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文史开新局汉口竹枝沐春风

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改革开放方针的初步酝酿，从邓小平北方之行到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转折。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拨乱反正，对历史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一大批知识分子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并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激情和工作热情，文化艺术界方兴未艾，文化艺术的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创立于1953年10月的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馆（1988年更名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也从1979年起获得新生，1981年在新任馆长梁绍栋的带领下开始恢复日常工作，并从市区文联、文化局、新华书店、图书馆等单位和离退休人员中聘请了一批文史研究专家为文史馆馆员，开展了武汉志、武汉人物等历史文化研究。1981年，徐明庭从武汉市图书馆退休后，便及时被武汉文史馆聘请为研究员。

徐明庭进入文史馆的第一项任务，是参加《武汉市志》的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在大量研究清末和民国时期汉口商业及其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的大量史料中，有幸阅读了清道光年间范锴《汉口丛谈》，以及民国王葆心《续汉口丛谈》和《再续汉口丛谈》，并发现了连载发表在《汉口丛谈》上的叶调元的292首竹枝词和连载发表在《续汉口丛谈》中的罗汉的173首竹枝词。这对于从小就喜欢叶调元和罗汉竹枝词、不断收集汉口各种竹枝词的徐明庭而言，无疑是一个极有史料价值、文学价值和自己极感兴趣的发现，134从此，他便开始潜心研究叶调元和罗汉的《汉口竹枝词》，继而研究武汉地区的竹枝词、研究湖北地区的竹枝词。1985年5月，徐明庭和马昌松校注的《（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校注》出版；1999年，徐明庭辑校的《武汉竹枝词》出版；2001年，徐明庭校注的《民初（罗汉）汉口竹枝词今注》出版；2006年，徐明庭、张颖和杜宏英辑校的《湖北竹枝词》出版；2011年，徐明庭、张振有和王刚校注的《民初罗氏汉口竹枝词校注》出版；2008年，徐明庭在《武汉文史资料》上先后发表了《叶调元与汉口竹枝词》和《罗汉与汉口竹枝词》两篇研究性论文。“汉口竹枝词”就像埋藏于长江和汉水中百年之后一朝被人挖掘出水的宝石一样，从“故纸堆”里的默默无闻到武汉文史研究和古典诗歌研究园地上大放异彩！

徐明庭成为武汉市文史馆研究员和“汉口竹枝词”研究第一人，绝非偶然。1927年，徐明庭出生于黄陂蔡榨徐家湾的大户人家，一岁就随家人来了汉口，小学在汉口市立九小（六渡桥小学），中学在教会学校尚志中学（今武汉市六中）就读，在家乡黄陂和汉口的往返中，对武汉的好奇始终不灭，其个人经历与武汉历史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小受祖父和父亲的熏陶和影响，对历史地理和诗歌散文有了浓厚的兴趣。其祖父徐少陔是晚清秀才，思想也很开明。从十来岁时，他就从祖父的口中听到了第一首竹枝词：“四官殿与存仁巷，灯挂长竿样样全，夹道齐声呼活的，谁家不费买灯钱？”里边说的是老汉口过元宵节的风俗，写的是老汉口的地名，他一读就喜欢上了竹枝词。后来，祖父时常给他讲《汉口丛谈》和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倍感亲切，他的父亲还觉得是闲书加以阻拦，但其祖父认为，长大了要在武汉做事，知道武汉的历史是好事，还有意无意提供这方面的书籍给他看，凡有不懂便可仔细询问。抗战期间，他一家人住进汉口法租界，父亲为他请家教教英文，祖父亲授古文，这个时候他更加热爱家藏的有关武汉的地方史志和祖父手抄的汉口竹枝词。据徐老回忆，1945年8月18日，日本投降。高中毕业的他住在黄陂老家，看到新四军第五师将这喜讯的布告贴了出来，他的父亲激动得叫夫人：“快去添两个菜，我陪爹爹喝酒。”读高中的徐明庭禁不住也向父亲要了酒喝，祖父还仿杜甫诗句口占一首竹枝词《闻日本投降有感》：“兵气销为日月光，初闻涕泪满衣裳。小孙也识余心乐，竟向高堂索酒浆。”到祖父去世前的1946年，徐明庭就已经收集了各种“汉口竹枝词”三千余首。这一切，为其后来研究武汉历史文化和竹枝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小就培养了这份兴趣和志向。

按照家人的要求和当时就业的需要，徐明庭大学读的是工商管理，但是1951年参加工作时，却分配到了武汉市文联当编辑。那时候，新月派徐志摩、象征派戴望舒、郁达夫和周作人的作品他广泛阅读过，还读过汪增祺《大淖记事》和《受戒》、张爱玲的《流言》和《传奇》，工作之余集过邮，收集过古钱币和古棋谱，还爱攒洋画，堪称一位十足的文学青年。1953年又调到武汉市图书馆，可谓如鱼得水，工作之余，除了发展自己的散文诗歌创作的兴趣外，在此大量地阅读了有关武汉地方志的文献和资料。“文革”期间，受到冲击，怕写作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便不再写诗歌了，也更加专心致志地研究武汉历史文化和竹枝词了。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1979年武汉市人民政府文史馆开展正常工作，可惜新任文史馆馆长吴一农因病同年去世。1981年，第三任馆长梁绍栋走马上任，并着手开始《武汉市志》的编写工作，同年，刚从图书馆退休的徐明庭受聘为文史馆研究员，真正走上了研究武汉地方志和汉口竹枝词的专业化道路，先后成为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武汉市历史学会理事、武汉市历史文化名城委员会委员、武汉图书馆学会理事，并编著了《武汉抗战史料选编》《黄鹤楼古楹联选注》《武汉风情》《老武汉丛谈》，参编《武汉市志》，有武汉“活字典”之美誉。

徐明庭在整理和校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时发现了多个版本，从叙文、正文、题词到自叙、凡例、附录，各有不同，先后出现过道光三十年（1850）刊印的“道光刻本”、光绪三年（1877年）无名氏过录的“光绪本”、宣统年间（1909—1911年）钱氏刻抄的“钱世本”、民国四年（1915年）徐焕斗编撰的《汉口小志·艺文志》中的“小志本”和武汉解放初期邹苾蘅抄录、黄青若校正的“黄邹本”。为了保持叶氏竹枝词的原始性、真实性、完整性，徐明庭对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进行了全面认真研究和校勘，以道光刻本为底本，以光绪本和黄邹本为主要参考，旁及小志本和其祖父徐文陔口授本，不主一家，择善而从。为了今后史料搜集和研究者提供方便，又以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为对象，做了详尽的注解，注解的条目，包括原书涉及的典章故事、官职名称、工商行业、四时节令、风土人情、衣履服饰、名胜古迹、释道迷信、历史地名、方言俗语以及生僻字词。经过五年的努力，1985年5月，徐明庭和马昌松校注的《（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校注》，由湖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填补了国内汉口竹枝词研究的空白。三十多年来，这本书已成为汉口竹枝词研究者的入门和基础必读书，也成为全国各地图书馆的收藏书目。

徐明庭曾说过：“写汉口的竹枝词，清末叶调元为第一，民初罗汉为第二。”叶调元292首竹枝词，写的是清末1841—1850年间的汉口；而罗汉的173首，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汉口。写完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校注》，徐明庭又开始研究和校注罗汉的汉口竹枝词，2001年9月，徐明庭校注的《民初（罗汉）汉口竹枝词今注》，以武汉文史文丛第一辑的身份，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2011年，徐明庭、张振有、王刚校注的《民初罗氏汉口竹枝词校注》由武汉出版社再次出版，这两本书同样获得高度关注。

徐明庭校注的叶调元和罗汉的“汉口竹枝词”为何受到如此高度的关注，其价值究竟如何呢？从“叶调元与汉口竹枝词”、“罗汉与汉口竹枝词”两篇文章和多年来的多次采访中，徐明庭自己给出了答案。他说，叶调元和罗汉的《汉口竹枝词》既是文学读物，也是研究文献，竹枝词看似诗歌，却“诗可证史，诗可补史”。竹枝词的韵律比七绝自由开放，写的都是平常事，却通俗易懂，有的诗句“跟唐诗好有一比”，当年同时代的名士汪绶埙称赞叶调元的竹枝词“腕底有言皆妙谛，眼前无字不传神”，可见该书内容该有多吸引人。传说该书在刻印前后，武汉三镇“借抄日众”，足见这本诗集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当然，对于武汉市文史研究员的徐明庭来说，他更加看中的是它的史料价值。1980年，137武汉市开始了《武汉市志》的编撰工作，该志记述的内容起自1840年，截止到1985年，并且规定要“纵不断线，横不缺项”。但是相关的武汉文献资料缺乏，可说是叫化子的母亲做月呐，要么事冇得么事。一方面，许多资料毁于战火，水灾；另一方面，作家彭建新写过一篇文章叫《武汉人都到哪里去了》，就是有感于叶调元、罗汉、王葆心这些人都不是武汉人。叶调元和罗汉所写的汉口竹枝词弥补了许多不足。他告诉记者说，市环卫局曾经弄不清清代汉口垃圾的流向，徐明庭引用《汉口竹枝词》告诉他们：“若非江汉能容秽，渣滓倾来可断流。”是倒到江里了。市服装工业公司从这本书里发现，清朝妇女服装流行样式是“托肩褂子滚边裙”，衣衫上满缀花边、金线、片金与阑干，这些装饰价格昂贵，甚至超过了衣服本身。徐明庭介绍，《汉口竹枝词》甚至能告诉今人老汉口蔬菜集散路径：“时新小菜出江东，贩子分挑日未红。贱货有时争重价，居人只怕五更风。”那时汉口吃菜，多半是指望武昌。在徐明庭看来，在叶氏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用292首诗歌，对汉口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层次的扫描。直到目前，也未发现有人像叶氏那样，十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创作近300首竹枝词，把汉口的方方面面巨细不遗地刻意描绘。

2012年8月，徐明庭在接受《楚天下》的记者采访时，颇有兴趣地谈到江城武汉的避暑历史，旁征博引了叶调元和罗汉的汉口竹枝词。他说，在叶调元笔下，道光年间，汉口人避暑的地方有琴台、汉江和长堤街等。其中一首描写月湖琴台的诗：“乘凉最好是琴台，万柄荷花槛外开。直到夜深方罢饮，一船明月遇河来。”大意是，隶属汉阳府的汉口人，炎夏三伏之时最喜欢划上划子，到月湖边的琴台那里去纳凉消夏，一直要到深夜方才散了。另一个纳凉地点是在小河，这是武汉人的说法，即汉江。诗中说，“水涨平湖景致多，远霞红透晚来波。土塘买棹弯桥口，一路乘凉到小河。”意思是，涨水之日，江河毕达。好事者由土塘买舟溯湖而上，出硚口至小河，携酒乘凉，亦一快事。汉口人也喜好在长堤街纳凉。在武汉所有的地名之中，长堤街估计是最贴切的：首先是长，4000米；其次是堤，它最早的确是一条长堤。200余年的时光，长堤街才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堤到街的嬗变。徐明庭说，长堤街以北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湖沼地带，每到夏秋汛期，汉江与府河之水屯聚于此，酿成水灾，因而有“水涨千重浪，水退满湖荒”之说。叶调元曾多次描写长堤街，比如“上街路少下街稠，卧帚一枝水面浮。扫得财来旋归去，几人骑鹤上扬州”。

在叶调元之后，罗汉是另一位竹枝词大家。罗汉原是广东番禺人，清代末年在湖北担任候补道，民国初年经商。罗汉作竹枝，多为纪实之作。他在《汉口竹枝词自序》中写道：“二十四部史书，不知道何处说起，一百六条题目，恰逢此日征诗。”罗汉写过一首《刘歆生花园》：“汉上名园无几家，稍栽花木便争夸。夏来逭暑浑无地，纷向刘家吃夜茶。”刘歆生是清末民初的武汉巨商，当时大半个汉口都是刘歆生的地产，刘歆生花园又称刘家花园，濒临后湖，树木繁茂，是汉口富商避暑纳凉的好去处。贫苦阶层则素有“夏夜露宿”的习惯，叶调元也写下了他眼中的武汉竹床阵：“后街小巷暑难当，有女开门卧竹床。花梦模糊蝴蝶乱，阮郎误认作刘郎。”徐明庭回忆，后来有人将这首诗的后两句改作“短裤汗衫君莫笑，露宿为的是乘凉”，则更为通俗易懂了。

汉口竹枝词多写于近百年前，语言、风俗、地理已一变再变。徐明庭校注时，坚持一个原则，凡当代读者可能不懂之处，都要给出解释。以《后湖》为例，读者可以看看校注者的阐释功力。此诗共四句：“城外楼船路本通，汪涵万顷镜波中。于今便是膏腴地，成就盘龙作富翁。”包括标题在内，徐明庭作了5处注解。其中“后湖”一处，他先是引用了明末诗词，指出那时候汉口镇后面是一片“水涨千重浪、水退满湖荒”的湖沼地带。随后简笔勾勒了后湖盖房造屋、兴寺建庙逐步走向繁荣的过程，并指出嘉道年间这一带曾列入“湘湖八景”之一，又引《汉口丛谈》告诉读者后湖一度是“销金锅”，读者可从哪些典籍中找到吟咏后湖的经典诗作，最后指出，“今江岸区后湖乡即是从前后湖的一部分”。

可以说，从徐明庭踏入武汉文史馆的那一天开始，汉口竹枝词、武汉竹枝词重获新生，如沐春风，有关武汉竹枝词的研究和创作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了。由此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汉竹枝词的发展历史，徐明庭无疑是“汉口竹枝词”研究第一人，当代武汉竹枝词研究的开山者、领头人。

这正是：

汉口竹枝土里埋，明庭寻宝始得来。

春风又过盘龙岭，新笋如花遍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