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君子时中》释义

君子时中

《中庸》第二章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译文］

孔子说：“君子可以做到中庸，而小人与中庸则背道而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君子不偏不倚，因时而动。而小人则是无所忌惮，任性妄为。”

［通解］

《中庸》第二章的关键，在于对“时中”二字的理解。就像前面讲到的，“中”并非简单的一个中间点、平均数，朱熹说：“中无定体，随时而在。”——如何才算“中”，是随着“时”的不同而变动的。

《礼记·礼器》中讲道：

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诗云：“匪革其犹，聿追来孝。”

对礼来说，最重要的便是因时而定，其次是顺应具体的变化，再次是合乎伦理，再次是有所差别，再次是合乎人情，最后是要与身份相称。举例来说，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前代的统治者会选拔合适的继任者，那是禅让的时代。而后来，老的统治者会打压新生力量，商汤只能选择放逐夏桀，取代夏朝，周武王必须讨伐商纣王，取代商朝，那是革命的时代。商纣王曾经关押过周文王，如果周武王还期待像尧舜禹时代一样的贤明君主主动让位，那就是愚蠢了。这就是时代的不同决定了手段方式的不同。

“时”，并非单纯指“时间”。如何做到“中”始终是与“时”的变化——时代、时机、时局——联系在一起的。就像评价古时候的隐逸之士，孔子说：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论语·微子》）

所有这些失去自己精神家园的人，面对理想的破灭和世道的浑浊，选择了不同的归宿，而他们身上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孔子则认为“我和这些人不同，没有什么必须这样、必须那样的”，就像他曾说过的“毋必、毋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任何处境下都没有偏执。孟子也说：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孟子同样肯定这些古时贤人的优秀品质，而孔子更在其上，因为孔子可以察觉并顺应“时”的变动。这既需要强韧的精神，也需要洞察的智慧。

“圣之时者”也成为一个典故，赞扬这些眼中没有绝境，可以与时推移、因时而动的出类拔萃之人。

老舍话剧《茶馆》中塑造的主要人物茶馆老板王利发，生于清末，靠着自己的灵活和坚忍，独力支撑父亲留下的茶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内战不断，北京城里多少大茶馆都关了张，而他对茶馆进行“改良”，照样开张。三十年之后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已是风烛残年的王利发，依然拼全力支撑着“裕泰”这个老字号。《茶馆》第二幕里称赞年轻时的王利发：

幕启：北京城内的大茶馆已先后相继关了门——“裕泰”是硕果仅存的一家了，可是为避免被淘汰，它已改变了样子与作风。现在，它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部却改成了公寓。前部只卖茶和瓜子什么的。“烂肉面”等等已成为历史名词。厨房挪到后边去，专包公寓住客的伙食。茶座也大加改良：一律是小桌与藤椅，桌上铺着浅绿桌布。墙上的“醉八仙”大画，连财神龛，均已撤去，代以时装美人——外国香烟公司的广告画。“莫谈国事”的纸条可是保存了下来，而且字写得更大。王利发真像个“圣之时者也”，不但没使“裕泰”灭亡，而且使它有了新的发展。

◎管仲是什么人？

春秋五霸，第一个便是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影响了整个春秋时代的形势。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历史人物之一，管仲在孔子和弟子口中被屡屡提及：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纠的家臣。公子纠与兄弟公子小白争位，失败被杀后，召忽也随之自杀了。但是公子小白即位成为齐桓公后，对管仲以礼相待，管仲便归服齐桓公，成了齐国的执政大夫。——孔门弟子对管仲的非议就在于此。孔子也认为管仲其人品行有亏，很多做法违礼，但还是给予他“仁”的高度评价。因为在管仲治理下的齐国成为诸侯中的盟主，将中原各国团结在一起，避免了被野蛮民族各个击破的命运，所以孔子说“民到于今受其赐”。

在公子纠死后，管仲自己当然也曾思考过何去何从的问题。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名言：“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管仲选择接受失败、顺应时变，继续活下去，发挥自己的能量。

对此，康有为说得好：“盖仁莫大于博爱，祸莫大于兵戎。天下止兵，列国君民皆同乐生，功莫大焉，故孔子再三叹美其仁。……宋贤不善读之，乃鄙薄事功，攻击管仲。至宋朝不保，夷于金元，左衽者数百年，生民涂炭，则大失孔子之教旨矣。专重内而失外，而令人诮儒术之迂也。”——光荣地死去，好像成就了一世英名。但这是一条简单的路，而且对生者没有什么意义。无论沧海桑田，都敢于承受“活着”这个重担，才是“圣之时者”。

“好人”“坏人”的标签，都太过简单粗暴，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与“时”的复杂。抽一个片段出来，代表不了一个完整的活生生的人。重要的是不忘初心，“时中”而动。正如孟子对孔子的称赞：“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

◎观鸟知“时中”

儒家所讲的“大学之道”特别强调“格物”，也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有它内在的道理与法则，都有跟天地至道相通的地方。而人可以通过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和实践来感悟人生，感悟天地之理。比如孔子从山水的姿态，联想到它们与仁者、智者的相似：

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

又如，孔子看到禽鸟的行动，联想到知“时”知“止”：

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论语·乡党》）

《孔子圣迹图》中的“山梁雌雉”

一次，孔子与子路在山间行路，看到不远处有几只野鸡停留在那里。子路好动，于是向野鸡挥了挥手。野鸡见状，机警地扇动翅膀飞了起来，在空中盘旋一阵，落到了远处的树上。

看到这一幕，孔子说道：“山梁上的这些雌雉，懂得‘时’啊，懂得‘时’啊！”孔子想到的是，这些野鸡真了不起，它们能够机警地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所以能时刻将自己置于安全的境地，远离祸端。

孔子与子路继续向前，又靠近了这几只野鸡。子路听了孔子的话，不知是否明白了老师的意思，遂不无俏皮地向野鸡拱拱手，好像为自己打扰了它们表示歉意。野鸡们犹豫了一会，便振翅飞去了。

《论语·乡党》篇记述孔子日常生活的一些侧面，也正是在这些看似平平无奇的日常中，孔子的人生境界得到了具体展现。上面这一个片段，是《论语·乡党》篇最后一段记载的一个场景，很耐人寻味。从那些野鸡的反应中，孔子特别感受到一个“时”。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每个时候都处于不同的“时”中。那么，我们知道自己的“时”吗？如果我们真的能看透彻这些，恐怕在人生的路上脚步会更加坚实一些。比如，我们常听到大学生讲“因为以后找工作压力大而不能静心学习”，这其实恰恰是本末倒置。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作为学生，当下能够把握的“时中”就是用心学习，最根本的是抓住学习的机会，充实和丰富自己。在今天这个通讯发达的时代，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根本不会缺乏机遇，而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再怎么提前“找工作”也只是事倍功半。所以说，处在学生时代，首先应该自问：自己能做什么？如果有机会送上门，我有能力把握得住吗？

在《大学》中，孔子也有类似的议论：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诗经》中讲：“绵绵蛮蛮鸣叫着的黄鸟，栖息在山冈的一角。”孔子感慨道：“就停息的地方来说，连小小黄鸟都知道该栖息在什么地方，人怎么可以连鸟儿都不如呢？”

◎子思称“仲尼”

第二章开头，直呼孔子的字“仲尼”，因此有人提出由此可以证明《中庸》的作者不是子思：

弟子记圣人之言行，于《论语》皆称子，如“子曰”及“子以四教”之类，盖尊师重道之辞，未尝有字圣人者……岂有身为圣人之孙而字其祖者乎？（王十朋《梅溪集》）

我们的第一印象也是古人对于避讳先人尊长的姓字是很严肃的。“诗鬼”李贺因为在科举中被人毁谤说他父名晋肃，应当避父讳，让他不得举进士。韩愈为此事还专门写过一篇《讳辩》，为李贺叫屈。

但仔细辨析发现，事实并非这么简单。朱熹就指出，“古人未尝讳其字”，光在《论语》中就能看到，子贡就曾说过“仲尼不可毁也”（《论语·子张》）。不光是字，甚至还有弟子直呼孔子名“丘”的例子：孔子让子路问路于长沮、桀溺，长沮反问子路“夫执舆者为谁”，子路答：“为孔丘。”（《论语·微子》）由此可见，孔门弟子对孔子都可以呼名称字，更何况是子思。

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代，避讳姓名的讲究才刚刚出现，到秦汉之后“避讳”才渐渐变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说这里子思称孔子为“仲尼”，并不奇怪。

更重要的是，毕竟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而《礼记》是经过了汉人编辑的。为了明晰清楚，其中存在对于个别字词的改动很正常。尤其当下文是一连串的“子曰”时，那么在最前面的一句里明确标示出这个“子曰”是“仲尼”曰，也可以认为是为了文意更清楚明白而进行的改动。

如果再追根究底的话：在原始版本的《中庸》里，这里很可能并不是“仲尼曰”。这里的“仲尼曰”以及下文的“子曰”可能本来皆是“闻之曰”。

《孔丛子·公仪》记载说：

穆公谓子思曰：“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也。”子思曰：“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于事无非。”子思曰：“无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为臣之辞。臣之辞无非，则亦所宜贵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子思曾经汇集收录孔子的言论。关于这些言论的来源，按子思所说，“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子思本来可能就是以“闻之曰”的形式，记录或引用孔子之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竹书》的《从政》篇，经过专家重新编联之后的形式如下：

［简甲一］闻之曰：“昔三代之明王之有天下者，莫之余（予）也，而@（终）取之，民皆以为义。夫是则守之以信，教［简甲二］之以义，行之以礼也。其乱王，余（予）人邦家土地，而民或弗义。夫……〖齐之以〗［简甲三］礼则寡而为仁，教之以刑则述（遂）。”

闻之曰：“善人，善人也。是以得贤士一人，一人誉……［简甲四］四邻。失贤士一人，方（谤）亦坂（随）是。是故君子慎言而不慎事……。〖君子先〗［简甲十七］人则启道之，后人则奉相之，是以曰君子难得而易事也，亓（其）使人，器之；小人先人则@（绊）@（禁）之，〖后人〗［简甲十八］则@（陷）毁之，是以曰小人易得而难事也，亓（其）使人，必求备焉。”

闻之曰：“行在己而名在人，名难静（争）也。［简甲十二］@（用）行不倦，持善不厌，唯（虽）世不@（识），必或智（知）之。是故［简乙五］君子强行，以待名之至也。君子闻善言，以改其［简甲十一］言；见善行，纳其身安（焉）。可谓学矣。”

闻之曰：“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

……

从上面《从政》的这段文字，明显可以看出《从政》篇每一段落都应该以“闻之曰”起始。全篇完、残简统计，共出现了13次“闻之曰”，如果加上第十枝简开头“曰”字前的“闻之”二字，就有14次。《从政》篇中的“闻之曰”，其实和“子曰”是一样的意思——“闻之曰”的后面便是子思引述孔子的话。

◎联通上下文

第二章最后一句“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中说：“魏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像宋代的程颐、朱熹等人也都认为此处应该有一“反”字。但“反”字不加也解释得通，因此并不影响理解。

前文中我们已经说到，朱熹所分章的第二章到第九章为一部分，这部分交替从君子和小人两方面谈面对“中庸”的不同样子。第二章提出的“时中”这一概念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此单列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