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文集《散文第六》译文与赏析

散文第六

五箴并序

【原文】

少不自立，荏苒遂洎今兹。盖古人学成之年，而吾碌碌尚如斯也。不其戚也！继是以往，人事日纷，德慧日损，下流之赴，抑又可知。夫疢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仆以中才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欤！作五箴以自创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谖。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

主静箴

斋宿日观，天鸡一鸣。万籁俱息，但闻钟声。后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予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虚则一，彼纷不纷。驰骛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扰扰以终古。

谨言箴

巧语悦人，自扰其身。闲言送日，亦搅女神。解人不夸，夸者不解。道听途说，智笑愚骇。骇者终明，谓女贾欺。笑者鄙女，虽矢犹疑。尤悔既丛，铭以自攻。铭而复蹈，嗟女既耄。

有恒箴

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迁。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

【译文】

青春年少时不求自立，任凭时光流逝。古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已经学业有成，而我却还是这样庸庸碌碌，不免令人伤感！从此以后，人际交往日益纷繁，而德行和智慧却日益消减，自己也将渐趋下游，这都是在预料之中的。忧患能够使人增长智慧，安逸能够使人迅速败亡。我以中等资质而过着安顺的生活，想使自己刻苦向上，振作起来，但确实是很难啊。因而写了一篇《五箴》来鞭策自己。

立志箴

名垂千古的先哲，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我虽然如此藐小，但也是父母所生之身。智慧福禄，给我的已经够丰厚的了！如果背弃天道，贪图安逸，就会招致灾祸。胸中悔恨累积千万，如今应该终止了。逝去的无法挽回，一切从今天重新开始吧。我要肩扛道义，并用语言加以宣扬。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坚决执行下去。

居敬箴

天地定位以后，万物化育。鼎足而配，称为天地人三才，并最终诞生了生命。庄严恭敬，谨肃严明，以使教令能够施行。如果不庄严恭敬，就会戕害生灵。哪些人可以傲慢无礼？哪些事可以漫不经心？处事漫不经心的人将一事无成，待人傲慢无礼的人将会遭到同样的对待。纵然别人不怠慢你，也会助长你的骄纵，其结果同样是让人看不起，这就是惹怒上天所降下的惩罚。

主静箴

斋戒寄宿在日观之中，凌晨听到了天鸡的鸣叫。万籁俱寂，只能听到观中的钟声。后面有毒蛇，前面有猛虎，只要神情镇定不惧，谁敢欺辱于我？有些人躲避世事，就像战场上面对三军一般。我的思虑专一，那些纷繁芜杂的事情也会变得井然有序。我奔忙半生，外事一点不能自主，如今老了，难道还怕被外界打扰而心情纷乱的渡过一生吗？

谨言箴

用花言巧语讨好他人，最终只会给自己带来纷扰。平日闲言碎语，也会搅扰你的心神。真正富有智慧的人从不夸耀于人，总是夸耀于人的人往往不明不白。对于那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聪明的人暗笑，愚昧的人惊骇。等那些惊骇的人明白真相后，会说你是欺骗；暗笑的人鄙视你，即使你发誓，人家还是不会相信。这样的教训已经不少，因此写下箴言时刻警醒自己。如果铭记之后仍然重蹈覆辙，那只能感叹你已垂老，将不能重新做人了。

有恒箴

从我识字开始，至今经历多少。二十八年的时间，却没有任何成就。以前所欣赏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却又加以鄙弃。已经抛弃了以前固有的东西，新增的东西没有多久却又转移。进德修业不能恒久，常被外物所左右，终难成就大业。当你再次端起饭碗，竟然没有后悔自责的表现。粮食日益增加，日积月累就能积满一斗。天地神明所要揭示的道理就在这里。

养身要言

【原文】

一阳初动处，万物始生时，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仁”所以养肝也。

内而整齐思虑，外而敬慎威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礼”所以养心也。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作事有恒，容止有定。“信”所以养脾也。

扩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裁之吾心而安，揆之天理而顺。

“义”所以养肺也。心欲其定，气欲其定，神欲其定，体欲其定。“智”所以养肾也。

【译文】

如一轮朝阳刚从东方升起，如大地万物开始萌生嫩芽，内里不藏怒火，不留怨气。所说的“仁”是用来保养肝脏的。

内心思虑合乎规范、齐整有序，外表庄重谨慎、仪容威严，处境好时不骄盈，有威仪而不凶猛。所说的“礼”是用来保养心脏的。

饮食有节制，起居有常规，做事有恒心，举止有定力。所说的“信”是用来保养脾脏的。

胸怀宽阔而大公无私，面临世事而顺其自然，对自心而言安宁舒适，用天理衡量顺顺当当。所说的“义”是用来保养肺脏的。

心要让它安定，气要让它安定，神要让它安定，体要让他安定。所说的“智”是用来保养肾脏的。

召悔

【原文】

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伯于人者，贤亦伯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焉而已。

人之生，气质不甚相远也，习而之善，即君子矣。其有过，则其友直谏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挞，进有旌，其相率而上达也，奚御焉？习而之不善，即小人矣。其有过，则多方文之。为之友者，疏之则心非而面谀，成之则依阿苟同，惮于以正伤恩，其相率而下达也，奚御焉？兹贤者所以愈贤，而不肖者愈不肖也。

吾之友有某君者，毖余曰；“子与某相好不终，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诸？”又有某君毖余曰：“闻子之试于有司，则尝以私干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闻之，若不逊于吾志。徐而绎之，彼无求而进逆耳之言，诚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过，其大者视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数。二子者，盖举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与为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于大戾，而僚友无出片言相质确者。而其人自视恬然，可幸无过。且以仲尼之贤，犹待学《易》以寡过，而今曰无过，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过而因护一时之失，展转盖藏，至蹈滔天之奸而不悔，斯则小人之不可近者已！为人友而隐忍和同，长人之恶，是又谐臣媚子之亚也。《书》曰：“有言逆子女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女志，必求诸非道。”余故笔之于册以备现省，且示吾友能为逆心之言者。

【译文】

贤与不肖之间是如何分辨的呢？这就要根据他们改正错误的勇敢或怯弱程度来加以评定了。日月有日食和月食，星辰也有擅离职守的时候。同样对于人来说，言语有说错的时候，行为有后悔的时候，即使是圣人也在所难免。改正过失付出十倍于常人努力的，圣贤之人也会十倍于常人；改正过失付出百倍于常人努力的，圣贤之人也会百倍于常人。最圣贤的人，是最光明磊落的；最不肖的人，有所仗势而终不悔改。

人初生时，气质没有太大差别，如果能够长期积德行善，就是君子了。如果他们犯了过错，他的朋友就会直言劝勉他帮他改正，还有朋友婉言鼓励他。后退有人鞭挞，前进有人表扬，从而得以共同进步，谁能够挡得住呢？总是做坏事，就是小人了。本身存在过错，不但不加悔改还尽力掩饰。他的朋友当中关系疏远的会口是心非、阿谀奉承，关系亲近的会赞成纵容，害怕自己的直言会伤害朋友之间的感情，于是就一起沦落下去，谁能阻挡得住呢？圣贤之人之所以越来越贤明，不肖之人越来越不肖的原因就在这里。

我的一位好友曾经告诫我说；“你与某人相好却不能保持长久，这是你的过错。你在此要谨慎啊！”又有一个人告诫我说：“听说你参加部门考试，曾经用私交来托人情，这是万万不可的。”这两个人所说的话，突然听到时，觉得好像不符合我的心志，但是慢慢理出头绪，他们对我无所求却对我说出告诫的话，是真正的敬重我啊。然后我自我反省之后明白：我的过错，大的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大好多倍，并且多得不可胜数。他们两个人，只是指出了一小部分而已，人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自知之明。先王所推行的道义不行于世，士大夫们一起做事随随便便，毫无原则，往往陷于大的罪行之中，而同僚好友中又没有只言片语来规劝告诫，而本人还自认为生活安然恬静，庆幸没有过错。就是孔子那样贤能，还要学习《易经》来减少自己的过失呢，而如今之人却总是声称自己没有过错，自欺欺人啊！明知自己存有过错还要一味袒护，想方设法掩藏，直到犯下滔天大罪还不知悔改，像这样的小人我们千万不能接近啊！作为他人朋友却对他的错误藏而不说，不管不问，这样必会助长朋友作恶，这样与那些阿谀奉承、拍马献媚的人有什么区别呢。《尚书》上说：“有人所说的话不合你的心意，这话必定是有道理的；有人所说的话正合你的心意，这话一定是没有道理的。”我于是用笔把这些话记录下来，以备日后自省之用，并且拿给那些给我告诫的朋友看，以示我能够接受他们的违逆之言。

求阙斋记

【原文】

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刚侵而长矣。至于八月有凶，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

物生而有耆欲，好盈而忘阙。是故体安车驾，则金舆衡不足于乘；目辨五色，则黼黻文章不足于服。由是八音繁会不足于耳，庶羞珍膳不足于味。穷巷瓮牖之夫，骤膺金紫，物以移其体，习以荡其志，向所搤捥而不得者，渐乃厌鄙而不屑御。旁观者以为固然，不足訾议。故曰：“位不期骄，禄不期侈。彼为象箸，必为玉杯。”积渐之势然也。而好奇之土，巧取曲营，不逐众之所争，独汲汲于所谓名者。道不同不相为谋，或贵富以饱其欲，或声誉以厌其情，其于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驱一世于轨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实，于是爵禄以显驭之，名以阴驱之，使之践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惧名之既加，则得于内者日浮，将耻之矣。而浅者然骛之，不亦悲乎！

国藩不肖，备员东宫之末，世之所谓清秩。家承余荫，自王父母以下，并康强安顺。孟子称“父母俱存，兄弟无故”，抑又过之。《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不协于极，不罹于咎，则锡之福。”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百体之耆，皆使留其阙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闻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译文】

我读《易经》时，每到《临卦》时就喟然长叹说：阳气开始滋长了，而八月是阳消阴长的季节，所以败亡的日子也就很快来到了，不禁畏惧呀！在天地之气中，阳刚之气到了衰败的时候，就会退而产生阴柔之气；阴柔之气到达顶点的时候，就会进而转化阳刚之气。此消彼长，这是自然规律。

众人生来就有嗜好、欲望，喜欢盈余而忘记亏阙。因而，即使乘坐最豪华舒适的马车，身体也不会感到满足；即使穿戴最华美鲜艳的衣服，眼睛也不会感到满足。同样，音乐再盛大，耳朵也不会满足；食品再鲜美，口舌也不会满足。贫贱之人，突然得享高官厚禄，奢侈之物使他的身体改变，淫靡之习使他的心志放纵，原先羡慕而得不到的，如今逐渐就会厌恶鄙视而不屑要了。旁观者都认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不值得非议。因此说：“地位高了，就会骄傲；俸禄多了，就会奢靡。刚开始要用象牙筷子，以后一定要用玉制杯子。”这是逐渐积累的结果。而喜好标新立异的人，别出心裁，巧为经营，不追逐众人都争取的东西，唯独对名感兴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有的人追求富贵来满足物质欲望，有的人追求声誉来满足心中愿望，而他们同样都希望志愿能够得到满足。名，原是古代圣贤用以规范世人的工具。中等德行的下的人，道德修养还不够高，于是就用爵禄和名誉一明一暗来驱使他行走正道，他也不明白此中的深意。君子就深知道德修养的真正内涵，因此恐怕得到盛名之后，内心的道德修养还不够而会变得日益虚浮，于是便以盛名为耻。而那些道德修养肤浅的人还争吵着追求这些虚名，不是很可悲么！

我德才浅薄，惭愧地任职在世人称为清贵之官的翰林。家中承蒙祖上余荫，全家老幼都身健心安，这比孟子所说的“父母都在，兄弟无故”之乐还要强一点。《洪范》上说：“平民百姓能够做到有规划、有作为、有操守，不要求臻于完美，也不犯下大错，这样就能得到上天的赐福。”像我这样，没有作为、没有规划，还总是犯下大错，然而却蒙受了上天的赐福，这不是不相称吗？于是命名我的住所为“求阙斋”。凡是外界带来的荣耀、享乐，内心的嗜好、欲望，都使它留有余地。礼仪追求节制，享乐追求盈满。享乐不能过分，要用礼仪来节制，才有可能约束心性，防止放纵。至于美名博誉，更是上天不轻易赐予的，只有拥有真正的功业和德行之后，美名博誉才会随之而来。所得已经很贪婪了，更何况那些根本没有实际作为的人却去争抢呢？实际行为不是圣人所为，却拥有圣贤的美名，大概这样的人在实际生活中一定有所伪饰。我还是本本分分的守阙吧。

养晦堂记

【原文】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黯然退藏，彼岂与人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吾友刘君孟容，湛默而严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壮岁，则已泊然而外富贵矣。既而察物观变，又能外乎名誉。于是名其所居日“养晦堂”，而以书抵国藩为之记。

昔周之本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泊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杨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于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事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燿者哉？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观省焉。

【译文】

平凡的人只要有血气的本性，就会高昂地想要有所作为而超过他人。厌恶身份低微就趋向高位，厌恶贫困就会希望富裕，厌恶寂然无声就会期求赫赫有名，这是普通人的常情。然而平凡人之中，有人格高尚的人，他们大多一生幽静，默默不显，低调地隐藏自己，那么他们难道与其他人的本心不同吗？他们确实是见到了事物重大的一面，并且知道一般人所争夺的是不值得过多计较的。

《论语》上记载：齐景公有四千匹骏马，还是不能和首阳山饿死的人评论长短。我曾经就这个说法推论，自从秦汉以来，到现在为止，达官贵人，怎么能数得清？正当他们把权势、居要职而从容行动时，自以为才能和智慧远远超过别人。待到那些人身死之后再看他们，他们与当日那些追逐名利而生、忧思劳苦而死的奴仆、差役、贪官、奸商等，没有什么差别。而这中间又有用功业文学获取虚名的，自以为才能和智慧远远超过别人。待到他们身死之后再看他们，他们与当日那些追逐名利而生、忧思劳苦而死的奴仆、差役、贪官、奸商等，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差别。既然这样，那么如今居处高位并且获取虚名的人，自称远离沉静的环境，而乐于流连招摇的场合，内心安然地自处显要的位置，竟不知自己与眼前这些追逐名利的奴仆、差役、贪官、奸商将一同消尽，而且没有丝毫的差别。难道不可悲吗？

我的朋友刘孟容，深沉静默而严肃恭谨，喜爱道学而无欲无求，到壮年时就已经淡泊节欲而把富贵置之身外，后来他体察外物观察世事变化而又能把名誉置之身外。于是把他的居所命名为“养晦堂”，进而写信给我，让我为它作记。

从前周朝末年，庄生怜悯天下士人深深地陷于势力和利益的追求中，久久地停留在诽谤和荣誉的烦扰里，因此告诫人们要隐晦沉默而自敛锋芒，如所称许的董梧、宜僚、壶子这些人，多次表达这番意思。而扬雄也说道：“炎炎大火终会消灭，隆隆雷声终会消失。富贵的人，鬼神都窥探他的盛衰。”君子的原则是，心有所得，而对外物无所求。自己饥饿寒冻不止，侍奉父母、养育妻儿却没有怨言；不被整个人世所理解却没有苦闷。自己认为晦暗是世上最光明的。像那些在辉煌耀眼的旅途中奔命的人，有朝一日一旦势力终结、意兴阑珊，追求像寻常贫贱的人的生活却不能得到，哪里能看到值得称作辉煌的呢？我替他详备地陈述晦暗的原因，希望让孟容的志向坚定；后世的君子，也能从中观察世相、反省自己。

君子慎独论

【原文】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丽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越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推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必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译文】

独处这一现象，君子和小人都会遇到。小人独处，就会产生非分的想法，这些非分的想法积聚多了就会生出放肆之心，这样那些欺骗人的事情就产生了。独处，就会产生诚信的想法，这样诚信的想法积聚多了就会生出谨慎之心，这样自我鞭策的功夫就会更加周密。君子与小人在独处时心态上的微妙差异是值得进行一番探讨的。

《大学》中讲到了“格物致知”，昔日的言行可以用来增长自己的知识和能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也可以加深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当心系所遇到的问题时，就要学会能够解剖其中公私间的区别；在以往处理事情时，能够充分而精辟地研究其中的得失。这样，对于该做的善事，不该做的恶事，必定就已成竹在胸了，并已有自己的真知灼见。而那些小人，就不会有如此精辟而又透彻的见识了，而只是做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于是，当面对一件善事该做时，就怕别人没有察觉，但越是这样的心态，那么做事就会愈加迟疑。当面对一件不好的事时，便侥幸地认为别人或许不会看到，就没有积极的躲避而去做了。一个人独处时，性情中虚伪的那一面就会出现，这就是所说的欺骗。而真正的君子对一件善事生怕办得不好，而更要小心谨慎的行事，以免自己不知不觉落入俗流。如果一件坏事不及时改正，那么就会如同涓涓的流水一样不停地做下去。在暗室之中都觉得有神明在监督，不敢存有丝毫邪念；方寸之心坚如金石，不敢受半点邪念浸染。在独处之时，能够谨慎再三的考虑所做之事，这是圣人经书上的要求，这些才是后世贤人所要切实探究的。

自从世人认为儒家的“格致外物”之说是向外求知，而专注于对善恶的认知，从此“慎独”的观点便隐而不见了。自从近世儒士把“独体”作为内心了解世间万物的本源之后，“慎独”这一理念就愈发暗淡了。总之，首先要察明事理，然后才是诚信。如果不能深入探究万事万物所蕴含的义理，就容易导致“慎”的失当。心性要和事理结合，不能空谈，如果事理不明，那就无法做到真正的“慎独”。以上便是进德修业的方法，我们不能不认真参悟。

原才

【原文】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雠，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

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译文】

风俗的淳和薄是如何产生的呢？源于一两个人的心中向往罢了。天地孕育众生，平庸弱小的人比比皆是，如果有一两个既贤能又智慧的人出现，那么众人就会以他为领袖而听他的命令；特别智慧的人，那么拥戴的人就特别多。这一两个人的心向往仁义，那么众人就会和他一道追求仁义；这一两个人的心倾向名利，那么众人就会和他一起追逐名利。众人所追逐的，就会形成大的趋势，即使有巨大的力量，也没有谁敢违逆它，故而说干扰天下万物的，没有比风更厉害的。风俗对于人的思想影响来说，从微弱开始，而到后来是不可抗拒的。

先王治理天下，使那些贤德的人都身居要职，他们教化人民也都靠的是道义，因此社会规范统一、风尚相同。世道教化衰微以后，所被认为的那一两个人不能尽处要位，但他们的志向主张，必然会通过讲说流传开来。而众人便欣然而从，蔚然成风。于是，党徒兴起，而一个时期的人才就涌现了。有以仁义为倡导的，他的党徒也便会为仁义而死，义无反顾；有以功利为号召的，他的党徒也便会为功利而死，决不回头。如同水向潮湿的地方流，火靠近干燥的东西烧，无一没有得到应验，这种现象由来已久了。现在那些掌握权势的君子，总说天下无才。他们自己身居高位，不能用自己的理想去转变风尚，造就当代人才，却反过来说没有人才，岂不成了虚妄之语？十户人家的小城，其中如果有崇尚仁义的君子，他的智慧足以改变十个人，就一定能选出十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他的智慧足以改变一百个人，就一定能选出一百人之中的优异者栽培成材。

那么，移风易俗和栽培造就一代人才，并非只有身居高位的人才能做，凡是有管理职责的都有责任参与其中。如果主宰国家的人听到我的这种说法并去实行，那就会谨慎选择能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如果士大夫听到我的这种说法并去实行，那就会小心谨慎自己的思想言行，恐怕自己言行不当而败坏风尚、摧残人才。照这种方法去做，几十年以后，可能有收到成效的一天吧？这就不是我所能预见的了。

圣哲画像记

【原文】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窃窥陈编，稍涉先圣普贤魁儒长者之绪。驽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吾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于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资，累世不能竞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着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祠、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有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诚求之，仁远乎哉？国藩记。

尧舜禹场，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着，师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亚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礼，而好称引奇诞；文辞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悦者哉！

诸葛公当扰壤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舆事多疑之主，驭难驯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御驽马登峻坂，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其以道自持，蔚成风俗，意量亦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予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明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渐于古，而风骨少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内之于薄物小篇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此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哜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辩尝而后供一馔，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三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故训，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谓修已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灭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抬，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议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旨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敻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者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许、郑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咿唔，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着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辄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人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暄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没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孙子；若通阛贸易，瑰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商富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有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着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已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于祈，何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干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悼不遇，怨悱形之简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苟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二子也远矣。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译文】

国藩立志求学不早，中年惶恐地在朝中做官，曾经读了许多前人的着作，略微涉猎到先代圣贤大儒长者的绪业。因为自身才智愚钝，体弱多病，所以一无所成；后来在军队中南征北战，学业更加荒废。丧乱还未平复，而我的年纪却将近五十岁了。从前，我读班固的《艺文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发现他们所列的书目繁杂众多，作者的姓名多到不可计数。其中有的如日月一样明亮，有的却被埋没而无人知晓。等到做了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年的二月跟随宣宗皇帝入阁，才得以看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比前代收藏的要超过很多；而且存目的书籍几十万卷，还不在此中。天啊！怎么那么多！即使有上智之才，数代也不能穷究那些书，何况那些才智低下的人呢？由此可知书籍之多，作者之众，如同江海一样，不是一个人的肚子所能全部饮下的，重要的在于谨慎选择罢了。我既然自我衡量本身能力不够，于是就选择了古今圣哲三十多人，让儿子纪泽画下他们的遗像，合为一卷，收藏在自家的私塾里。后人有志读书，取这些人的着作来读就足够了，没有必要费心去博览群书，而学术文化的传授没有比这些更重大的了。从前在汉代，像武梁祠、鲁灵光殿，都描画伟人的事迹，而且《列女传》也有图像。前人受其感召而奋发学习，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熟悉了圣哲们的容貌，进而探求他们的精神，领悟他们的精妙，与他们的灵魂契合，只要诚心去探求，仁道还远么！国藩记。

尧、舜、禹、汤，都没有着作，只是史官记载他们的言论而已。等到文王被囚禁，才开始撰写文章，推演《周易》。周公、孔子，相继兴起，六部儒家经典大为彰显，师道也随之完备了。秦汉以来，孟子大概与庄子、荀子并称。到了唐代，韩愈特别尊崇他。宋代的圣哲，认为可把孟子提高至仅次于孔子的地位，尊崇他的书，来和《论语》相配。后来论学的人，没人可以更改。现在我把他放在三位圣人的后面。

左丘明作《左转》解释《春秋》，上面多记述东西二周的典章礼制；又号称引用离奇怪诞的事情，辞采华丽，超过了实质。太史公说庄子的书都是寓言，我看子长所写的《史记》，寓言也占十分之六七。班固在见识与情操方面，不如子长远大；但是对于治世的典章，六艺的主旨，文字的源流，人神的事情，描述得十分鲜明详备。这怎能和那些才识短浅、骄傲自满、自我欣赏且在某位先生面前互争得失的人相比呢？

诸葛亮生于混乱的时代，信奉儒术，立身行事能从容合于大道。唐人陆敬舆事奉多疑的君主，驾驭难以驯服的将官；他用极其磊落的胸襟照耀君主，用极其诚挚的态度领导将官。譬如驾驭劣马登陡坡，奔跑在险恶难行的路上，却阻碍不了它的驰骋，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范希文、司马君实，遭遇的时代稍微好些，然而在坚卓诚信方面，却各有独到的修养；他们坚守正道，自我约束，蔚然成风，气度算是很远大了！从前刘向说董仲舒是王佐之才，伊尹和吕尚比不上；管仲、晏子等人，大概更达不到。而刘歆认为董仲舒受其师友的熏陶，连子游、子夏都比不上。依我看来，这四位贤人，虽然比不上伊尹和吕尚，但必定比董仲舒强。可惜的是我不能像刘向父子一样来论定他们的优劣罢了。

自从朱子表彰周子、二程子、张子，认为他们的学说是上承孔子、孟子的道统，后代的君主、将相、老师、大儒，忠实遵守他们的说法，没有人能够改变。乾隆年间，鸿儒相继而出，训诂博辨，超过了从前的贤哲，重立标志，称为汉学。汉学摒弃宋代五子的理学，认为他们不应独受尊崇；而那些笃信五子学术的人，也摒弃汉学，认为汉学支离破碎，有害大道，争辩得没完没了。我看五子立说，那些大的方面大多符合孔子之道，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呢？他们解释各种经书，小的方面有不当之处，固然应该拿近代对经书的解释来作辅助，又怎么可以摒弃他人的说法而自囿呢？这两派人，也都很可笑。

西汉的文章，像杨雄、司马相如的雄伟，这是天地间的强劲之气，得于阳刚之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正气。像刘向、匡衡的渊深美好，这是天地间的温厚之气，得于阴柔之美的作品；这是天地间的仁气。东汉以来，在博雅方面，并不比古代逊色，但在风格和骨力方面就略微衰弱了。待到韩愈、柳宗元有作品问世，全把杨雄、司马相如的雄奇万变，用在记述小事物的短篇之中了，这怎么能说不神奇呢！欧阳修、曾巩，全都取法韩文公，但是文章的体质却和匡衡、刘向接近。由此看来，文章的变化，不可能研究透彻；概括而言，不会超出这两个途径，即使经过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

我抄录古今诗歌，从魏晋到本朝，共选录十九家，大概说来选诗的途径是很广泛的了。嗜好趋向不同，各人要看他的性情所接近的那方面而定。譬如多种美味，陈列在餐桌上，只选取适合自己口味的，吃饱就算了。如果一定要亲自尝遍天下的佳肴，而后才能供给一餐的需要，那是大惑的事；一定要勉强天下人的口舌，都来效法我的嗜好，那是大愚的事。庄子曾经说过“大惑的人终身不能理解，大愚的人终生不能领悟。”我在这十九家中，又笃守其中的四家：即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喜好他们的人有十分之七八，不喜欢他们的人也将近十分之二三。我怕受庄子不解不灵的讥讽，所以就选取这些人的作品，终生学习他们就够了。

司马子长，搜求了往昔的见闻，贯通了三古的史实而着《史记》，可是其中的八书，很嫌简略。班固《汉书》中的十志，就比较详备了，然而却只写一代的典制，不能看到会通各代的制度。想要遍览治理天下的制度，就必须由杜佑的《通典》开始。马端临的《通考》，和杜佑的《通典》不相上下，郑樵的《通志》则是比不上的。近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的学问，专门研究《说文解字》，大多数人都推崇许慎、郑玄，很少人言及杜佑、马端临。我认为许慎、郑玄考证先王制作的本源，杜佑、马端临辨析后代因袭沿革的大要；他们在实事求是这方面是一样的。

先王的大道，就是所说的修养自身、治理百姓，规划治理万类的，那么归宿是什么呢？也不过是礼而已。秦朝焚灭书籍，汉代各学者所搜求的，郑康成之所以超越常人，都是因为礼。杜君卿的《通典》，谈礼的地方有十分之六，他的见识已经超过八代了。宋代张子、朱子所讨论的，马贵与、王伯厚所编辑的，无不小心谨慎的看待礼。我朝的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师；国史《儒林传》，特别把他摆在首位。我读他的书，谈到礼俗教化的地方，就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的志向，这是何等雄壮啊！后来张嵩庵作《中庸论》，以及江慎修、戴东原等人，尤其把礼作为首要。而秦尚书蕙田，于是编纂《五礼通考》，列举天下古今人神万事，都用礼贯穿它，可以说是规模宏大，思虑精密了。我描画我朝先贤的画像，首先是顾先生，其次是秦文恭公，又怎么能没有精深微妙的意旨呢！桐城的姚鼐、高邮的王念孙，他们的学术都只在礼。可是姚先生的文章观点宏博通达，国藩的粗解文章，是由姚先生启迪的。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造诣之深是不可企及的。因此把他们放在后面压阵。

姚姬传先生说学术的途径有三个方面：即义理、辞章、考据。戴东原先生也是这样说。像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的圣德，左丘明、庄周、司马迁、班固的才智，确不能以一方的风格来谈论了。至于像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在孔门四科中是以德行而兼政事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在孔门四科中是德行科的，都是属于义理方面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在孔门四科中是言语科的，这是所说的辞章方面的；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氏父子，在孔门四科中是文学科的。顾炎武、秦蕙田跟杜佑、马端临较为接近，姚鼐、王氏父子跟许慎、郑玄较为接近，都是属于考据方面的。这三十二位圣哲，效法其中的一人，诵读他们的一部书，则终身受用，无穷无尽。倘若又有人嫌弃这些人鄙陋，想要另外有所增益，这好比挖井挖到九仞深而不得泉水，就认为一口井太狭窄，而必须扩大到数十甚至上百口井，身体衰老，力气倦怠，却最终没有看见泉水的一天，这怎么能适当呢？

自从佛教徒讲因果祸福的道理以后，行善获得报偿的说法，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内心，牢固而不可破除。士子刚刚开始读书，就期望能够考取功名，得到高官厚禄；有的人稍微读了些古书，窥探了古人丰富的着作，就想得到远近的赞誉，后世的美名；有的人编着一本书还未完成，就希望得到一两个有力量的人的宣扬，来传播给每一个人，以抵偿自身的辛劳。早晨耕种，晚上就想有所收获；一份付出，就想得到十分的回报。譬如到市上买酒买肉，吵嚷聒噪地向卖家讲着价钱，而卖家又从中取得两倍的利润。利禄达不到的时候，就希望在死后得到不可知的美名。甚至有的人说孔子在世时，没有得到官位，死后所获得祭享的报偿比尧舜还要隆重。一般郁郁不得志的人，就拿来作为例证和安慰，这是多么鄙陋啊！现在一个只有三户人家的小买卖，在财利上计较得非常细微，有人欠了一百个钱，都怨恨到他的子孙身上；倘若买卖做到整个城市，珍奇的货物堆积如山，交易金额动辄超过千金，那么一百个钱的有无，有时就无暇计较了。至于像富商大贾，操持百万黄金，公私流转繁衍，那么几十甚至一百缗的铜钱，有时就无暇计较了。同样是人，所操持的大了，尚且有无暇计较小数的时候，何况上天所操持的尤其大，而对于世人丝毫的善行，浅薄的学问，却要一一谋划报偿，不也太劳苦了吗？商人的货物相同，经营的时间相同，但是有的盈利，有的亏损；应对策问的人所答的题目相同，但是有的考中，有的没有考中；为学着书功力的深浅相同，但是有的流传下去，有的未能流传，有的出名，有的不出名。这其中也有命运的原因，不是可以勉强而做得到的。古代的君子，大概没有一天不忧虑的，没有一天不快乐的。道术不能通晓，自己不免还是个粗俗之人，即使有片刻的懈怠，这也是值得忧虑的事情；平易居处，以待天命，下学人事，上通天理，俯仰都不惭愧，这是值得快乐的事情。从文王、周公、孔子三位圣人以下，到王氏父子，无不是忧以终身，乐以终身。他们没有什么祈求，又要什么报偿呢？他们自己就自隐才能，又要什么名声呢？只有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个人，伤悼生不逢时，怨恨的心绪表现在书本上；这和圣贤的自得其乐，稍微有些违背和不同。但是他们那是在自己痛惜才干不为世所用，不能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而又汲汲名利的人相提并论。如果汲汲名利，那就和三十二位圣贤相差太远了。就像将要到河北、山西一带去而却把车辕朝向南方，这在方法上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文王、周公、孔子、孟子，班固、司马迁、左丘明、庄周，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二程子、朱熹、张载，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樵、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这三十二位圣哲，陈设祭礼，焚香奉祀。好像在我们上面，又好像在我们身旁。

易问斋之母寿诗序

【原文】

夫人君者，不能遍知天下事，则不能不委任贤大夫。大夫之贤否，又不能遍知，则不能不信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誉，或未必遂为荩臣；左右之所毁，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则耳目不可寄于人，予夺尤须操于上也。

昔者，齐威王尝因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即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论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莅事则不足，固宠则有余。《易》讥覆涑，《诗》赓鹈梁，言不称也。彼既自惭素餐，而又重以贪鄙，则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乐其附己也，而从而誉之。誉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己则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为可烹者也。若夫贤臣在职，往往有介介之节，无赫赫之名，不立异以徇物，不违道以干时。招之而不来，麾之而不去。在君侧者，虽欲极誉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则不免毁之。毁之而听，甚者削黜，轻者督责，于贤臣无损也。其不听，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于贤臣无益也。然而贤臣之因毁而罢者，常也。贤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即墨大夫之所为可封者也。

夫惟圣人赏一人而天下劝，刑一人而天下惩，固不废左右之言，而昧兼听之聪，亦不尽信左右之言而失独照之明。夫是以刑赏悉归于忠厚，而用舍一本于公明也夫。

【译文】

作为君主，不可能全部知道天下的事情，所以不能不任命贤能的大夫担任职务去帮助自己管理国家。然而大夫是否贤能，又难以全部了解，因此就不能不信任自己左右的臣属。然而左右所称誉的，有的未必就是忠诚的臣子；左右所诋毁的，有的未必就不是贤良的官吏。所以说耳目不能寄托在别人身上，生杀予夺的大权尤其应该掌握在君主的手里。

从前，齐威王曾经因为左右的话而烹杀了阿大夫，封赏了即墨大夫。这件事可以略微讨论一下。自古以来，庸臣在位，他的才能面临事情时就显得不足，而巩固自己受宠的地位时就显得很有办法。《易经》上有讥讽覆涑的篇章，《诗经》上有宣扬弟梁的诗篇，都是说不称职之事的。这类人羞于粗茶淡饭，而又大多贪心很重，行事卑鄙，因此就不得不向君主左右的人谄媚奉承。而君主左右的人也很高兴他们归附自己，从而在君主面前称誉他们。称誉时间长了，君主心中对这些人的看法也就慢慢改变了，因而这些人的地位也就日益巩固，从而使政治日益败坏。自己妄自尊大，人们必然也就跟着效仿。这就是阿大夫的所作所为应当烹杀的原因。倘若贤臣在位任职，往往有耿直的气节，没有显赫的虚名，不标新立异来仿效外物，不违背道德来干预时政。让来而不来，叫去而不去。在君主左右的人，即使极力称誉他也不会得到什么。但是有的与他合不来，就不免要去诋毁他。对他诋毁的言论君主听信了，严重的就会降职废黜，轻微的也要加以督促责备，对贤臣并没有什么伤害。君主对左右的话不听信，那就说明君主英明，这是国家的福祉，对贤臣并没有什么益处。然而贤良的大臣由于被诋毁而被罢黜的，是常有的事情。贤良的大臣始终不去阿谀奉承君主左右的人来求取容纳重用，也是常有的事情。这就是即墨大夫的行为值得封赏的缘故。

所以只有圣人赞赏一人而起到劝勉天下的功用，刑责一人而得到惩戒天下的效能。固然不废止左右之人的进言，但对广泛听取意见则聪睿的益处而深有体会，也不能完全相信左右的进言而失去自我智慧的光华。这就是说赏罚要尽量体现忠厚之心，而用人进退要本着公正磊落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