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广大:修己与安人
《中庸》第十二章
[原文]
君子之道费[1]而隐[2]。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3]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4]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注释]
[1]费:道之作用广大无涯。
[2]隐:道之体现精细微妙。
[3]此句引自《诗经·大雅·旱麓》。戾,至,到。
[4]造端:开端,开始。
[译文]
君子坚守的道,用途广大而又表现精微。即使以凡常男女的愚笨,也可以对此有所体悟。但到了其高深之处,就是圣人也有不能理解的境界;即使以凡常男女的庸常,也能实践其中的一部分,但到了高深处,就是圣人也有做不到的地方。
天地如此广大,但人对于天地还有不满足的地方。所以君子对于中庸的道理,说到大处,天下也不能承载;说到小处,便细微得无法再分。《旱麓》中说“苍鹰冲向天穹,鱼儿潜入深渊”,好比是表达中庸之道上达高天,下及深渊。君子之道,起始于普通男女所能体会的程度,而推究到了最为精要处,则充塞天地万物。
[通解]
本章提出中庸之道具有广大与精深两个特点。
先秦时期的儒家学说,皆是针对社会现实而发,都是出于对现实的关切,很少纯粹的理论、概念探讨,就像一些西方学者用古希腊哲学的定义来衡量儒家思想,认为儒家思想关注的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把握到了儒家思想的侧重点——着眼于人的生活,从个人到社会,修己进而安人。
《周易·序卦》讲: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
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观点,“天生民”,因此世间任何人都有悟天理、行天道的资质。再普通的男男女女一样可以通过努力成为圣贤,而圣贤也有自己力所不及的地方: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
墨子像
子贡问老师:如果可以施加恩惠给百姓,并且周济万民,这可以称得上是“仁”了吧?孔子笑道:这岂止是仁啊,这已经达到“圣”的境界了。即使是尧舜,不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努力吗?
由此可见儒家与其他思想观念的一点重要差异——在爱人惠人的次序上。儒家讲仁者爱人,这个“爱”特别实际,不空谈。一个人爱他人,顺序是由近及远的。能力有大小,所以范围也有大小。但即便是尧舜,想要惠及天下所有人也是难以想象的。墨家的爱人同样实际,“摩顶放踵利天下”。但墨家宣扬“兼爱”:爱亲人与爱路人、爱天下人同等,这便遇到了客观的问题:人的精力有限,是不可能惠及每一个人的。遇到的便“爱”,没遇到的便不能知晓,这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做到“兼”。如果辩说“我是在心理上的兼爱”,那么只有一个“爱”的名头,全部都“爱”跟全部都“不爱”又有什么差别呢?基督教思想与墨家思想有相通之处,亦是强调天下苍生可以同样地被爱。所不同的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种爱的出发点是神,而非具体的“我”。
圣贤非“神”,必然有能力的极限。而就是比圣人又高一层的天地,也不时会有自然灾害发生,危害人类。南方炎热潮湿,北方寒冷干燥,也不能让人类完全满意。
由此可见儒家与道家在看待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一点不同——儒家认为,人类社会有自己的规律与要求,不能与自然界完全等量齐观。北宋理学家胡瑷讲:
圣人无天地之权耳,使其有天地之权,则凶荒水患之类,无得而致也。(胡瑷《周易口义》)
人道显然不等同于自然之道,若是圣人有天地的能力,那么就不让各种灾害发生好了。可见只有人类以灾害为忧患,天地则不以为然。与此相反,我们前文已经提到,道家则认为人道同于自然之道,所以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中庸之道的存在涵括天地万物,这一事实让我们可以用“是否得‘中’”作为标准来评价外物、衡量自身。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中道的道路上,永无止境。
◎联通上下文
本章的前半段,指出人类社会中从最普通到最高妙的情况里,中庸之道都普遍存在着。人人皆能感受到,并偶尔能够做到,但难在自觉和始终如一。这部分可以与第四章孔子的话相参照: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中庸》第十三章
[原文]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1]执柯以伐柯,睨[2]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3]而止。”
[注释]
[1]此句引自《诗经·豳风·伐柯》。伐柯,砍削树木做斧柄。柯,斧柄。则,法则,这里指现成的式样。
[2]睨:斜视。
[3]改:变,修正。
[译文]
孔子说:“道,是不会远离人而存在的。有些人实践修持着‘道’,却与人的生存问题毫不相干,那就不能称为‘道’了。《伐柯》中说‘砍削树木做斧柄,斧柄的模子并不远’,手里就握着斧头,再去做一把斧柄。斜着眼睛去对比两者,都还觉得差别很大。因此君子根据为人的基本道理来治理人,逐步修正就可以了。”
[通解]
本章讲中庸之道是始终不离人心常情的,不论对己还是对人。
《墨子》中也用“睨”来表达“并不完全一样”的意思:
虑。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墨子·经说上》)
“所谓‘思虑’,就是用自己的智能去探求,但不一定能求得真实,就像斜着眼睛去看,虽然看了但不一定看得真切。”可见用“睨”打比方是先秦时候人们的一个语言习惯。
人是万物的尺度,怎样算“不足”?怎样算“过分”?怎样算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期望?中庸之“中”,本来就是基于人的感受而存在的。就像“唯GDP论”,用一个数字的增长作为评价标准,这明显背离了以人为本的中道原则。当我们的自然环境被破坏,河流不能靠近,天空没有飞鸟,孩子没有玩耍的地方,每天只能待在水泥盒子里面对发光屏幕的时候,我们才察觉到: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
又如当今流行的“以机器为本”的工作理念,让人去适应机器的需要,而且喜欢把人比喻成机器,并以不间断地工作为荣,以忙碌为荣:
我们越忙,就越觉得自己重要,并以为别人也这么想。没有时间留给朋友和家人,没有时间一起欣赏日落(或者说不知道太阳已经下山了)。我们急急忙忙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没有时间真正地喘口气,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对于“成功人生”的定义。
一面是越来越多的“过劳死”,另一面是网上充斥着夸耀自己曾连续工作多么长时间的帖子。正像生理学家马丁·穆尔伊德所说的:
操作说明书、警告标识和训练课程可以保护机器,但人生于世,却没有这样的保障。……我们认识人体的设计特色,比认识人操作的软件硬件要少得多。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人类社会文明的需求同人类生理结构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我们的身体,本该是白天狩猎,晚上睡觉,一天下来行走不会超过几十英里;现在却全天候工作和玩乐,坐飞机在地球两端穿梭,或是深夜还在外汇交易市场里买进卖出。人类对技术创新的理解力总比科技更新要慢半拍。我们总是“以机器为本”(注意力集中在技术和设备的优化上),而非“以人为本”(注意力集中在最优化我们自身的表现上)。
就像握着斧柄去伐木一样,我们明明可以以自己的感受为依据、以心灵上的幸福为追求就可以,却鲜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君子不崇尚一些虚空远离实际的道理、复杂的计算等等,只是“责之以其所能知能行”,用谁都能理解、能做到的程度来要求人,真正把他人当作与自己同等的人来对待。
[原文]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1]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2]行,行顾言,君子胡不@@[3]尔!”
[注释]
[1]庸德、庸言:寻常的品德,寻常的言语。
[2]顾:回头看。引申为顾及、照顾到。
[3]@@(zàozào):忠厚笃实的样子。
[译文]
孔子说:“能够做到忠恕,离中庸之道就不远了。如果一件事你不想被施加在自己身上,那你就不要去施加到别人身上。君子行事最基本的道理有四条,但我孔丘却一条都没能做好:想要儿子对我尽孝,我作为儿子却没能如此对待父亲;想要下级对我尽忠,我作为下级却没能如此对待上级;想要做弟弟的恭顺,我作为弟弟却没能如此来对待兄长;对朋友有种种期待,我却没能以这些标准先去对待朋友。寻常的品德,要认真躬行;寻常的言语,要谨慎地说。言行之中有不足的地方,不敢不继续努力;言行留有余地,不敢做尽说绝。说的话,合乎自己做的事;做的事,符合自己说的话。言行一致,岂不就可以称作一名谦谦君子了吗?”
[通解]
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邵雍说:“易地而处,则无我也。”(《邵雍集》)同一件事,能想到自己是这种感受,别人同样也是这种感受,就不会把自己不喜欢的强加在别人身上。
儒家这一观念与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对“两种自由”的定义类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赋予他人以“消极自由”,即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的自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赋予他人以“积极自由”,即想做什么便能做什么的自由。儒家讲以“忠恕之道”,将心比心即可,这也就是“以人治人”。
忠恕的处世原则,首先要用在最为亲近的人伦关系中。你追求子孝、臣忠、弟敬、朋友施恩,先要自己做到孝、悌、忠、信。父子、君臣、兄弟、朋友,这是人伦中的基本关系,但要做好却并不容易。言行须一致,孔子都不认为自己做得完满了,因此言语上也是说“丘未能一也”。当然,我们要明白,这是孔子的自谦之词,是他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与期待。
《论语·卫灵公》里讲: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
言行一致,是诚恳且严谨的表现。又如《孟子》中也说到“乡愿”——这种谁都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只是没有原则地倒向别人的意见,就无法做到言行一贯:
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
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
曰:“何以是@@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孟子·尽心下》)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这方面,儒家同样保持了自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品性(这也是诸种优秀文明共同的特点之一)。对于自己,要时时自省:“言顾行,行顾言。”也正是因为做到言行一致并不容易,儒家对于他人的要求反而更宽松一些:
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
君子不能仅仅因为一个人话说得漂亮就举荐他,也不因为一个人行为不好就否定他说的话。在客观上,承认确实存在言行不一致的状况,并且体谅别人。这同样是“忠恕之道”的一种表现。
◎道不远人
本章引用孔子之言,讲“道不远人”,为人修道要以人为本。从忠恕做起,从言行一致做起,从处理最普通日常的人伦关系做起。可以与首章相参照: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之一,一般理解都会认为是玄虚与高远的存在。而在儒家,尤其是在孔子那里,“道”是接近人的日常日用的。不关心“粮食与蔬菜”的道,不是儒家所崇尚的道。
道,是孔子一生的追求。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了心中的“道”,孔子不断地追寻与努力。晚年回顾自己的人生历程时,孔子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志于学”就是他常说的“志于道”。孔子希望人们树立理想信念,“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甚至要“安贫乐道”,不囿于生活的琐事中。有道的追求,人生才会有格局、有气象,才不至于常常迷失方向。
儒学是“修己安人”之学,由修己而推己、而安人,这就是儒家的“道”。《淮南子·要略》说:“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儒者之学”在于传述“成康之道”与“周公之训”。《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的最高追求,就是社会人心教化,倡行仁爱正义,实现古圣先王之“道”。
孔子的社会理想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里的“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共”,即社会成员有明确的公共意识。孔子希望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希望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能够“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们各尽其力、各取其需,进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臻于“大同”境界。人既是“自然人”,更是“社会人”,聚群而居就必须讲求“社会性”,就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孟子常常强调“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这样的问题,他们思考的逻辑起点正在于此。
从前遍布天下郡县的文庙(孔庙)里,往往有“礼门”“义路”等,儒家的“道”便寓于其中了。《礼记》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所谓“人义”,无非就是与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人情”相对的为人之道,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人生在世,会具有多种身份,既然如此,就要按照自己的角色定位做好自己。
在孔子之前的圣贤所谈的“道”,也离人们不远。《周易》谈天、地、人“三才之道”,是说人处在天地之间就要效法天、地,从而刚健自强、厚德包容。《六韬》记姜太公为文王陈述“至道之言”,称“敬胜怠则吉”“义胜欲则昌”,也是注重人的社会性。儒家推崇先王之道,希望在“人心”与“道心”之间“允执厥中”,是历代儒家所追求的境界。当“中庸”学说落实到具体行动时,则强调把事业当修行,以岗位为道场。
总之,平平常常即是道。孔子之“道”就是中道。他没有把人推向高远,始终是把高远的道落实到人间,落实在生活中。
儒家所有的要言妙道,无论理解起来浅显还是艰深,最终落脚点都在于使人的此生此世变得更好。对比其他思想观念,尤其是宗教思想,我们更能看到这种主张的独特之处。程颢讲,相较之下,儒家思想是“道亦器,器亦道”的,它始终紧贴着人、人的生存来立论,不离社会日用与日常话语,形而上与形而下的联系非常紧密,绝不可分开说。
而佛教思想,程颢认为有几大问题:一便是佛教是出家“自适”“独善”的,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尤其在古代中国,寺院道观不事生产,还要国家人民来供养;二是“以生死恐动人”,让人纠结在生死的问题上而忽视现实与现世;三是“禅学者总是强生事”,譬如三界、六道、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只是入门,佛门佛典种种描述繁复无比,自成体系。“道外寻性,性外寻道”,撇开丰富的现实不谈,而去自造三千大千世界。
由此可见宗教思想疏远现实而思虑彼岸,儒家思想则始终“不远人”的差异。
《中庸》第十四章
[原文]
君子素[1]其位而行,不愿[2]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3]下,在下位不援[4]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5],小人行险以徼幸[6]。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7],反求诸其身。”
[注释]
[1]素:平素、现在,这里用作动词,处在。
[2]愿:倾心,羡慕。
[3]陵:欺凌,霸凌。
[4]援:攀援,攀附。
[5]俟(sì)命:等待天命。
[6]徼幸:侥幸,期望获得意外成功。
[7]正鹄(gǔ):箭靶中心的圆圈,引申为目标。画在布上称为正,画在皮上称为鹄。
[译文]
君子安心于当下所处的位置,去做该做的事,不艳羡此外的事物。身处富贵的地位,就依照富贵的法则;身处贫贱的处境,就依照贫贱的道理;身处夷狄的环境,就依照夷狄的习惯;身处患难的处境,就依照患难中的办法。君子无论在什么处境下都可以做到安然自得。
子贡像
君子处在上位,不会欺凌下属;在下位,也不去攀附上司。端正自己而不求人,就可以泰然自得。上不抱怨天,下不抱怨人。所以君子安居现状等待天命,小人铤而走险靠偶然来博取成功。孔子说:“君子行道就像射箭一样。没有射中靶心,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通解]
◎入其乡,随其俗
面对富贵与贫贱的境地,如何自处?孔子和孟子都有不少表达: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孟子·滕文公下》)
更直接的对比就是: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
当年,孔子一行人被围困在陈国、蔡国之间时,断粮多日。子路义愤地说:“怎么君子也会有如此穷困潦倒的时刻?”
我们都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一种希冀绝对公正的理想状态。而在现实中,命运的颠沛常常不能让我们如愿。不论是谁,君子小人,人人都难免遇到自己人生中一段幽暗的日子。但是不同的是,如孔子所说:君子可以在黑暗中坚守,默默耕耘新的光明。小人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可能就会选择狗急跳墙,无所不用其极了。
八十八岁高龄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对于如何度过人生中的低谷,有这样一段话:“当人生经历一段困难的日子,一个毫无生气的时期,我总是这样做,坚持某几句话,表达某种见解的几句话。即使这些话已经过时并毫无意义,我知道生命一定会回归,从而使它们重焕生机。”正是在黑暗中依然坚持自己,有所秉持,才使得我们不被外物所扭曲、所吞噬。
生长在中原鲁国的孔子,也承认身处未开化的夷狄之境是不好的: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但这也没有问题,只要我心光明,便能照亮我所站立的土地: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这一句,更衍出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君子正道直行,端正好了自己就不需要依赖人、乞求人:“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中还有一个事例:
公伯寮@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
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公伯寮向当权的季孙氏抹黑子路。而子服景伯私下向孔子表示:虽然季孙氏已经被公伯寮迷惑了,但是以本人的能力还是能够澄清事实,让公伯寮为此付出代价的。但是孔子制止了他。孔子相信秉持公义的力量,也反对将对错问题纠缠成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
◎谁最“无畏”
抛开幼稚的绝对平等、绝对平均的想法来看,我们必须正视人类社会里天然的“不平等”的存在——有些人毕生所追求的,却是另外一些人生来就有的。一如《平凡的世界》一开篇所描述的那样: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众人分饭菜。每个人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饭票付给每人预订的一份。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钱;乙菜其他内容和甲菜一样,只是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可就差远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地漂了几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也便宜,每份五分钱。
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只有乙菜各班都用烧瓷大脚盆盛着,海海漫漫的,显然大部分人都吃这种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菜。主食也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粱面馍;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从排队的这一片黑压压的人群看来,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农村,脸上和身上或多或少都留有体力劳动的痕迹。除过个把人的衣装和他们的农民家长一样土气外,这些已被自己的父辈看作是“先生”的人,穿戴都还算体面。贫困山区的农民尽管眼下大都少吃缺穿,但孩子既然到大地方去念书,家长们就是咬着牙关省吃节用,也要给他们做几件见人衣裳。当然,这队伍里看来也有个把光景好的农家子弟,那穿戴已经和城里干部们的子弟没什么差别,而且胳膊腕上往往还撑着一块明晃晃的手表。有些这样的“洋人”就站在大众之间,如同鹤立鸡群,毫不掩饰自己的优越感。他们排在非凡的甲菜盆后面,虽然人数寥寥无几,但却特别惹眼。
……现在,只有高一(1)班的值日生一个人留在空无人迹的饭场上。……她端着自己的饭菜,满脸不高兴地立在房檐下,显然是等待最后一个姗姗来迟者——我们可以想来这必定是一个穷小子,他不仅吃这最差的主食,而且连五分钱的丙菜也买不起一份啊。
……他直起身子来,眼睛不由朝三只空荡荡的菜盆里瞥了一眼。他瞧见乙菜盆的底子上还有一点残汤剩水。房上的檐水滴答下来,盆底上的菜汤四处飞溅。他扭头瞧了瞧:雨雪迷蒙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像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
而《平凡的世界》描述的,就是像主人公孙少平一样出身贫寒、没有任何依凭的普通人,在逆境中迎战命运的苦难,把握时代变化,改变命运的故事。
这一章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君子居易以俟命”。不少人由此断言:这说明儒家讲“宿命论”,叫老百姓安于现状、逆来顺受,愚民,消极保守,不知进取等等。
这种观点还是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半句话来说事。
“君子居易以俟命”,是与后半句“小人行险以徼幸”相对照而说的。《大学》中也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所强调的是同样处在逆境中,君子依然有所坚守。但当没有了外在约束的时候,“小人”就什么都能干得出来了。
《论语·季氏》讲: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君子内心有所归依,有所向往,对未来有更高的目标,因而敬畏天命、权威和圣人之言。而小人看不到更高更远的存在,只求眼前的痛快放肆与无拘无束,因而不懂得在满足基本欲望之上,人还有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天命在。小人同样意识不到权威、经典和圣贤的重要性,因而对于权威、经典和圣贤也满不在乎,甚至取笑调侃,因为这可以掩饰他们心里面信仰层面的空虚,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和一点低级趣味。
因此,很多时候,小人显得比君子更“无畏”。同样是获得财富,君子往往会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因为不干净的钱,君子不能心安理得地去用;整个社会不安定,再多的钱也可能会轻易失去。而小人如果认定了钱,便会铤而走险,无所不为。失去了信仰和道德去追求金钱,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可以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人反过来被钱驱使,心甘情愿地变成钱的仆人,也就是这里说的“小人行险以徼幸”。
君子的无畏,在于君子追求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任何时候都对自己负责,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像在射礼中,没有射中靶心,别去说场地不好、器材太差、环境太糟、今天的风太大,而在于反省自己学艺不精、用心不静。因而不得中正,就先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
人生同样如此,无论什么境地,修炼自己,而不是去抱怨出身、抱怨他人、抱怨环境。孔子、孟子都多次强调“不怨天,不尤人”,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孟子更说: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诗》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子·离娄上》)
明代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一生大起大落,既有赫赫战功,也多次被冤枉诬陷。但面对波折,他只讲一句“吾自处《中庸》第十四章矣”。正是用这种不怨天、不尤人的态度面对人生苦难,使他渡尽劫波,在年近八旬方告老还乡,得以功成身退、寿终正寝。
君子的无畏,在于勇敢面对任何现实,不放弃自己的坚守。就像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本章讲的就是君子“修己”的功夫:在上有追求,在下有底限。
《中庸》第十五章
[原文]
君子之道,辟如[1]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诗曰[2]:“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3],和乐且耽[4];宜尔室家,乐尔妻帑[5]。”子曰:“父母其顺矣乎!”
[注释]
[1]辟如:譬如。
[2]此句引自《诗经·小雅·棠棣》。
[3]翕(xī):和顺,融洽。
[4]耽:《诗经》原文写作“湛”,欢乐。
[5]帑(nǔ):通“孥”,儿子。
[译文]
任何人追求中庸之道,也都是由简入难、由浅及深的,就像走向远方是从脚下出发,登上高峰是由低处开始的。《棠棣》中讲:“妻儿感情融洽,如同弹琴鼓瑟;兄弟之间友爱,沉浸快乐之中;全家和睦安顺,妻儿幸福欢乐。”孔子说:“这样,父母也就安心如意了。”
[通解]
与《大学》一致,这一章讲事情有轻重,行道有先后。要想治国平天下,须得先从齐家做起。
◎农耕与中华文明
二十四节气歌
中华文明,起源于漫长的农业时代之中。周代始祖后稷的名字就来源于他善于农业耕种的能力,这也是周人得以强大起来的“核心竞争力”之一。从气候的角度看,中国的大部分(尤其秦朝以前的中国)处在温带,四季交替分明。中国人的生活与庄稼、与土地、与气候、与天地长久的农业生产密切联系在一起。要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必须理解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人类文明所不同的一大原因所在。
仅就本章而言,首先我们要看到农业社会的两大特点:重视积累和尊老孝亲。
不论是农作物的种植还是家禽家畜的驯养,都需要长时段里持续的投入,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工业与商业则没有这种明显的特点。如果说工业和商业是按“次”论的,那么农业就要按“年”论。因此我们的先人反复强调积累、持续不断的努力的重要性: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道德经》)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荀子·劝学》)
像揠苗助长这种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例子,我们都很熟悉。从小处做起,重视积累,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这一点,在学习、修养品德和锻炼身体这些需要终身坚持的事情上尤其有重要意义。
农业社会的耕作生活,又为什么会形成中国人尊老孝亲的传统呢?
常言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在农业生产中,对于气候、土地、自然灾害的把握都需要依靠经验的积累,而古人平均寿命又较今天短得多,所以老人在家庭中一方面是血缘上的长辈,理应受到照顾;另一方面,老人在处世智慧和农业生产上的经验都更加成熟,理应受到尊重。
而农业生产依赖气候和周边环境,换一个地方可能意味着一切都需要重新开始。这在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代可能就意味着饥饿、流离失所甚至死亡。因此,上古时期的先人们更倾向于把已知的环境打理得更好更宜居,而不是另起炉灶。这一点影响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思想,使中国人更加重视亲人、重视家庭和邻里,渐渐形成了自觉尊老孝亲的传统。
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这种天然的人人都能理解的尊老孝亲的情感推而广之,用“孝悌”之心来对待朋友乃至整个社会: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孔子曰:“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之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而民贵用命。民既孝于亲,又顺以听命,措诸天下,无所不可。”(《孔子家语·哀公问政》)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孟子》更是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像《大学》也讲: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能以爱父母亲人的善良来对待天下,乃至世间万物,就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这也就是本章所讲的,君子修道,从小处做起,从善待自己最亲近的人做起。
◎本节小结
第十二章总说中庸之道具有在范围上广大无涯、在内容上精细微妙的两个特点。之后的第十三至十五章,从不同角度讲述道之广大的方面。
第十三章讲从忠恕做起,推己及人。
第十四章讲接受自己的起点,不怨天尤人。
第十五章讲从小处做起,从身边做起。
下文便转入对于道之精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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