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为人类而艺术》

[苏联]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

真正的艺术品都包含有颠扑不破的真理，而这种真理是有说服力的，它能使最顽固的心灵折服。

【演讲词】

1。就像是一个漫不经心的原始人，突然拾到一件罕世珍宝；这珍宝可能是被海浪推上岸的，也可能是从沙堆中显露出来的，也许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晶莹剔透，发出忽明忽暗、神秘莫测的光泽；这原始人在珍惜它、抚摸它的同时，暗自揣测着它可能有什么用处，却从来没有企及更为高尚的目标……

同样，我们也对艺术抱有同样的态度，我们自认为是它的主宰，轻率地要对它加以变更和改造，并用它作为向权贵们献宠、消遣娱乐、供社会和政治役使的工具。但是，艺术并未因此而失去它原有的、内在的光芒。

但是，我们谁能够据有这种光芒？谁敢断言自己已洞悉它所有内在的奥秘？或许，先贤们已达到这种境界，但我这个急躁的后来者却永远要在暗中去摸索，去追寻。

那些自诩是独立精神世界创造者的艺术家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这是因为很少有人真正具有这种才能，也因为缺乏有能力担当这一重任的人，就像人们曾经自我标榜为一切存在的中心，却没有能力建立精神的均衡。他们往往把失败归咎于这个世界的不协调、时代精神的分裂和民众的不开化。

另外一些艺术家们则认识到存在于自我之上的那一种至高的力量，他们在上帝的旨意下如小学生般勤恳地劳作，他们对文字和读者远较前者严肃。艺术家不同于一般人的，就在于他对世上的美与丑有敏锐的洞察力，并能把它们生动地描绘出来。这些艺术家能够在重重挫折中，在最恶劣的情形下，即使经历了贫困、疾病以至监狱的折磨，仍然保持心灵的宁静和谐。

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们还没有发现人类历史的哪个阶段没有艺术的存在。那些有关艺术已形式殆尽、并走向消亡的预言都已落空。终有一死的是我们人类，而艺术之树常青。问题的关键是，在人类灭绝之前，对艺术的本质及其丰富内涵能有多少了解。

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能用语言来形容的，有许多东西是高高超出于这一切的。艺术能为我们的心灵打开黑暗坚硬的外壳而通往更精纯的精神境界，通过艺术，我们能隐约捕捉到那逻辑思维所不能达到的对永恒的刹那一瞥。

仿佛是神话中的那面镜子，你所看到的并不是自己，而是瞬间的“永恒”；你肢体麻木，胸口隐隐作痛……

2。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世界将由美拯救。”我苦苦思索其中含义而不得要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在人类经历的充满血腥的历史中，尽管美使我们的心灵经过升华而趋于高尚，但却不能拯救任何人。

然而，美却有一种本质的特征：真正的艺术品都包含有颠扑不破的真理，而这种真理是有说服力的，它能使最顽固的心灵折服。人们可以撰写出结构严谨、语句流畅的演讲稿或社论，也可拟定某种计划和哲学体系，但这往往建立在某项谎言、某种错误的基础上。我们难以看出它们的歪曲、隐匿之处，也深感与之对立的演讲、评论、计划等同样无懈可击。因此，要人们相信它们，或确定采纳哪一种见解，其实没有必要。

与此相反，一件艺术品的本质便包含着一种证明：泛泛的意念终不免变得苍白、丑陋、支离破碎而失去感人的力量。只有沉浸于真理并生动体现真理的作品，才具有这种力量并流传下去。因此，那古老的真、善、美统一说，也许并不像我们的放荡不羁、崇尚物质的青年所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如果这三棵树的枝杈得以交接，那么在触目的真与善的枝条被砍伐之时，或许那神奇而难以捉摸的美的枝条，仍会向上茁壮成长，抵达与其他二枝的交会之处而履行它们共同的使命。

以此看来，具有对真理独特直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世界将由美来拯救”不啻是一个预言。很清楚，文学与艺术是能够拯救世界的。我愿在今天阐明我多年探索得来的点滴认识。

3。我曾经努力攀登这诺贝尔奖论坛。不是所有的攀登者都能占有这一席之地，即使幸运者也不过一生只有一次机会。它不是三四级石阶，而是千百级阶梯通向的高耸于云端、高耸于一切黑暗与寒冷之上的圣台。在俄罗斯，在命运面前我只能挣扎着活下去，多少比我更杰出、更坚强的人被杀害，其中一些人是我在古拉格群岛认识的，他们被流放到遥远的荒岛。由于宪兵的监视及彼此间的怀疑，我并不能和所有的人都有交谈的机会。我是间接得知了他们中一些人的遭遇，而有关大多数人，我只能猜想他们的结局。那些在文学上有一定知名度而又客死他乡的，还能被人们知道；最不幸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生前竟没有发表作品机会的同行们，他们被掩埋的时候，竟然没有碑铭，没有棺木，除了系在脚趾上的一只号牌，全身一无所有。然而，俄罗斯文学并未因此而终结，尽管表面上满目苍凉，尽管在本应是绿树葱茏的森林，而今只有两三棵劫后余生的枝干。

今天，伴随着我那死难的同伴们的灵魂，我怎么才能让那真正无愧于这荣誉的人，走向这光荣的讲坛？我怎么才能知道并代替他们倾吐出心中的一切？

这是我心头积压已久的重负，我深感自己责任的沉重。用立达密勒·罗沙利的话来说，就是：

让我们手拉手

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在寒冷的冬夜里，在集中营令人精疲力尽的长途跋涉中，偶尔有点点孤灯，掠过这长长的囚徒行列。我们渴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一人的申诉，哪怕只有一次，我们将吐出长久郁积在心中的一切。我们明白，代表我们的这位使者只要振臂一呼就会得到整个世界的响应。生活在这共同的环境中，我们的感情，我们对物质的需求，都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这些想法并不是来自书本，也不是出于谋求某种安定和秩序的目的，它是一种生存方式的产物：在漫长的铁窗岁月里，在集中营的火堆旁，与那些死难同伴们倾心交谈，思想积淀而结晶。

以后，当外界的压力逐渐减弱，我们的视线能够扩展到整个世界时，我们惊讶地发现，我们朝思暮想的所在竟和我们想象的大不一样。它的生活并不是我们所渴望的生活。它的道路也不是我们所要走的道路。它把泥沼看作可爱的田野，把囚徒脖上的枷锁看成美丽的项链，当有人在悲痛中泪如雨下时，竟有人随着轻松的音乐翩翩起舞。

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是什么使我们的地狱延伸到这里？难道人们已经心灵死寂、麻木不仁？难道这世界根本就没有正义可言？是人们不了解彼此的语言了吗？在这里，语言只是空洞地响着，然后消逝——没有气味，没有色泽，也没有痕迹。

这些年，随着视野的扩大，我曾不停地修改这篇演讲的内容和语气。它便是今天我打算在此宣读的这篇东西。

如今，它显然已不是那在寒冷的夜晚、在集中营里，我想说的一切了。

4。自古以来人的本质是不变的。这就是：除了在催眠的情况下，人们行动的动机，人们的价值观，乃至行为本身，都受到其个人生活及其所在社会的影响。俄罗斯的谚语说：

宁可相信自己有缺陷的双眼，

不要相信自己亲生的手足。

这是了解环境及其环境中个人行为的有力依据。经过多少个世纪的隔绝，我们这个世界在交通尚未发达，人们不能互通信息之时，人们只能居住在各自所属的地区、社会、国土上，以各自的生活经验为依据，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这个时候，作为个人，仍然能够去察觉和接受某种共同的价值标准。我们可以知道，在一般标准下，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以及哪些是可疑的，或残暴的，或凶恶的，或欺诈的；虽然散居各地的人们过着不同的生活，社会价值尺度也不尽相同，但这对尚处于分离状态的全体人类并未造成多大威胁。但在最近几十年间，人类竟出人意料地联合起来。这是充满希望的，但又有不少危险，因为当一部分受到病毒感染时，其余部分都将无一幸免地同蹈覆辙。人类终于联合成为一体，但不幸的是，这种联合并不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那样，能保持一种稳定的统一。这种结合不顾生活经验、个人意愿的不同，更没有本土语言作为联系，而是靠国际间的电台和报纸等新闻媒介。国际上接二连三发生的大事，在顷刻间就被世界上约一半的人获悉，而同时人们却无法知道在某些陌生的角落里衡量事物的规则。不同的价值标准产生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并且以不同的方式为其本土的人们所接受；彼此隔绝的人们无法同时沟通，而且由于价值标准的不同，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必然针锋相对，各执己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