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集》的主要内容,《陈子昂集》导读

《陈子昂集》的主要内容,《陈子昂集》导读

《陈子昂集》是唐代陈子昂的诗文集。唐睿宗景云年间 (710-711)卢藏用编。《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均有著录。现存最早版本是敦煌唐写本残卷。题《故陈子昂集》，存卷8部分及卷9、卷10全部，分藏巴黎国立图书馆及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流传最广的版本是明弘治四年 (1491)杨澄校刻本，题《陈伯玉集》; 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王廷刻本、万历三十七年(1609)舒其志刻本，皆据此本翻刻，《四部丛刊》据此本影印。另有清《四库全书》本，题《陈拾遗集》。以上各本均10卷，编次皆同。清杨国桢将《全唐诗》与《全唐文》所录子昂诗文合为一集，题《陈子昂先生全集》，凡5卷，有道光丁酉 (1837)蜀州刻本。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徐鹏校点本，以 《四部丛刊》本为底本，校以 《全唐诗》、《全唐文》等，编次上作了一些合理的调整，并补入诗文13篇，为目前较完备的本子。明邵浚著《感遇诗注》，附入万历本《陈伯玉集》。今人彭庆生著《陈子昂诗注》(附年谱、诸家评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陈子昂(659-700，一作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 人。24岁进士及第。26岁诣阙上书，得武则天赏识，拜麟台正字。迁右卫胄曹参军，官至右拾遗。刚直敢谏，触怒武氏集团，坐“逆党”陷狱。出狱后随武攸宜征契丹，郁郁不得志。班师后辞官归隐。武三思指使射洪县令段简罗织罪名，收系狱中，忧愤而卒，年仅42岁。

本书10卷，前2卷录赋1篇、诗120余首，后8卷录文110余篇。

唐初诗歌，尚沿六朝颓波。“初唐四杰”虽有志改革，给诗坛带来了一股生意盎然的春风;但他们尚未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诗歌革新纲领，他们的一些作品也未能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因此，陈子昂在《修竹篇序》中疾呼： “风雅不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他深刻批判了“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形式主义诗风，高倡“汉魏风骨”，要求诗歌“发挥幽郁”，达到健康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修竹篇序》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纲领，也是唐诗革新的旗帜。他的诗歌创作，特别是《感遇诗》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7首等，揭露了武则天时期的多种弊政，如佞佛愚民，大兴冤狱，荒淫无度，狗苟蝇营，不修边备，不赏边功，不能遏制突厥的内侵，却出击无罪的兄弟民族;另一方面，作品高歌理想，“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其三十五)，乃诗人自我形象的写照;但黑暗而恐怖的现实，使他深感回天无力、壮志难酬，因此，理想幻灭的苦闷，忧生畏祸的情思，孤芳自赏的慨叹，成为其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巨大的时空飞跃中蕴含着先驱者的使命感和孤独感，真可谓“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古今诗人多矣，从未有道及此者”(黄周星《唐诗快》卷2)。它以高瞻远瞩的气概，追求理想的热情，慷慨悲歌的格调，奏响了盛唐之音的序曲。陈子昂擅长五古，亦精于五律，如《度荆门望楚》、《晚次乐乡县》、《送魏大从军》、《春夜别友人》等，都是初唐五律的杰作。故方回云：“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瀛奎律髓》卷1)。但陈诗毕竟质胜于文，形式也不够多样，在其现存诗作中，既无乐府体，亦无七言诗。

魏晋以后，骈文日兴，至唐初而句式更趋规整。子昂之文，虽诸表序犹沿骈俪之习，但他的论事书疏，却都是清通疏朴的散文，故萧颖士称“近日陈拾遗文体最正”(见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独孤及、梁肃、韩愈、柳宗元也都一致肯定了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先驱作用。其文内容丰富，如《谏用刑书》指责武氏“大开诏狱，重设严刑”，“穷捕考讯，枝叶蟠拏”，“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究，百无一实”，致使“朝廷惶惶，莫能自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充分揭露了武则天时期的特务统治。在《谏政理书》中，他指责武氏不重视教育，致使“学堂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他对蜀中和西北边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深入考察和分析，尤切中肯綮。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揭示蜀中诸州逃亡人口多达3万余户，并指出原因在于“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典吏游容，因此侵渔。剥夺既深，人不堪命; 百姓失业，因即逃亡”。又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建议在河西诸州增加兵力，使之“内得营农，外得防盗”，以遏制吐蕃内侵。安史乱后，河西沦丧，证实了陈子昂的远见卓识。因此，《资治通鉴》多处援引子昂书疏，王夫之称“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为大臣可矣” (《读通鉴论》卷21)。

总之，陈子昂是唐诗革新的先驱者，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故李白誉之为 “麟凤” (见《赠僧行融》)，杜甫尊之为“雄才”(见《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韩愈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陈子昂集》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典籍，而且对了解武则天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问题，也都具有重要价值。

有关陈子昂及其著作的研究，比较重要的论著有：罗庸《陈子昂年谱》(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五卷第二号)，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载《辅仁学志》第十四卷一二合期)，王运熙《陈子昂和他的作品》(载《文学遗产增刊》第四辑)，林庚《陈子昂与建安风骨》 (载《文学评论》1959年5期)，韩理洲《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陈子昂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