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叶氏里程碑承上启下史扬名

清道光年间，汉口竹枝词在中华竹枝词界一举扬名，跻身中华四大竹枝词之列，其高牙大纛者即《汉口竹枝词》作者叶调元。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说的是物体只要有运动轨迹，便一定会留下痕迹，哪怕稍纵即逝的几声鸣叫，也会留下蛛丝马迹，何况文学、著作、思想和情感。清代文人叶调元在这一点上，既遵从了这一规律，也违背了这一规律！

我们把镜头拉向浙江余姚。余姚叶姓源远流长，根深叶茂，相传叶姓出自姬姓，为上古黄帝的后裔。东周时，楚昭王封沈尹戌的儿子沈诸梁于叶（今河南叶县）任叶尹，因以为氏。据余姚市公安局2012年6月统计，全市户籍人口中有叶姓12352人，居各姓人口第17位。全市带叶字的地名有近20个，直接冠名“叶家”的自然村有4个，社区则有马渚镇下叶社区。

余姚叶姓大部分是南宋大臣叶梦得的后裔。南宋建炎年间，叶梦得迁居湖州弁山。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其孙叶篑又自湖州徙居余姚县印斗山（今余姚市阳明街道熨斗山）。越二世，再分迁县内其他地方，各自建祠立谱。分支祖之一叶文远，迁居县城东门，至十一世孙叶伯兴，自县城东门再迁通德乡西旺埭村（今属余姚市梨洲街道），称姚江叶氏。今存清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本《叶氏再续谱》全八册，藏上海图书馆。

分支祖之二叶文进，迁双雁乡叶家埭（今属余姚市梨洲街道），称双雁叶氏，堂号“世德堂”。今存民国十七年（1928年）二修本《余姚双雁叶氏宗谱》全两册，藏国家图书馆。叶文进十二世孙叶永初复迁丰山，叶永初之孙叶渊铠再迁邵家渡，亦号“世德堂”。今存民国十五年（1926年）二修本《叶氏宗谱》全三册，藏上海图书馆。

分支祖之三叶文达，元代迁梅川乡三山（今慈溪市浒山），称梅川叶氏，至明洪武年间，因朝廷命汤和建三山所城，叶文达六世孙叶宅广率族移居城外，堂号“永锡堂”。今存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四修本《余姚梅川叶氏宗谱》残一册，藏上海图书馆。

丈亭镇一带的叶姓则是叶梦得第五子叶橹的后裔。相传叶橹自湖州弁山追帝辇经慈溪县金川乡求贤里（今属余姚市丈亭镇），因伤不能行，遂家于此。传至五世孙叶宁盛，派分两支，堂号“惇叙堂”。今存民国十八年（1929年）《叶氏家乘》残二十八册，藏上海图书馆。

丈亭镇东边的三七市镇叶姓，称石步叶氏。始迁祖叶世儒，字道传，世居永嘉郡括苍松阳县，北宋庆历年间授明州教授，后摄慈溪县令，遂家于慈溪县金川乡石步村（今属余姚市三七市镇），堂号“天叙堂”。宗谱始修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今存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三修本《慈溪石步叶氏宗谱》全二十二册，藏余姚市文保所。南宋末，叶世儒九世孙叶彪，字龙文，再迁余姚马渚，堂号“天秩堂”，叶彪两子叶尹贤、叶尹真，分别为西河、云楼支祖。今存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修本《余姚马渚叶氏宗谱》全八册，藏上海图书馆。

梁弄镇东溪村也分布着不少叶姓，称四明叶氏。迁姚始祖叶仪，字开政，祖籍南阳，唐末自平阳县迁居余姚县四明乡东溪，堂号“世德堂”。宗谱始修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今存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修本、《四明叶氏家谱》全二册，藏东溪村民间。另有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三修本残一册，藏泗门镇看云楼。

在原属余姚的周巷一带还有一支虹桥叶氏，始迁祖叶奭之，字本明，世居福建邵武。南宋时，其父叶广宦居明州奉化县剡源乡，后叶奭之因入赘余姚县孝义乡虹桥周氏，遂安家虹桥（今属慈溪市周巷镇），堂号“惇裕堂”。宗谱始修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今存民国五年（1916年）《余姚虹桥叶氏宗谱》全八册，藏余姚市文保所。

《余姚马渚叶氏宗谱》载，马渚镇渚山村清代前后迁居汉口有十六支家族。至今该村300余口人员，百分之八十左右皆为叶姓。余姚现存几套叶氏族谱中，尚无叶调元的记载，但据当时背景推测，叶调元系施襄挚友，马渚叶氏居住地与施襄家居地相毗邻，且清代中叶马渚叶氏迁居汉口者众多，从友人交往中似可窥见叶调元的身影。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马渚镇地处余姚西部，是历史悠久的江南古镇，秦王南巡，屯兵渚山，饮马于潭，故得名马渚。渚山村地处马渚镇，紧挨龙舌里村、喻家畈村，天蓝水清，空气清新，风景秀丽，人勤物丰。浙东运河从渚山村旁边流过，至今古桥、闸口存留。

叶调元，又名苕园，字鼎三。生年大约在嘉庆四年（1799年）前后。他曾在科举场上得中秀才，据考再无进取，以致后来“绝意仕途，浪迹他乡，寄情吟咏”。

叶调元曾经在7岁和16岁寓居汉口，按史料估定的时间，是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到了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时隔24年，叶氏再次来到汉口：“隔二十余年，风气迥非昔比。暇日即所见闻，托诸嬉笑怒骂，以志丁鹤归来、城是人非之感。逮今十载，积而成帙。”“帙”是书卷，叶调元在这篇文章里说：“自己‘积十年之力，积累写成了一卷书’。”这书就是叶氏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刻印的，至今为武汉市民所珍爱的《汉口竹枝词》。

《汉口竹枝词》是本怎样的书呢？《汉口竹枝词校注》作者、武汉文史馆终身馆员徐明庭老先生评价说：“就我们曾经寓目的历代流传下来的汉口竹枝词而言，在叶氏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用292首诗歌，对汉口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扫描。”

中国历史上第一张照片，是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来中国时拍摄的清廷重臣耆英，耆英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卖国贼。据说，当时于勒提出要为朝廷大员拍照时，没人敢尝试，耆英跟洋人打交道多，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照片“模特儿”。1844年为清道光二十四年，当年的中国人看到照相机害怕是必然的。那年，中国正面临最重的内外危机。在内，清王朝经“康乾盛世”后已经走下坡，史称“嘉道中衰”；在外，西方列强势力东侵，鸦片荼毒国民。此前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满清朝廷刚刚被英军打败，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封闭的国门被西方强权挤开了一道缝，西方的信息传播手段还未渗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人们因信息封闭而意识迟钝，特别是在民间，有意识地记录民风舆情的人十分稀有。正是在这个时候，叶调元游走于汉皋的码头、河堤、湖淌、台墩和街巷，奋笔写下了大量的汉口竹枝词，并在随后的六年间一直坚持了下去。

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卷本刻印之前，“武汉三镇已经是‘借抄日众’，原稿寄到北京后，也有人抄录。从清末到抗战初期，武汉三镇不断有人传抄叶氏的这本诗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叶氏的这本书几近销声匿迹。”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汉口竹枝词》重出江湖，再度受到文史专家、学者、诗人及普通武汉市民的欢迎和追捧。至今有大量志史依据它订正史实，依据汉口竹枝词记载的老汉口风情引申的，对“近代汉口的居住形态”“近代女性日常生活变迁”“竹枝词视野下的清末民初武汉社会风尚”的研究，对“清嘉道年间汉口商人文化生态考释”等学术研究层出不穷。

《汉口竹枝词》究竟是如何挑动了汉口人的神经？如何撩拨了汉口人那片悠远而惆怅的乡情？我们不妨选择其中几首看看。

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街道之一，有500多年历史，早在明朝万历年间，这里就已形成市镇。清嘉庆道光年间，汉正街人生活的常态是怎样的呢？

下路人家屋紧排，生人到此向难猜。

但随水桶空挑者，直到河边是正街。

叶注：下路人烟稠密，巷道繁多，四面皆屋，容易迷途。但随空水担走，便得正街。

叶调元说，当年的汉正街叫正街，下街一端就已经是紧挨着的一排排的房子，外地人走进这里的巷道，纵横交错容易迷路，但是随着挑水的人身后，就可走到汉水河边的正街。汉正街当年亦称官街，辛亥革命后，这条街曾经分段命名为玉带门正街、杨家河正街、五圣庙正街、石码头正街、永宁巷正街、沈家庙正街等。1919年，夏口县改为汉口市后，这些街道始统称为汉正街。

当年，老汉口人吃水要去汉水里挑，有专门以挑水为生的。到了1909年，汉口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造了水塔和宗关水厂，虽然他们不用再去挑水，但自来水管并非到了每家每户。在汉正街上，每隔几条巷子就有个自来水管迁到巷子口，有专人把守卖水，也有人将衣服蔬菜等拿到水管旁去洗的，洗多少，交多少钱。水管子上装个木箱，到晚上，上锁锁起来。叶调元的诗足以引起老汉口人的亲水思绪。

夹街零剪铺相连，窃货衣工夜卖钱。

暗地招牌两心照，纸方灯挂店门边。

叶注：夜行夹街，凡巷内一桌一灯，或一人观望，或二人私语，及门边挂纸灯者皆干此事。

现在人穿衣，喜欢什么样式买就是了，还看是不是名牌。过去可没这么便利，想穿衣服先去布店买布，再找裁缝量身定做，于是就有了私自截留别人布料的“窃货衣工”。到晚上，他们便在大夹街、小夹街的巷子里，摆张桌子偷偷卖钱，汉口人把这事此称之为“落丟头”。20世纪60—70年代，汉口人穿衣服还是去裁缝店做。住在普爱医院附近的人，到淮盐巷口的生计布店买布料时，既要钱，也要布票。衣服做得好点的，是武圣路长堤街口的金龙服装店，样式一般就两种：胸前有四个带盖荷包的解放服；立领、右胸一个小荷包、下边左右两个带盖荷包的学生装。到裁缝师傅那取衣服时，我们一般从未拿过余料。看来，这“落丟头”传统了一百多年。

既拜了年，礼节到了，又不打扰，现在的人若想如此有的是办法，电话、短信、微信，而且现在微信还提供喜庆视频和成套的吉祥用语。清代的汉口人没微信，这年怎么拜的？

泛友浮交讲应酬，淡红名片教人丢。

不然压在泥条下，也算登门磕了头。

叶注：红纸包泥块置於巷口，客至视其堂名，押名片而去，或子门缝授帖。

汉口人聪明，想出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有人在巷子口用红纸包泥巴，在红纸上写上堂名（堂名，旧时厅堂名称，过去各姓以致同姓不同宗的各家，都有自己的堂名；观其堂名，则知道为某姓某家），让拜年的人将名片压在其下，届时收取，便知有谁来拜过年了。这个拜年方式到新中国成立后几近消失，特别文革前后，拜年已成四旧，这种拜年习俗便销声匿迹了。

武汉市民读了叶氏的竹枝词，仿佛进入了老汉口的时空隧道，游走于旧时的深街里巷，窥探市廛间的富足与贫弱、欢欣与哀怨，呼吸着前辈们的生活气息，惆怅而亲切。现在，很多诗词和文学爱好者也亦步亦趋，学着当年的叶氏，记录身边的点点滴滴，互相交流、传咏，并集结出版。叶调元已在汉口的文化领域乃至其他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160多年过去，“叶调元”在汉口喧嚣的尘世间不胫而走，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人。但在他的故乡，浙江的绍兴、余姚，叶调元的境遇却呈现另一种极端的状态。

2015年11月和2016年3月，武汉市文化遗产协会竹枝词学会，在沙月会长带领下，两次赴浙江宁波、绍兴、余姚等地，进行“寻访叶调元遗迹”的专题考察，以求通过寻访，确定叶氏故里，考查其从浙江至湖北汉口的行走路径、人生轨迹及写作成因。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是在叶氏的出生地余姚，还是其府邸绍兴以及宁波，都没发现任何与叶氏有关的记载。在余姚考察期间，考察组受到余姚市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员朱炯先生的接待。朱先生祖上为余姚大户，他多年研究当地城市文史，并出有专著，但他没有听说叶调元以及叶氏当年在武汉的这段经历及其著作。

在绍兴，考察组涉猎了诸多近年出版的文化类丛书，其中《越文化丛书——越中竹枝词》（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绍兴文化杂识》（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绍兴文化丛书——绍兴名士》（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等著作没提到和收录叶氏的名字及作品。201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姚江谱牒总目提要》，书中收入余姚95个姓氏，叶氏排第八位，但在其“本支名人”一栏中，也没有提到叶调元。考察组还走访了余姚市博物馆和余姚名人馆，也未发现与叶调元有关的记载。

朱炯先生给予这次考察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他提供的一份余姚当地志史记载的叶氏宗谱迁徙图表，倒是详细记载了从清代到民国时期，叶氏宗族各支有大量人员去往了汉口。这其中虽然没有出现叶调元的名字，但考察组仿佛看到了他置身其间的身影。

2016年3月12日，朱炯先生带领考察组去往叶氏最有可能生活过的乡村考察。这处乡村地处古老的浙东运河（京杭大运河延伸段）畔，属于余姚市马渚镇管辖，距离余姚城5公里左右，居住有三百多户村民。沿着堤岸的缓坡往上走，村道两旁分别挂有港山村山脚下某某号、西横河山脚下路某号、渚山村西横河山脚某某号、渚山村西横河下河某某号等门牌号码。村民叶枝传说：“这个村子里叶氏是最早的居住者，现在姓叶的村民有80%左右，叶氏祠堂就在这个地方。”

朱炯先生介绍说：“余姚最牛的就是东（城）门叶（氏），出了很多名人，东门叶与朱氏关联很深。东门这条运河就像现在的高铁和高速公路，会诱发他们走出去的冲动，他们这些人走出去，往东到余姚，往西到杭州。地理位置表明，这里过去是个很繁华的河道码头。”

现在，“京杭大运河”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宁波市人民政府竖立的中英文遗产区界桩，安静地矗立在河畔。阳光映照之下，运河水波澜不兴，寂静而内敛，岸边一派清平景象。在清朝嘉道年间，这里的土壤是如何孕育了叶氏家族，这河水又是怎样诱导叶氏去往汉口？

我们再把镜头拉回大武汉。

在汉口沿江大道洞庭小路口有幢大楼，后面还有个仓库，武汉人习惯称之为“三北大楼”和“三北仓库”。此外，江边还有个占地5000平方米的码头，新中国成立后曾为长江航道局汉口航道站打捞专用码头，大家也叫它“三北码头”，“三北码头”现已随汉口江滩改造后而迁移。在洞庭街现今还能看到“三北居委会”的牌子。

“三北”的字义，本是慈北、姚北、镇北。慈是慈溪，姚是余姚，镇是镇海，是浙江省杭州湾南岸、东海之滨的三个县。在清代，慈溪、镇海属宁波府，余姚属绍兴府。这宁、绍二府的商人长袖善舞，店铺遍及全国城镇。就是在上海，宁、绍二帮也始终执商界之牛耳。新中国成立前，在汉口经营航运业务的三北轮船公司的创始人虞洽卿就是宁绍帮的杰出代表人物。

汉口的“三北系列”出现于1860年汉口开埠、租界出现之后，但在此之前，叶调元所处的清嘉道年间，宁绍帮商人，就已经在汉口经营盘缠，其势力在“本乡人少异乡多”，“九分商贾一分民”的汉口镇处于强势地位。

早期汉口商帮中贸易额最大者，当属宁波、广东等地客商。其中尤以宁绍商帮为最。此等商人往往卸卖货物后，便购货以归。凡汉口特有之物，无不买入，或更运往他处销售。宁绍帮在汉口主要经营水产业、银楼业、杂粮行、洋油行、五金行、银行等，后来湖北主要商埠的洋行买办也大多由宁波人充任。

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写到会馆的有几首，但他推崇备至的只有两处：

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

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

作者自注云：“阳明书院即绍兴会馆，梁柱均用白石，方大数抱，莹腻如玉，诚巨制也。江西万寿宫，瓦用淡描瓷器，雅洁无尘，一新耳目。汉口会馆如林，之二者，如登泰山绝顶，‘一览众山小’矣。”

绍兴会馆用材考究、大气磅礴，是宁绍商帮实力的象征，商人要显摆，是要用钱说话的，所以叶调元说绍兴会馆“一览众山小”，不仅是家乡情结作祟，还有对宁绍商帮雄厚实力的有感而发。

在余姚历史上，“三白三毛”是古代农业经济中产品格局的简称。“三白”为稻米、棉花、海盐，“三毛”为毛竹、毛笋、毛茶。从唐代始，余姚的盐场便远近闻名，其海盐颗粒细、色泽白，质量上乘。南宋时期，余姚盐场的年平均产量达到64367石，一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海盐依然是余姚的重要物产。

九省通衢的汉口，晚明和清初就已盐务甲天下，成为长江中上游淮盐集散地，淮盐的产地在江苏北部沿海地区，但因为宁绍地区的余姚等地也产盐，这里的商人在汉口经营、贩运盐务的也不少。叶调元少年时随父到汉口治病9年，曾寓居汉正街，在汉口乡人贡生范锴家中治病。道光十九年（1839年），叶氏重来汉口，再次投奔的还是范锴，居住在打扣巷。此时，范锴已经是汉口的大盐商。“知识分子”出生的范锴笔耕不辍，早就写下了纪录清代中晚期记录汉口镇风土民情的地方史著作《汉口丛谈》，在宁绍乡亲之间很有名气。而叶调元熟读《汉口丛谈》，“拍碎丛谈作韵语”，著了传世之作《汉口竹枝词》。

清代，淮盐运销的征税机构“督销淮阳局”便建在现在江汉桥汉口引桥处，武胜路一侧的淮盐巷，汉口贩卖淮盐的商人也多集中在这里居住和从事交易。叶调元居住的范锴的房子位于集家嘴附近的打扣巷，与淮盐巷相隔约二三公里路，他们顺着汉正街往硚口方向走，直接就到了那里。而与汉正街平行的小河里，便停靠了不少的盐船。叶调元跟着范氏闲适的脚步，游玩于汉口盐商“朋友圈”，见识着富豪、贫民各色人等的生活，时有惊愕唏嘘之态，他记录盐商生活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情感。

一包盐赚几厘钱，积少成多累万千。

若是客帮无倒账，盐行生意是神仙。

做贩盐生意的，只要外地盐贩子不赖账，盐行老板赚钱像神仙一样快活。

但是，钱赚得容易就一定是好事吗？也不见得。

米珠薪桂价云何，游手终年快活过。

寒士染成纨袴习，盐旗桑梓误人多。

作者自注：盐商后裔，各旗醵金以养，名曰“周恤桑梓”，其旁出者，有“道条”“月包”“干子”诸名色，诚义举也。然少年子弟，因恃此而自误者，正复不少。

这些盐商弟子成富二代后，衣食无忧，不思进取，终致难以成人。盐商对他们的溺爱，实属误人子弟。

盐商们赚得脑满肠肥，那些贩夫却依然贫穷，他们为生活所迫，时常做出偷盗之事。一位贩盐妇女偷盐的技巧，被叶氏看得真真切切。

贩盐妇女捷无双，五六包盐力可降。

怀挟满身腰部瘦，桅杆夹上几回撞。

作者自注：包重八斤半，捷者能带五六包。藏匿时以腹撞桅，使之扁窄，丑状可想。

这些盐每包有八斤半重，力气大的盐妇一次可以带五六包。她们将盐包缠在腹部，在桅杆上使劲撞，撞成扁窄状，力图不被发现。

截至目前，在清代描写汉口风情较为详细、全面，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民间文字记载中，范锴的《汉口丛谈》、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处于突出地位。范叶两人是同乡，同时身处宁绍商帮“朋友圈”，两人客居汉口期间也做了同样的事。考察组在宁绍考察期间，带着思考，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采访和探讨。

清朝嘉道年间，叶调元随父从浙东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延伸段）畔的村庄出走汉口时，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浙东运河乘船往西，到西兴越过钱塘江从京杭大运河到达杭州，再择路前往汉口；另一条是乘船从浙东运河往东，在余姚市曹墅桥进入姚江，再经姚江到达宁波，从宁波至上海经长江到达汉口。这条水路是宁绍帮商人到达汉口的主要通道。

宁波人从古代便有走出家门的传统，这与宁波的地理位置及商业传统有关。在上海港未兴、杭州因钱江大潮不能成港时，宁波的避风港是中国海岸线上唯一的兼具南北海运和河海运输相衔接的中转结点。南线与北线的沙船，成为宁波帮先人大范围调配物源的手段。

人多地少的现实使宁波人从宋代起就形成了商业传统，“以商补农”在宋朝时就被高度关注。宋嘉定六年（1213年），尚书省专门为宁波商人颁发文件，要求各地关隘蠲免宁波商人的税收。耕田基本不变，而人口在清乾隆以后急剧膨胀，宁波人必须利用境外的资源才能保障生存发展，海运与商业传统的优势，使宁绍一带的人走向杭州湾彼岸的上海，进而溯江而上，去往汉口等地，宁绍帮的商业移民就此延续了下来。

不管叶调元当年是西出杭州还是东出宁波去往了汉口，其行动受商业潮流裹挟、驱使的成分是很大的，只不过他后来在汉口没发生明显的商业活动（目前未发现这方面证据）或者成功的范例。叶调元虽然充当了一位历史的观察者、记录者，但在他众多竹枝词作品里可以看到，宁绍帮政商合体的商业传统和儒商风格，始终存在于他的意识里。

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里，有几首诗分别描述了汉口的票号、银号和钱庄。

钱庄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的一种信用机构，是银行的雏形。它起源于银钱兑换，其后逐渐发展为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在各地，钱庄的名称各不相同，有因为规模不同而出现其他称谓，如银号、钱店。

银号声名案口传，朱提十万簿头悬。

个中利害谁能识，血本纹银仅六千。

近日银号兑换无多，专恃放票，店本六千至一万不等。放票或至十余万，利轻害重，非乾嘉时比矣。

钱店，是从事兑换业务的小钱庄，是钱庄的一个种类，但规模比钱庄小得多。清嘉道年间，币制比较混乱，由于货币比值不同，钱店应运而生。有人在门口摆张桌子给人换钱，就成了钱店。现在去香港旅游，人民币换港币，在香港路边小店里便可换到，此当为当年的钱店再现。当年汉口的钱店因本钱小，交易额小，风险也小。江西人在汉口经营钱店最为得法。

银钱生意一毫争，钱店尤居虱子名。

本小利轻偏稳当，江西老表是钱精。

钱店百有余家，唯江西人最得法。

清朝嘉道时期，在汉口开票号的分南北两派，南派为绍兴帮，北派为山西帮。当年，山西帮比绍兴帮厉害，在汉口首屈一指，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为票号经营的鼎盛时期。辛亥革命后，汉口的票号逐渐衰微，抗战以后，仅存的几家，大多迁往成都。抗战胜利后，这些票号再未回汉设庄。汉口的这些票号均深藏巷内，叶氏写道：

子金按月按时排，生意无如票号佳。

街上不居居巷内，门悬三字小金牌。

根据叶调元的描述，汉口钱庄业执牛耳着为山西人，其次江西人也精明能干、业绩不凡。实际上，明清两朝，宁绍帮、特别是绍兴帮，早就是钱庄业中的领头羊了。

从明至清，在金融活动活跃的上海，钱庄因投资者和经理的籍贯不同，形成钱庄中的地区性帮别，有绍兴帮、宁波帮、苏州（洞庭山）帮、松江帮、浙江南浔帮、镇扬帮、安徽帮及本帮（上海帮）等九个帮别，其中绍兴和宁波帮势力最大，尤其是绍兴帮，当北方票号盛行时，其力量能阻止北方票号势力越过长江。当年，上海钱庄的鼻祖便是“浙江绍兴人”，这与前面所说宁绍帮大规模移民上海，“开疆拓土”有关。

绍兴钱庄于1949年全行业退出历史。2016年3月，考察组在绍兴市安昌镇考察时，见到一座保存完好的钱庄博物馆——穗康钱庄博物馆。穗康钱庄创设于清道光年间，由镇东北七里梅林村于氏投资经营，是安昌的百年商号。与叶调元描述的汉口钱庄“街上不居居巷内，门悬三字小金牌”一样，穗康钱庄也是设在一处小巷内，不显山不露水的。绍兴安昌，素为越北绍（兴）萧（山）边界的商贸金融中心，棉花集散地，蚕茧收购，资金周转活跃，穗康钱庄因此应运而生。

从穗康钱庄博物馆展示的资料来看，其经营之道秉承——克存信义：立业经营的基本原则，无限责任：适用传统的信用保证，借鸡生蛋：经营借贷的资金来源，信用放款：一诺千金的借贷方式，头发吊丝元宝：薄利多收的经营要求，认票不认人：维护信用的公共行规等规矩。据博物馆介绍，绍兴钱庄创设于清乾隆年间，清末民初达到鼎盛。

据《杭州钱庄史》介绍：民国时期绍帮钱庄在杭州同业中的投资比例如下：

投资的币制1917年和1931年均为银元，1946年改为法币。

穗康钱庄所秉承的行规，也是绍兴钱庄业普遍遵循的规矩，如有逾越，则在行业中难以立足，这是绍兴钱庄“百年做大”的主要原因。

除了讲规矩，绍兴钱庄业商人喜舞文弄墨、吟咏唱和，青睐儒商之风。穗康钱庄最后一任经理于信侯，生于1901年，殁于1975年，早年即入庄习业，后继乃父于五瑞（1876—1975年）主掌钱庄事。于信侯博学多才，尤擅丹青，馆内展示他多幅山水花鸟国画及书法作品，其造诣之深，非常人所能及。

绍兴商界的诚信之规、儒商之风给叶调元打下的烙印是十分强烈的，以至于在汉口生活期间，游走于商界巨贾之间，对于那些假冒伪劣之暗流常发鄙薄之感慨，如：

一般字号一般罎，价值稍低货不堪。

买酒从今须子细，绍兴大半是湖南。

叶注：近年江东亦造此酒。

绍兴黄酒是名酒，于是就有人作假，把湖南产的酒冒充绍兴酒，因此而被叶氏“舆论监督”。

卖烟不敢挂招牌，暗地机关刷满街。

发卖镇君丸戒引，戒烟人是吸烟来。

道光年间，汉口市面上禁止抽鸦片烟，但不良之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去广告卖的是戒烟丸，实际卖的是鸦片烟，此事瘾君子也心知肚明。

器用般般列市边，胡同深处画图悬。

宋人山水明人字，索价千钱买（卖）百钱。

叶注：夜市卖画多在巷内，虚名假款，索价甚高，实则一二折可买。

所谓的名人字画全是“山寨”的，卖方漫天要价，买方就地还钱。买卖双方都知道是假的，这生意却照做。最终这假画看是让那个倒霉的遇上？

名园栽得好花枝，供奉财翁玩四时。

可惜主人都太俗，不能饮酒不能诗。

这首词最能代表叶调元的心态。叶氏鄙视汉口财主及富人阶层穷奢极欲，沉迷酒色花香，与他将家乡风情与之相比，情绪被左右有关。叶氏虽常住汉口，但看待事物的眼光有时过于严苛，叶氏的这种情绪使他时常将自己置身事外，与周围保持距离，以示区别，这也是小知识分子的通病。如在下一首“祭奠”词中，叶氏斥责汉口人做丧事不严肃、敷衍了事、缺乏礼数，更是带有不屑的口吻。

楚人作祭极平常，不及徽州礼貌庄。

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日读文章。

叶注：祭有徽祭、本地祭之别。徽祭，正立垂手，恪于执事。本地祭，生员六人分坐灵旁，别无所事，惟轮流读文而已。夫跛倚临祭，犹为不敬，况于坐乎。

叶氏在这里说：汉口人给亡者做祭祀时很一般，完全不像徽州人那样肃穆，讲究礼仪。这家人高高地坐在灵位旁训读诔文祝祷，确实那么随意，像平常朗读文章一般。而徽州人呢，祭祀时灵堂里的人端正地站立着，两手下垂，在整个仪式中恭敬谨慎，遵守古代礼仪。而汉口祭祀呢，六个读书人分别坐于灵位前，并没有背的仪式，只是轮流朗读祭文而已。即使是站立着，也站得不端正，歪斜着，对着灵位祭祀。在徽州的祭祀中，那都是很不懂得敬畏的无礼之举，是不允许的，更何况坐着呢！

在叶氏《汉口竹枝词》的292首词作中，有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关汉口官方的词作极少，而真正提到衙门工作情况的仅为如下一首。是因为他忌惮官府的威严？还是因为身边商人与官府利益相拥、休戚与共、不能得罪所致？

两司衙役百余人，大半空名小半真。

四百廿钱来挂号，上街便许吓平民。

叶注：无赖之徒以四百廿钱挂名，充作差役，借以生事，俗呼其人为“四百二”。

汉口仁义巡检司和礼智巡检司有百多衙役，但正式的只有一小半，大半都是空有其名。有人花四百二十大钱买个名头挂上号，便上街充做差人吓唬平民，欺压百姓。汉口人称他们为“四百二”。

绍兴钱庄业有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与当时官府有较密切的关系，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有人分析与“绍兴师爷”有关。在绍兴，考察组详细考察了位于安昌镇的“绍兴安昌师爷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设在当地历史上有名的娄心田师爷的故居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绍兴师爷史料及实物。

绍兴师爷始于明末清初，全盛于清一代，活跃了两三百年。他们不仅在官场上“佐官而治”，甚至“代官出治”，“操三寸管，臆揣官事”，而且深刻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绍兴师爷鼎盛时期，全国合计总数有数万人之多，当时清代全国的1358个县及其以上的官府机构遍布绍兴师爷，历史上曾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绍兴师爷的出现与明清鼎革之际清人不熟汉俗、不谙民情、不悉政务有关。

清人入关后因文化水平普遍低下，不得不依靠汉族文人，既要依靠汉人，又不授予重权，唯一的办法就是倚重无职衔官品的胥吏或绍兴师爷。这样一来，既有汉族文人处理政务，又不至于太阿倒持，让汉人掌握太多的权力。绍兴师爷的大量出现，与清朝立国前后这种民族心理有关。

近年来，绍兴文化、学术界对绍兴师爷现象出版了大量专著，研究认为：“绍兴人‘明锐而疏达’，左右逢源，善于与人和睦相处，适合栖身官府，充当绍兴师爷。而‘人众地狭’的人地矛盾，是绍兴师爷离开家乡走向全国的社会经济原因，然而，如果没有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且内涵独特的古越文化的培植和造就，就不可能产生绍兴师爷现象，将无法解释清代师爷群体被冠名为‘绍兴师爷’的根本原因。”

绍兴师爷分为刑名师爷、钱谷师爷，以及征比、挂号、账房师爷等类别，其中，钱谷师爷是专门帮助官员处理财政税收事物的幕友，民间银钱借贷、田亩买卖、兄弟争产、商贾漏捐等案件都由钱谷师爷处理。钱谷师爷与社会经济生活的紧密联系，是绍兴钱庄业与官府产生密切关系的桥梁，叶调元、范锴等栖身汉口的宁绍帮人士或许因为“人众地狭”而离乡背井，但在他们移民他乡的路径中，“钱庄”、“师爷”这种政商融合的关系，显然提供着帮助及支撑，范锴生意做得潇洒，以致笔走龙蛇，闲情逸致，使人看到范氏受其庇护的影子。而叶调元的众多诗作也有古越文化乳汁的滋养。

这正是：

汉口余姚碧水牵，钱庄货栈总相连。

丛谈名满江湖上，叶氏竹枝第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