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通论》的主要内容,《经学通论》导读

《经学通论》的主要内容,《经学通论》导读

《经学通论》亦称 《五经通论》，是论述儒家五经中各种专题的著作。皮锡瑞撰。皮锡瑞(1850—1908)，清代经学家(见 “经学历史”) 皮氏晚年讲学湘垣，撰本书作为初学治经者的课本。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 由湖南思贤书局刊刻，后收入《师伏堂丛书》。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过排印本，选入《国学基本丛书》及《万有文库》。1954年，中华书局用 《国学基本丛书》本纸型校正印行，至今已重印多次，流传颇广。

本书共5卷，每卷论述一部经典。各卷又分若干专题，每专题为一篇，全书总共209篇。皮氏首先在“自序” 中强调： “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这是清代今文经学家的一种极端主张。接着，皮氏对 《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 及《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撰著流传、内容要义、历代考订注疏的得失以及读者治学研究的门径等等，作了简明的阐述。

《易经》通论30篇，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重卦，而卦辞与爻辞则当为孔子所作。孔子阐明其义理，推合于人事，於是《易》道乃著，学士大夫尊信其书。汉末 《易》说猥杂，多言阴阳术数。至魏晋，王弼《易注》以清言说经，颇有摧陷廓清之功。宋人图书之学，亦出于汉人，但不足为据。清代焦循《易学 三书》，深于王弼，故论王弼得失极允。焦循以假借说《易》，本于 《韩诗外传》，发前人所未发。

《书经》通论33篇，认为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这种分别是由文字不同，亦由译语各异。今古文之分以《尚书》为最先，亦以《尚书》为最纠纷难辨，故分别今古文为治《尚书》一大关键。强调汉初传《尚书》者，始自伏生;治《尚书》者不可背伏生大传最初之义。至于伪《古文尚书》和伪孔安国传，自宋代以来，已灼知其伪矣，然而，犹相承不废，是由于其言多近理。今日治《尚书》，当先看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和陈乔枞 《今文尚书经说考》。

《诗经》通论38篇，认为孔子定诗之义，汉人已明言之。诗之四始之义，即以 《关雎》为《风》始、《鹿鸣》为 《小雅》始、《文王》为 《大雅》始、《清庙》为《颂》始，至孔子始定，并非周初所有。齐、鲁、韩三家诗亡，毛传孤行，多信毛传而疑三家。而毛传则不可信，毛诗亦有不可信者。诗序今文可信，古文不可尽信。强调孔子删《诗》，是去其重，三百五篇已难尽通，不必更求三百五篇之外。

《三礼》通论52篇，认为汉初无《三礼》之名，只曰《礼》即今十七篇之《仪礼》。《仪礼》 乃孔子所定，不可诋毁。《周官》改称《周礼》，始自刘歆。《周官》出于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礼记》始撰于叔孙通，后由二戴(戴德、戴圣)删定。至东汉末郑玄并注上述三种书，后世盛行郑注，於是有《三礼》之名。强调《六经》之义以礼为尤重，古礼所存，大有关系，较之各经，尤为切要。古礼最重《丧服》，六朝人尤精此学，为后世所莫逮。

《春秋》通论56篇，认为《春秋》大义在于诛讨乱贼，以戒后世; 其微言在于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钞录一过。孔子作《春秋》，虽然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但能使乱臣贼子不能无惧。强调《左氏传》自是一家之书，是史而不是经，是载记之传而不是以传解经。左氏采各国之史以成书，作者意在兼收，读者宜加别白。

由上可见，皮氏论述《五经》，是站在今文经学立场上的，自有其局限性。但是，本书涉及历代学者的各种见解，评论是非得失，对于今天研究儒学和传统文化仍有 一定的参考价值。加上本书简明扼要，浅近易懂，不失为初学儒家经典的入门书。

参考文献

• 1. 皮锡瑞: 《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
• 2. 周予同: 《〈经学历史〉序言》,载《经学历史》注释本,中华书局,1959。
• 3.皮名振:《皮鹿门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