旧无法摆脱妻妾的折磨。托生为童寄姐的计氏作了狄希陈的小妾，不仅对丈夫异常狠毒，而且尽情折磨珍哥托生的婢女珍珠，逼得她投环自尽。最后，受尽妻妾残酷虐待的狄希陈经高僧指点，吃斋念佛，才解除了冤孽。

作者以因果报应来劝人为善的观念非常明显，想通过这个冤冤相报的恶姻缘警示世人，不要违背正常的夫妻关系和伦理道德，否则来世必有恶报。他热切希望恢复儒家崇尚的西周时期的纯朴风尚，取名“西周生”就是此意。虽然作者的警告和劝说是苍白无力的，但是，他忠于现实的创作态度和采用的写实手法，使这部作品具有近代长篇小说那种“风俗史”的性质，描绘了一幅真实可信的山东城乡的社会风俗画卷，有着较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作品广泛地展现了政治腐败、官吏贪鄙、讼狱奸弊、农村凋敝、人性异化、道德解体等封建末世的社会生活全景图，表现了一夫多妻、男尊女卑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造成的家庭和个人的灾难，以及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唱妇随之类的伦理道德的破碎。虽然作者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些优长，作品却在客观上产生了这样的意义。

《醒世姻缘传》塑造了上自声势煊赫的朝廷权贵、州县官吏，下至僧道、商人、农夫、奴婢等众多的人物形象，性格写得较为鲜明，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发展。尤其是采用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对薛素姐和童寄姐悍妒、狄希陈惧内的变态心理的描写，较有新意，在以往的人情小说中并不多见。作品的语言活泼冷峭，泼辣幽默，一些人物对话大量运用方言土语，口气非常生动，既富有地方特色，又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展现。孙楷第在《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中高度评价道：“斯编虽以俚语演述，而要其实，上可抗踪《水浒》，下可媲美《红楼》。”其语言成就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确实是比较突出的。

《平山冷燕》是清初最早出现的才子佳人小说之一，也是这类小说中的范本和代表作之一，以后的才子佳人小说大多模仿此作，稍加变化而成。作者“荻岸山人”（又题“荑秋散人”、“荑狄散人”、“夷狄散人”等）究竟是谁，尚无定论，当系序者“天花藏主人”的化名。此人真实姓名不详，是明末清初非常活跃的通俗小说家和编辑，由他编订、着述、作序的小说有二十种左右，其中大多是才子佳人小说，包括另一篇代表作《玉娇梨》。与他有关的才子佳人小说占明代末年至顺治、康熙年间这类小说的半数左右，称他为才子佳人小说的开山作家当不为过。

《平山冷燕》二十回，书名取法《金瓶梅》，各取四个主要人物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的姓氏排列而成。小说叙述大学士山显仁的女儿山黛美貌多才，所作《白燕诗》令皇帝称奇，皇帝赐给玉尺以衡量天下文士，又赏赐金如意以抵御强暴。山显仁为女儿修建玉尺楼，并聘请扬州貌美才高的冷绛雪相助。冷绛雪路过山东汶上县闵子祠，于壁上题诗，洛阳才子平如衡和咏，两相钦慕。平如衡遇见松江府才子燕白颔，以诗才相敌，引为知己。两人慕山黛诗名，化名入京，分别与山黛、冷绛雪较量诗才，略逊一筹。皇帝下诏求贤，为山黛、冷绛雪相婿。吏部尚书之子张寅为谋娶山黛，在帮闲文人宋信帮助下，剽窃燕白颔、平如衡诗作，阴谋败露。后燕白颔、平如衡分别以状元、探花及第，奉旨与山黛、冷绛雪成婚，于金殿各赋一首《白燕诗》，一时传为佳话。

该作是作者抒写怀抱的作品，他颂扬山黛、冷绛雪的学识和诗才压倒所有须眉男子，让玉堂公卿、翰苑学士、词坛硕彦、诗社名公等在她们面前出洋相、遭嬉笑，甚至被谩骂，这既是对“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挑战，也是对科举制度的讽刺。作品结构严谨，情节曲折，语言雅洁。乾隆年间的同类小说《驻春园》叹赏道：“历鉴诸种传奇，除醒世觉世，总不外才子佳人，独让《平山冷燕》、《玉娇梨》出一头地，尤其用笔不俗，尚见大雅典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赞赏云：“二书大旨，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

《平山冷燕》奠定了才子佳人小说的体例、题材及思想基础。这类小说以才子佳人为主角，主要讲述他们的爱情婚姻、功名遇合，不涉及淫滥内容，笔墨很洁净。男女双方必以才、色为相互吸引的媒介，尤其注意渲染佳人的才学，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才子佳人的感情一定会经历波折，往往是小人从中挑拨、破坏，致使佳人逼嫁，才子遭难，姻缘受阻，这样便于揭露社会弊端、展现世态人情。最终，总会由于某种机遇或外界力量，多为才子金榜题名，或圣君贤吏主持正义，以理想的大团圆收场。这种套路曾被曹雪芹的嘲笑和否定，说它是“千部共出一套”（《红楼梦》第一回），但在塑造大观园众多的才女形象时，却吸收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

《平山冷燕》是较早传到西方的中国古典小说。1860年，由法国人裘利恩翻译为法译本出版。

《镜花缘》是一部借想象与才学寄托理想、讽谕现实的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它是“博学多识之作”，归类为杂家小说。作者李汝珍（1763—1830？），字松石，号松石道人，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长期寓居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曾任河南县丞。学识渊博，精通音韵，对围棋颇有研究。有《李氏音鉴》、《受子谱》等。三十五岁时开始创作此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写成，历时近二十年。

《镜花缘》一百回，第五十一回以前，写武则天醉后诏令百位花神于寒冬齐放，众花神不敢违抗，因此触怒天帝，被贬降凡尘。首领百花仙子降生至岭南秀才唐敖家，取名小山。时唐敖科举受阻，看破红尘，与妻兄林之洋、舵工多九公出海漫游三十余国，后入小蓬莱修道。唐小山出海寻亲，至此地得父信，遵嘱改名唐闺臣，回国应考。从第五十一回起，写武则天开科考试女试，百位才女均被录取，众花神得以在人间重聚。唐闺臣思父心切，再赴蓬莱寻亲。时徐敬业等人的后代起兵讨伐武则天，迫其退位。中宗复位后，仍尊其为“大圣皇帝”。武则天复下新诏，命前科才女重赴“红文宴”。

小说最有思想价值、最富艺术特色的部分，是叙述游历海外诸国的文字，不仅以丰富奇异的想象扩展了人们的眼界，将读者带入一个借助神话传说虚构而成的世界，而且借助奇风异俗的描写、夸张幽默的议论，不无巧妙地表现对现实的批判，寄托朦胧的社会理想。如在女儿国，男子与女人的穿着和行事完全颠倒，林之洋被选为贵妃后被迫穿耳缠足，吃尽苦头，表现了主张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和反对摧残妇女身体的恶俗。又如两面国的人正面都满面谦恭、和颜悦色，藏在浩然巾后的本相却是“鼠眼鹰鼻，满面横肉”，隐射了现实社会的虚伪狡诈；长臂国的人因为总是伸手去拿“非应得之物”，所以臂膀被拉得奇长，讽刺了一些人的贪婪本性；无肠国的富人收存粪便，让仆婢三番五次地“吃而再吃”，痛斥了剥削者的吝啬刻薄。再如大人国淳厚宽松、君子国“好让不争”，是对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社会和谐的向往。这些虚幻而又带有现实性的场景大多具有诙谐色彩和喜剧效果，显示了《镜花缘》能卓然独立于中国古典小说名着之林的美学创造。当然，作者理想的国度也存在严明的等级关系，他常用“善恶到头终有报”的因果观念劝人向善，说明该书存在思想的局限性。

小说的艺术局限在后半部分表现得很明显，作者铺排众多才女欢聚时吟诗作赋、抚琴画扇、弈棋猜谜等活动，让人感觉是借机卖弄其经史典故、韵学古音、棋谱书画、卜筮医方、灯谜酒令、双陆马吊、射覆蹴球等方面的知识，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云：“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充满了学究气。这不仅不利于塑造丰满的艺术形象，而且偏离了小说创作的意味，丧失了文学艺术的魅力。这些弊端在全篇不够严谨的结构、缺乏统一感的情节内容、较为浮泛的人物描写、不够熟谙的写作技巧等方面也表现出来了。

不过，《镜花缘》还是能够以独特的美学风貌吸引读者。在这部小说里，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它对《山海经》的怪异题材、《西游记》的奇妙结构、《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红楼梦》的女性观的吸收、继承和借鉴，所以，说它对中国古典小说具有总结性的意义，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儿女英雄传》初名《金玉缘》，又名《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侠女奇缘》等，是揉合侠义与世情的儿女英雄小说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品。作者“燕北闲人”，真名文康，姓费莫氏，字铁仙，一字悔庵，满洲镶红旗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乾隆末、嘉庆初至同治年间。出身于累代簪缨的八旗世家，曾祖温福、祖父勒保均为宰辅重臣。他历仕理藩院员外郎、安徽凤阳府通判等职，晚年家道中落，授任驻藏大臣，因病未行，老死家中。

《儿女英雄传》原书五十三回，今存四十回。故事围绕何、安两家的冤案展开，讲述何玉凤（后改名十三妹）之父为奸臣纪献唐所害，十三妹练就一身武艺，遁迹江湖，矢志报仇。安骥之父也被上司陷害入狱，安骥变卖家产前往赎救，不料途中遇上歹徒，落难于能仁寺。侠女十三妹仗义行侠，全歼强徒、凶僧，撮合同时解救的村女张金凤与安骥结为夫妇，并义赠代表其绿林威望的雕弓，护送安骥抵达淮安。后纪献唐被朝廷诛戮，十三妹母亲去世，无处归着，决意出家，经众人规劝，嫁给安骥。安骥得“两凤”相助，探花及第，位极人臣。“两凤”亲如姊妹，各生一子，享尽荣华富贵。

作者经历家族兴衰，历尽沉浮，在饥寒困顿中着书自遣，其身世与曹雪芹非常相似。但《儿女英雄传》呈现出的却是与《红楼梦》截然不同的面貌：一方面，作者自谓要弥补《红楼梦》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缺憾，宣扬集儿女、英雄于一身的完美人格，彰显侠烈英雄本色和温柔儿女家风；另一方面，他不敢直面人生，眷恋逝去的盛世，缅怀虚幻的荣华，幻想积善世家有一个祥瑞发达的喜剧结局。在这种创作思想的支配下，作品充满陈腐的道德说教意味，君明臣忠、父慈子孝的纲常名教观念和玉堂金马、夫荣妻贵的庸俗思想充斥其间，使小说的认识价值大打折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物塑造和作品的可读性。但是，该作也触及到贪赃枉法、相互倾轧的官场黑暗，展现了下层社会光怪陆离的生活画卷。

《儿女英雄传》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作品融侠义、公案、言情小说于一炉，内容新奇，情节曲折，描摹细腻，文笔瑰丽，在同时期的小说中堪称上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关注：一是十三妹的性格在小说前半部分被刻画得血肉丰满。这个出身名门的女子熟谙江湖黑道，嫉恶如仇，武艺高强，平日里见义勇为，抑强扶弱，不图回报，豪爽侠烈的性格中略带一些粗蛮野性，是作者树立的“儿女英雄”的标杆性人物。当得知安骥遭到暗算时，她寻根究底，机警应对；与凶僧交战时，她以出神入化的武艺完胜敌手；面对安骥的感激，她却淡淡回应，甚至不愿说出姓名。但在小说的后半部分，这个信念坚定、豪放不羁、胸襟开阔、率性天真的侠女被作者设计退出绿林，走入正统的生活轨道，其侠风傲骨丧失殆尽，成为一个恪守妇德、享受富贵的平庸女人，失去了原有的光彩。二是文辞生动晓畅、诙谐风趣。作者的语言功力不亚于施耐庵、曹雪芹等大家，特别擅长运用醇正、流利的北京口语，不论叙事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写得俏皮活脱，于浅俗中显示出独特的韵味。胡适《章回小说考证》称它“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该作成为京味小说的滥觞。

《海上花列传》是狭邪小说的代表作，也是晚清小说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作者“花也怜侬”，真名韩邦庆（1856—1894），字子云，号太仙，别署大一山人，松江（今属上海）人。资质聪颖，博雅能文。早年随父宦游，因应试失败，无意功名。曾去河南为幕僚，后长期旅居上海。常为《申报》撰稿，并自编纯文艺半月刊《海上奇书》。还着有文言短篇小说集《太仙漫稿》等。

《海上花列传》自光绪十八年（1892）起在《海上奇书》上连载，每期二回，共刊十五期，凡三十回；两年后，六十四回的石印本问世。该作以赵氏兄妹的故事为主线，讲述赵朴斋从乡下到上海投靠其舅洪善卿，因流连妓院，日益沦落，以致“拉洋车”为生。母亲洪氏、妹妹赵二宝来上海寻亲，因生活所迫，赵二宝成为妓女，为世家公子史天然所骗，一度停止接客，后为偿还置办嫁妆所欠债务，重操贱业。赵氏兄妹的故事时断时续，其间穿插王莲生与沈小红、张蕙贞，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朱淑人与周双玉等人的故事。全书以写妓院的生活为主，旁及官场、商界的场景，是十九世纪末的上海以妓院为社交舞台的生活写照，展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对中国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并写出了人在纸醉金迷的环境中的堕落与沉沦，具有历史认知意义。随着城市的扩张，资本的入侵，娼妓业快速发展，在半殖民地化进程中高度繁华的上海演绎着无数灯红酒绿、清浊混杂的畸形变态故事，一些经常出入青楼的文人以艺术的方式将这种人情世态描摹出来，狭邪小说的创作由此勃兴。以本书为代表的这类作品混杂着古老的传统文化与近代都市畸形繁荣的内容，将才子佳人小说纯净的爱情描写变为病态社会的真实写照，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为冷峻平淡的纪实手法所取代，色貌俱佳的才子佳人也替换成低贱庸俗的妓女狎客，这些对后来的谴责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该作取得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第一，采用前所未有的“穿插藏闪”的结构艺术，把几组各自独立、平行发展的故事穿插叙述，不急于讲完每个故事，又注意首尾呼应，构成脉络贯通、立体交叉的整体布局，使情节错落有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还采用藏头露尾的绵密笔法，设置悬念，令读者茫然不知事情缘起，又不急于交待，直到故事结束才悟出前面的铺垫无一虚设，收到引人入胜、耐人回味的艺术效果。第二，不专注于讲述离奇的故事，不编造夸张的情节，不渲染强烈的情感，而是以平淡自然的写实手法，叙述有如现实一般的琐细生活，展现浮华世界的诸般世相，从中透出人物的微妙心理、独特个性，以及作者对人生的敏感体味和精妙感悟。第三，以白描手法刻画人物性格，笔致细腻地展示鲜明个性，使数十个不同遭遇的妓女互不雷同，嫖客、鸨儿、仆隶也各具特点，做到了人各一面，生动传神。如赵二宝的幼稚、陆秀宝的放荡、周双玉的任性、黄翠凤的老辣、姚文君的飒爽、李浣芳的天真等。第四，有意采用官话叙述故事，而人物对话则纯用吴侬软语（江浙方言），不论是酒筵上冠冕堂皇的应酬之言，还是酬酢时相互调侃的戏谑之辞，抑或是枕席边耳鬓厮磨的挑逗之语、喃喃情话，无不如此。这些声口妙肖的语言，形神兼备地摹画出人物特有的温软柔媚的风情、虚情假意的声气、故作娇羞的神态，使该作成为吴语小说的开山之作。但对不懂吴语的人来说，这部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作品很难读懂，影响了它的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