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九经治天下》释义

九经治天下

［原文］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1］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注释］

［1］子庶民：像对待子女一样对待普通百姓。子，以之为子。

［译文］

治理天下国家的大原则有九条：修身、尚贤、亲爱亲人、尊敬重臣、体恤群臣、慈爱百姓、招徕工匠、优待远客、抚顺诸侯。

［通解］

朱熹注解：“此列九经之目也。”

［原文］

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译文］

知道修身便能确立中道。能尊贤就不会困惑。和睦九族就不会招致亲人的抱怨。尊敬重臣就不会遇事慌张混乱。体恤群臣，士人们会加倍回馈。慈爱百姓，百姓会努力上进。招徕工匠，国家就能百货齐备、财源广进。善待远客，四方之人都来归顺。抚顺诸侯，天下都会敬畏。

［通解］

朱熹注解：“此言九经之效也。”

［原文］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译文］

斋戒沐浴，衣饰整齐，不合于礼的事不做，以此来修身。

驱逐小人，与美色保持距离，轻视财物而重视德行，以此来尊贤。

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与他们好恶一致，以此来团结亲族。

安排足够的下级官员供其指挥，使其能集中精力处理大事，以此来抚慰重臣。

对待他们有诚信，供养他们有重禄，以此来勉励士人。

征发徭役不与农时冲突，尽量减少赋税征收，以此来慈爱百姓。

按日考勤、按月考绩，发放的酬劳与做出的贡献相称，以此来激励匠人。

能护送他们离开，能迎接他们到来，嘉奖有善性长处的人，体谅才能不足的人，以此来安抚远来之人。

为绝代的诸侯在旁系里选择合适的继承人，将被攻亡的城邦重新建设起来，治理混乱，扶持微弱，按时接受诸侯的朝见聘问，赠礼丰厚而收贡少，以此来抚顺诸侯。

［原文］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译文］

总之治理天下国家有九大原则，而实践起来，就是秉持“诚”这么一个核心。

［通解］

以上这部分讲述治理国家要坚持的九大原则，条理很清晰，三段从“是什么”“为什么”“怎样做”三个角度层层递进。“九经”之内，也有明白的先后顺序，朱熹《中庸章句》引用吕祖谦的观点说：

天下国家之本在身，故修身为九经之本。然必亲师取友，然后修身之道进，故尊贤次之。道之所进，莫先其家，故亲亲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体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国，故子庶民、来百工次之。由其国以及天下，故柔远人、怀诸侯次之。此九经之序也。

可见九经是按照由近及远的次序排列：修身—尊贤和亲亲—敬大臣和体群臣—子庶民和来百工—柔远人和怀诸侯。

修身是为政的基本起点，尊贤与亲亲体现了领导者的智与仁，是修身的延伸。这些我们前文已经讲到。

◎治国之经纬

重臣是国之栋梁，是国家建设中某一方面的专家，因此要为他们多配人手，提供各种所需的条件。这也是为了让他们从琐碎的闲杂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于重要工作。再厉害的人，你让他把每天的时间都浪费在上下班的路上，浪费在为各种事情排队、等待指示和批准上，他也什么成绩都做不出来了。因为任何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让专家真正成为他所在领域内的专家，他才能为你在具体的、特殊的问题上出谋划策，这样治理国家就不会有困惑了。

各级工作人员是治理国家的基石，是上层与下层沟通的桥梁。再好的政策，如果没有执行，都是废纸一张。因此要言而有信、厚待群士，反面例子就像朱元璋，虽然由布衣成为天子，但他敌视官僚阶层，俸禄微薄的同时又以严刑峻法对待他们。这样官僚只能从百姓身上盘剥利益，他们生存的压力最终还是转嫁到了普通百姓身上。因此，宽厚对待工作人员，更能激发他们工作的活力和信心。

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今天的“行业”已经非常繁多，并且由于时代的变化也永远处于变动之中。而在古代中国，尤其是西周这么早的时代，基本还只有农业和手工业可以称为生产行业。因为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商业活动相比之下也并不很活跃。所以九经中强调社会生产时，只有“子庶民”和“来百工”两个方面，这是先秦时期社会环境的反映。

农业生产是一切个人和集体的生命线。从古至今，“三农”问题从来都是不能轻视的问题。如果果腹都解决不了，其他一切就都无从谈起。但看中国古代的历史，总有些帝王为了一时的利益，征收大量的赋税或者无休止地征发百姓进行战争、修建工程，最终破坏了生产，乃至葬送了整个国家。因此要如《论语》中所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合理地征收赋税，不去与民争利；合理地安排公共工程的建设，不去与民争时。这样人民群众自然对国家支持，对领导者满意。

手工业就是古代的“高科技”产业，技术上的一点提升就可能带来生产力成倍增长。因此要定时定量加以考核，衡量对比付出与贡献的多少，给予工匠们相应的奖励，这样百工自然专心于自己的特长，不断磨砺和改进工艺。

在春秋战国时代，各个诸侯国间的关系复杂，人口流动也比较自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卫国的商鞅帮助秦国变法，本是楚人的伍子胥为了报父仇去做了吴国大夫，更有孔夫子周游列国这样的事例。这种情况下，好的环境和政策就能获得赞誉，吸引人才主动前来，这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九经”的最后提出对待“外人”的“柔远人”和对待“外国”的“怀诸侯”。

《孟子》当中有很多关于施行仁政吸引远方人民的描写：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因此说，对待远方主动前来的人民：对于有能力、有抱负的要加以厚遇，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人才，商鞅就属于前者；对于遇到困难前来投奔的也要同情和善待，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他们，伍子胥就属于后者。这样四方之民自然都愿意前来归顺。

春秋的各国虽然互相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从历史渊源上来说皆为周天子治理下的亲戚之国。国家之间的战争可能针对的只是统治集团的少数人，并不追求彻底消灭对方的国家。《论语·尧曰》中也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直到勾践灭吴国时，才渐渐进入了追求“彻底征服”的战国时代——就算是在规模和冲突更加剧烈的战争里，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战败国也是承认战败即止，并不会被彻底歼灭。所以这里讲，对处于困难，乃至失去领导的混乱邦国，要施以援手，帮助他们恢复秩序，重新复兴。这既是把对方国家的民众和自己国家的民众一视同仁的仁爱之心，也是为自己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考虑。

对于运转良好的国家，则要建立起良性的沟通关系，以礼相待。《礼记》中说：

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礼记·曲礼上》）

“礼”就是关于“来往”的规定，人与人之间交往要有礼，国家与国家之间更是如此。“礼”的原则之一就是在双方平等的情况下“自卑而尊人”——放低自己而尊敬对方，简单地对自己而丰厚地对对方。“厚往而薄来”的原则几乎一直被中国的历代王朝所坚持着。

公元238年，是我国的三国时代。当时的日本女王卑弥呼派遣使臣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来到魏国，向魏明帝献上带来的“生口”（奴隶）男性四人、女性六人以及班布（染以杂色的木棉布）二匹二丈。魏明帝盛情款待了这些日本“稀客”，并效法汉光武帝赐封倭国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封难升米为率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为率善校尉，假银印青绶。另外，魏明帝又赐下“绛地交龙锦五匹、绛地绉粟@十张、@绛五十匹、绀青五十匹”，“绀地句文锦三匹、细班华@五张、白绢五十匹、金八两、五尺刀二口、铜镜百枚、真珠、铅丹各五十斤，皆装封”，让难升米带回倭国。这是正史中记载的中国与日本的第一次接触。

15世纪初，随着郑和“超级舰队”向南对印度洋的巡航，以及明成祖朱棣向北对蒙古势力的扫荡，结合“厚往而薄来”的外交政策，明朝的朝贡体系达到了一个高峰，向明朝朝贡的国家和部族超过了六十个。尤其到了明朝中后期实行海禁政策，朝贡体制更成了这些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主要手段。其中最有名的是明朝朝廷与日本幕府之间的“勘合贸易”：

实行海禁后，明朝朝廷只允许外国与明朝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及方物土产来华，朝廷将“贡品”收下后，再以“国赐”形式回酬给外商们所需的中国物品。这些贸易船舶必须持有明朝朝廷事先颁发的“勘合”（贸易许可证）。

这表面看来只是一种政府间的贸易方式，但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商业交换，日本幕府从中获取了极大好处：首先，明朝朝廷的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上贡方贡物的价值。其次，明朝朝廷给出的价格很高，以日本刀为例，在日本值800到1000文的刀，明朝朝廷就会给价2000文。再次，这种贸易不仅减免关税，明朝朝廷还会承担整个使团在大明期间的全部食宿费用，免费供应归途一个月需要的海上旅程用粮。

从以上两个例子，大略可以看出“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的原则对后世中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保证了清朝统治之前的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地位。

要贯彻执行这九大原则，“行之者一也”的“一”是什么呢？以程颢、朱熹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一”是指下文提到的“诚”：

一以贯九者，诚也。故其下论诚。（程颢《中庸解》）

一者，诚也。一有不诚，则是九者皆为虚文矣。此九经之实也。（朱熹《中庸章句》）

所有这九大原则实行起来，核心是一个“诚”字。如果内心不诚，只是口头上支持，而内心里并不认可，那么一切都会变成虚文、变成口号，不可能长久地发挥作用。

［原文］

凡事豫［1］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2］，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注释］

［1］豫：预备，准备。

［2］@（jié）：绊倒，此处指言语不顺畅。

［译文］

凡事预先有准备就能达成，不做准备就会失败。就像发言，事先准备好就不会吞吞吐吐。就像做事，事先筹划就不会出现困窘。就像行动，先有准备就不会后悔。就像选择了中道，就不会有穷途。

［通解］

“宜未雨而绸缪，勿临渴而掘井”，不论是发言、做事、行动还是求道，都必须得预先有所计划、有所准备、有所追求。像上面讲到的治国“九经”就是这样，为政治国不能等出现了什么问题再去应对解决，而必须早有原则和预案。当领导者都看到了问题的严重，那老百姓还不知道已经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了多久呢。

对于个人而言，古语云“莫欺少年穷”。立长志，矢志于一个“道”，人生就有格局、有气象，脚步就更扎实稳健。年轻时穷困不可怕，怕的是方向不明、浑噩度日，长大后依然穷困。孔子说：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

年轻人年富力强，谁也不能断定其将来成就不如别人。但到了四五十岁还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就真的不值得敬畏了。孔子又说：“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人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那么这个人也就这样了。曾子也说：“三十、四十之间而无艺，即无艺矣；五十而不以善闻矣。”

人生有理想、有目标，就有动力。持之以恒，目标就越来越近。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早早确立了学习和奋发的方向，有志于“道”。他“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岁达到“知天命”的境界。孔子心中有“道”，虽然少时丧父丧母、地位低微贫贱，但他在逆境中奋发，用后天的“好学”成就了他的“博学”。不仅是孔子的话语，他的人生轨迹同样给我们以启迪。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国家到集体，再到个人，皆是如此。如果事事都靠随机应变的能力来拆东墙补西墙，总有一天会彻底玩不转了，全盘轰然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