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城《状元杨守勤故居》

状元杨守勤故居

慈城察院巷有状元杨守勤故居。

杨守勤，字克之，万历三十二年（1604）状元。他在乡试、会试、殿试中分别夺得经元、会元、状元，因此被称为“三元及第”。慈城城内原有纪念他的三元坊、杨少詹祠。

守勤的高祖杨禄，字履翁，自号石田先生，以儒医名。杨禄之子杨子器，也就是守勤的伯曾祖父，官至河南布政使，曾经深情回忆父亲教子的故事，说：“先父以教书为业，勤苦自励，自号‘石田耕叟’。他对两个儿子说：‘我杨氏家族世代清白相传，我没什么家财传给你们，只希望你们勤奋读书，成器致用。’于是取名子器。后来我把父亲接到昆山奉养，饭菜稍微好一点，父亲就不愿意了，说：‘我只听说过善养，没听说过富养的。’在昆山住了两年，从没有打着官员家属的旗号谋私利。临终前，还告诫子孙：不要多哭以乱正性；要薄葬，不用找什么风水宝地下葬。回想先父的教诲，我真感到惭愧啊！”

守勤的伯曾祖杨子器，字名父，成化末年进士，在担任常熟知县期间，发展生产，兴办教育，设乡校七十所，在他去官后十八年，常熟民众还将他的牌位供奉于县孔庙东庑。弘治十三年（1500），他担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当时蒙古火筛部寇边，在榆林城下肢解汉族军民二十余人，而守将畏敌如虎，闭门不出。子器建议朝廷先按“纵寇不击”治守将罪，然后合军进讨，又提出首尾联防的办法。兵部认为他的办法可行，命边将照此执行。那时，明孝宗大开言路，子器为朝廷提了很多好的建议。子器居父丧，庐墓阳嘉山中，久不忘戚。他将做官所得俸禄全部上交给母亲，有三子二侄，对侄儿就像对儿子一样好，因此县志对他有一句赞语：“故人称子器德器，必先颂其孝友云。”

子器的夫人邵氏，是封建时代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邵氏二十岁出嫁，四十去世，育有四男五女。正德丁卯（1507），邵氏身染重病，肿发咽齿间。现在看来可能是得了喉癌、淋巴癌之类。子器请朱姓名医来治疗。朱医生是一位老人，医术精湛，但邵氏严词拒绝，说：“岂有妇人而开口向男子乎？宁死吾不愿其视。”古代妇女讲究笑不露齿，更何况向陌生男子张嘴？于是不治而亡。邵氏病重期间，遗嘱薄葬，勿用首饰，她觉得自己有一个最大遗憾——“尤以不及终事太宜人为恨”，从此不能侍奉婆婆了。当时未婚女婿家里听说亲家母病重，打算尽早下聘礼办婚事，好让邵氏放心而去，而她不同意，说婆婆远在老家，她不能做主。未婚女婿进来探望，邵氏手握床幄自蔽，与他谈话告别。弥留之际，犹手整衣衾，一丝不乱，非常清醒。因此，子器称赞他的夫人“类君子”，有大丈夫气概。

守勤的祖父杨孙仲，曾任仪真知县，清正廉洁，“有世父子器风”。有商人通过守门人偷偷将厚礼放在案席下，被孙仲发现并驱逐，从此没人再敢给他送礼。官差路过辖区，都知道杨孙仲清廉，没人敢趁机捞一把。任期届满，考核优等，本来可以提拔，却因得罪上司辞官回乡。他为官期间没有为自己置办任何家产，辞官后也从不因私事造访慈城县衙。

守勤的父亲杨世思，饱读诗书，却一生未仕。他在学术上能兼容阳明心学与慈湖心学，曾经在病中梦见先儒教他学问。他亲手辑录《慈湖先生遗书钞》六卷，卷末自称“后学同邑杨世思钞”，可见虽然同姓同邑，却并非慈湖先生杨简后裔。他一生追求学问。当儿子考中举人，前途一片光明之时，他对儿子说：“为父的温饱不需要你担心。你若能创造条件去阳明先生故乡，与他的高徒切磋学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也是一个孝子。当年倭寇突袭慈城，居民们纷纷逃命，而父亲杨孙仲端坐不动，大概认为邪不压正，读书人不应该怕死。世思哭求父亲暂且避一避，父亲孙仲却死活不同意。没办法，世思只能带着母亲弟弟先逃命。还好，孙仲最终也没出事。他为父母亲守孝，住在墓旁，满一年了也不回家。当年为了抵御倭寇，慈城人决定修筑城墙，世思家有田地被征用，官府计划用湖田置换，他却推辞说：“只要城墙能造好，自家损失这点田地不算什么。”他有很高的修养，所以县志称他“衣冠言动具为世仪”。

守勤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书生。县志称他“生而豪放不羁，为文千言立就”，写文章很快，有点不拘小节。他考中状元后的主要工作就是给东宫太子上课，太子“每为竦听”，也就是恭恭敬敬听讲。但这四字不知是意在突出守勤课讲得好，还是想要表明太子作为学生很守规矩。按《礼记》规定，即使给天子上课，老师也不用面朝北，体现师道尊严。但不管怎么说，能给未来的皇帝上课，那是多大的荣耀啊。

褚人获《坚瓠集》记载一个“查名”的故事——守勤当年进京赶考，路过扬州，因缺盘缠，去向一位在当地做县尹的同窗借钱。名片递进去以后，县尹在上面写了“查名”二字退回，意思是说查查这个人，我怎么不认识。守勤非常羞愧。没想到后来考中状元，天下闻名，于是守勤专门写了一首诗去挖苦那个县尹：“萧萧行李上长安，此际谁怜范叔寒。寄语江南贤令尹，查名须向榜头看。”意思是说，当年我像范叔一样穷困，可惜你还不如须贾，他尚且捐一件袍子给故人，现在就请你去皇榜头上去查我的名字吧。据说县尹看了很羞愧，不过作者也说，杨状元的气量未免也太小了。

据县志记载，守勤还写过一篇《赵司空祠堂记》，而祠主人赵文华是被正史认定的大奸臣；还写过《潘侯去思碑》，为阉党成员潘汝桢唱赞歌。他还与另一位有阉党嫌疑的同乡工部尚书张九德是儿女亲家。文华、汝桢确实也为家乡慈城做过不少好事，他的亲家张九德更是政绩卓著。由此可见，他这人确实如县志说的“豪放不羁”，有什么说什么，不大在乎别人怎么看。这性格当然也影响了他在官场的进一步发展，终其一生，他并没有像明代好些个状元那样官至宰相级别，未及大用即英年早逝，与慈城状元姚涞的经历颇为相似。

守勤在考中状元之前曾去浙江遂昌的鞍山书院教书，他在那里写过一首小诗《戏题池上小舟》：“碧水浮新沼，儿童芥作舟。有帆常不卷，无棹任漂流。去去沙为梗，行行石为留。遥知蔽日舰，须向尾闾游。”他看见池塘水满，儿童做了小船放在水面上玩，虽然小船很简陋，帆卷不起来，船桨都没有，但不要小看小孩的游戏，将来开大船漂洋过海的不就是现在这些小孩吗？他看到的是现在，想到的却是将来，可以说对这些孩子，或者也是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

他在考中状元之后写了一首《归第夜作》：“听罢胪传出凤城，万人团拥沸欢声。一天霁色开仙仗，五色祥云映绣旌。身惹炉烟瞻阙近，梦回鹓队听鸡鸣。明朝入视承明草，敢谓荣华足此生。”说他在得知考中状元的那一刻，感觉就像到了天上玉皇大帝身边。晚上睡不着，盼天亮以后去上班，他告诫自己不能满足于个人的荣华富贵——“敢谓荣华足此生”应是“不敢说荣华富贵已使我满足”的意思。因为他还要移孝作忠，只有好好做官，才能继续做一名孝子。他当时的心情，与杜甫《春宿左省》“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的心情没什么两样。

守勤还有一位了不起的族孙——杨九畹，字兰畲，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殿试第二名——榜眼。清代《四明谈助》在介绍“三元坊”和守勤时，还特别提到他：“榜眼杨九畹，其族孙也。”

九畹的祖父杨锦、父亲杨灏都是秀才，以学行重于乡里。九畹考中榜眼后，按例任翰林院编修，之后好像仕途不顺，曾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甘肃庆阳知府等职。道光十五年（1835），任广东南韶连道道台。五年后鸦片战争爆发，英军进犯广东，清兵四集应战，九畹负责供给粮饷，安缉地方，终因积劳成疾，于道光二十二年在道台任上去世，终年60岁。九畹的曾孙杨敏曾（1858—1939），是蒋介石“文胆”慈溪乡贤陈布雷先生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