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至五代诗学

自五、七言古近体既兴，于是唐之作者多兼治之，或兼长，或各有所长。吾且先论唐代诗学之大势。

论唐代诗学，其时代可区为四： 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季年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初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自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其间诗学之源流与乎其变迁得失，可得而述也。

唐初龙门王勃、华阴杨炯、范阳卢照邻、义乌骆宾王，称“四杰”，并秀于前。栾城苏味道、赵州李峤、齐州崔融、襄阳杜审言，号“四友”，齐名于后。皆能远挹谢、鲍，近宗徐、庾。引六朝之源流以入初唐，此其选也。虽然律诗之名，犹未倡也。内黄沈佺期、汾州宋之问，实始约句准篇，研练精切，忌声病，尚对偶，以无违乎沈约四声之律。于是律诗兴焉，于是排律兴焉(唐人自六韵至百韵皆曰律诗。观白居易自集其诗以寄元稹，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余首曰杂律诗。其后高棅撰《唐诗品汇》乃取元稹李杜优劣论，铺陈始终，排比声律之语，遂创排律之名)。于是绝句亦兴焉，绝之为言截也，即律诗而截之也(徐伯鲁《文体明辨》曰：凡后两句对者，是截前四句，如孟浩然 《宿建德江》诗“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是也。前两句对者，是截后四句，如王维《息夫人》诗“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天言”是也。全篇皆对者，是截中四句，如王之涣《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也。全篇皆不对者，是截首尾四句，如柳宗元《登柳州峨山》诗“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是也)。故唐人绝句亦称律诗，观李汉编《昌黎集》，绝句皆入律诗，盖可见矣。

律诗既兴于其时，而五、七言古诗，亦视六朝为绮靡。夫绮靡则伤气格，于是张九龄、陈子昂起而振救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采王渔洋说);抑沈、宋之新声，掩王、卢之靡韵(采邓元锡说)，而风斯一变(以上论初唐)。

逮乎开元天宝之间，气格声律，至详极备，以有李、杜二家也。李白自言齐梁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赋古诗五十九首，其首篇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其志如此，故其天才神逸，超绝人群，以气为舆，以神为马，以高远自然为极。同时，杜甫与白齐名，宏力厚畜，兼综条贯。元稹志其墓云：“世之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其惟子美，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此杜之所以独有千古也。其时如王维之精渺，李颀之冲秀，高适之沉雄，岑参之奇逸，四子者，称“王李高岑”。而孟浩然以雅人深致，与王维齐名，亦称“王孟”，各以其所长，争睁一时。 而乐府七言，至是而始畅;近体律绝，推是为正宗。所谓气格声律，至详极备，唐代诗学之盛，盛于此矣(以上论盛唐)。

天宝丧乱，施于大历、贞元，李、杜之风未远，学者犹能感时哀歌。大历中有“十才子”之称，则卢纶、吉子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也。十才子之中，惟钱起为贤，士林为之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同时，刘长卿深心苦思，悲婉痛快，并称“钱刘”。篇什讽咏，不减盛时，而近体繁多，古声渐远。惟韦应物之古淡，柳宗元之峻洁，铮铮气格，称为“韦柳”，斯为难及。迨淮西荡平，韩碑柳雅，沨沨乎近古，而体局大变。韩愈博大，鼓吹六经，以难文复古，以险韵为诗，力追汉魏，树之宗风。其时与昌黎并立者，孟郊一人而已。昌黎荐孟郊于郑余庆，历叙汉魏以来诗人至唐之陈子昂、李白、杜甫，而其下即云有穷者孟郊，受才实雄骜，固已推为李、杜后一人。而其《赠东野》诗云：“昔年曾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我愿化为云，东野化为龙。”是又以李、杜自相期许，其心折东野可谓至矣。东野诗亦云：“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又不复谦让。盖昌黎本好奇崛，而东野亦硬语盘空，以是并称“韩孟”。一时若卢仝、贾岛，皆闻韩、孟而起者，而风又一变。奇崛之失，至于涩僻，如卢仝、贾岛或至不可卒读。于是元稹、白居易兴焉。居易与稹书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因经之以六艺，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以故元、白为诗，主于易读而易解。然而昔人评之曰：“元失之轻，白失之俗。”其后杜牧之訾元、白以纤艳不逞之词，流传人间，使子父母女诵为口实，入人肌骨，不可湔涤。盖元、白之浅易，实矫韩、孟之涩僻而为之也，而风又一变。其时有李贺，骨力劲险，工于琢句，而不永年。惟张籍、王建所为乐府，或旧曲新声，或新词古义，悲欢穷泰，快畅深至，庶几古歌谣之遗风。变而近正者，时称“张王”(以上论中唐)。

夫元、白之失，在于浅易，格每下而力劣，声杀削而音微，施及晚唐。而沉雄深浑之诗，至于绝响。于是温庭筠之绮靡，李商隐之纤秾，同时而兴。尚声律而忽气格，抑又下于初唐四子及沈、宋远矣。流及五季，迄用无题，而风又一变。读杜甫汉朝陵墓，较李商隐马嵬锦瑟;读杜甫九日蓝田庄，较杜牧九日齐山，则盛唐晚唐之升降，已可喟矣(以上论晚唐)。

总而论之，有唐一代作者，其力足以转移风气。起衰救敝者，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四人而已。

子昂继阮籍《咏怀》之什，作《感遇》诗三十六首，化尽町畦，神游八极，存之隐约，味之玄淡，词旨幽邃，音节高壮。初唐五言，由兹一振。杜甫谓其才继骚雅，世无比肩，柳宗元称其比兴兼有，唐兴一人，而韩愈亦谓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是故以五言而论，子昂其有唐先路之导欤。

李白古风最为五言之冠，顾其天才卓绝，而忧时感愤，恒发于言。开元中，白既以杨妃之谮去国，意怏怏，作《雪谗》诗。天宝中，北讨奚契丹，勤于兵，作《战城南》。天宝末，君子失位，小人用事，以至胡将称兵，天子幸蜀，作《远别离》、《蜀道难》、《枯鱼过河泣》等篇，闳肆俊伟，参差屈曲，幽人鬼语，使人一唱三叹而有余哀，而忠义激发，又足以系夫三纲五典之重。识者称其深得国风讽刺之旨。则七言亦独可诵，要之太白七言古体，原逊五言，是故李、杜齐名。而王渔洋论太白七言诗，等诸王、李、高、岑，称盛唐五家，则七言不逮杜甫矣。惟七言绝诗，如画中神品，窅然入微，高出盛唐诸公之上。其五言律，清新俊逸，从容于法度而不为所窘，白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俳优哉。遂谢不复为，独于《黄鹤楼见崔灏所赋搁笔去》、《于凤凰台鹦鹉洲戏摹》为二律，是故七言律非其所长，亦其所不愿为也。

杜甫之诗，世称“诗史”，以史义存焉，读杜甫而不读唐史，不足以知杜者也。天宝失政，明皇惑于杨氏，作《丽人行》。天子慕远略，开边衅，民疲于兵，作《兵车行》。安禄山反，王师败绩，天子入蜀，王子王孙流离道路，作《哀王孙》，作《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皆七言古诗之最者也。广德以后，感河北三镇拥兵不朝，列藩不忧国，举军需自供，而回纥吐藩共寇京师，作《诸将》。感祸乱未远，民困初息，作《秋兴》、《诸将》、《咏怀古迹》，皆其七言律诗之最者也。论其五言古诗，若《遣兴十八首》，实足继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之后。其时天下大乱，两京盗贼充斥，民困而官邪，作《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诸篇，皆五言古诗之可诵者也。至夫盛衰之感，则作《重游何氏》。登临凭吊之悲，则作《兖州城楼》、《岳阳楼》、《牛头山亭子》、《禹庙》、《玉台观》、《滕王亭子》诸篇，皆其五言律诗之可诵者也。又若五言排律，则《江陵望幸》称焉，为其不忘君也。七言排律，则《洗兵马》称焉，为其悯农休兵而有余忧也。故就其五言诸体观之，甫实兼有李白之长。然则谓杜尤长七言则可，谓其不长五言则未可也。渔洋论杜七言，以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举其尤长者言之，惟五、七言绝诗，非杜所长，则不必以是求之耳。

李、杜而后，降及贞元、元和间，学杜而得其至者，惟韩昌黎一人而已。虽然昌黎之学杜，非逐其声响而求之也。昌黎七言古诗，王渔洋极称之。然以五言论，则亦何后于李、杜?渔洋选古诗，不录昌黎五言，未为得也。昌黎五言古诗，如《归彭城》、如《烽火》等篇，感怀时事，不减杜甫《潼关》、《石壕》诸作。又如《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及《秋怀十一首》、《县斋有怀》、《龌龊》等篇，其自述身世，亦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杜甫《遣兴》之遗也。至如《合江亭》、如《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如《岳阳楼别窦司直》等篇，则雄奇闳肆，其气格骎骎乎直过李、杜。故谓昌黎五言之长不可没也。若七言古诗，则《汴州乱》、《桃源图》、《永贞行》、《感春》等篇，亦等诸杜甫《丽人》、《兵车》之作。若《赠张功曹》、《谒衡岳庙》、《杏花》、《寒食日出游》、《送区宏南归》、《石鼓歌》等篇，则哀丽悱恻，而出以奇放，慷慨动人，可独步千古矣。故谓昌黎尤长七言，此其最也。惟近体五、七言律绝，非其所长，则逊于杜甫耳。昌黎论诗，见于《荐士》及《调张籍》两篇，其于初唐、盛唐诸家，独推陈子昂、李白、杜甫而已，同时则孟郊而已(其《荐士》一篇云：“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其述诗之源流正变，至今论之犹无以易之也。其《调张籍》一篇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则其倾倒李、杜尤至矣)。顾当时为诗者，于李、杜辄至非议，独昌黎尊之，则读《调张籍》诗可知也。其论东野诗曰：“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又推其立身之大曰：“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灶。”又必推其读书悟道之功曰：“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可知诗虽文章一艺，而能造其极者，必在修身读书之人，于昌黎之论诗，则知其所以能名家者，非第文章之事云尔。昌黎亦能四言诗，如《元和圣德诗》及《琴操》诸篇内多四言者，然不得谓之工也。是故昌黎推尊李、杜，振起中唐。然在当时，白居易《与元稹书》，论次诗人，至舍昌黎不道，可见其时自张籍、孟郊、卢仝、贾岛诸人外，其从昌黎一派者仍属寥寥。迨及晚唐，李商隐作《韩碑》一篇，力追昌黎，已为仅见，故王渔洋选昌黎诗，附以此篇，亦使学昌黎者，知其所法也。商隐诗云：“公之斯文若元气，先时已入人肝脾。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则其推尊昌黎亦独至矣。又曰：“句奇语重喻者少。”则当世之知昌黎者亦仅矣。

观夫唐一代之诗，初唐有陈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关乎一代文章风气者。至晚唐而阙然，则风气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见矣。是故论唐诗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其间时代声调，固自不同。王世懋曰：“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四诗之有变风、变雅。杜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作，即大历十子，亦岂无盛唐，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唐人无一语入盛，则亦固哉其言诗矣。然则区时代为四以论唐诗者，于其源流之正变，风气之推迁，气格声调之异同，就其大势而观之，以慎其所学，斯为无害，若毛举单词，摭拾一二篇章，以分别初、盛、中、晚，诚未见其善学也。”温、李既兴于晚唐，于是纤秾绮靡之风，施及五季，若杜荀鹤、徐寅者，温、李之流也(杜荀鹤诗以“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一联为最著，或称荀鹤盖窃诸周朴者。然其诗琢练伤气不出当时排律之格。又如徐寅诗“月明南浦梦初断，花落洞庭人未归。”“鶗鴂声中双阙雨，牡丹花畔六街尘。”诸联皆为集中佳句。以视盛唐实纤秾不足道矣)。虽然不足观矣，其时惟罗隐尚有气格，其诗如《徐寇南逼感事献江南知己》一首、《即事中元甲子》一首、《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皆忠愤之气，溢于言表，犹有少陵之风，视徐寅《大夫松》诗、《马嵬》诗，相去远矣! 隐与寅及司空图遥相唱和，然终不能提倡诗谊，固由风雅道尽，亦时变日亟，士节衰微，不足以振起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