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繁霜鬓唱响竹枝迎共和

中华上下五千年，革命英雄万万千。红色歌谣万万千，一人唱过万人传。这一点，不论是在苏区，还是在日伪占领区，亦或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一样的。作为中华重镇的腹地武汉来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文学兼及诗歌、竹枝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占有特殊的地位，民间的歌谣和诗词以鲜明的倾向性和新颖的形式展示出一种新的文化风貌。

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这征途上充满了艰难险阻，即使在革命受到暂时的挫折，斗争处于低潮的时候，苏区人民仍对革命的前程充满必胜的信念：

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

穷人有了共产党，总有一天会天光。

类似这样的民间歌谣颇具竹枝词的特点，苏区的歌谣与诗词属于一种崭新的文化体系，在文艺导向上，以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社会功用价值观，以此掀开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一页。

即便是在沦陷区，非常困难的情势下，广大人民群众也没有丧失革命成功的信念，武汉街头就有民众唱出了：

铁不进炉不会红，路无人走草丛丛。

穷人离了共产党，革命永世不成功。

通过形象的隐喻，传达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才能成功的信念。

竹枝词有着天然的民歌特点和情歌特色，哪怕是在最为黑暗的日伪统治时期，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摧残和恐怖，但仍然可以摆脱忧伤和凄恻，以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来赞美爱情，并将爱情和革命有机地联系起来，诸如：

送郎送到十里坡，眼不流泪嘴唱歌。

愿郎革命革到底，等你十年不算多。

这样的爱情心绪孕育出新生活的花蕾，揭示了如果没有革命，没有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没有红色政权，爱情就失去了保障，旧日的爱情悲剧就会重演。因此，他们自然把爱情与革命联系到一起来，革命的成功是爱情成功的前提和基础，个人的爱情须服从于革命的大背景，从中衬托出爱的坚贞。类似这样的歌谣大多具备竹枝词的特征，诸如：

日头落山心莫慌，夜里冒光有月光。

月光冒哩有星子，星子落哩天大光。

此诗运用顶针格的修辞手法，风趣而艺术地，回转往复的句式中得到畅达的体现。

河里涨水浪浑浑，一半浊来一半清。

河里虽有两样水，哥妹革命一条心。

鄂州人云从龙在武昌首义地留下了《题三烈士殉难处》的悲愤记录：

孝儒舌断血成碧，子胥头断眼尚睁。

民国前头遗恨在，江流呜咽作悲鸣。

维新运动激进派谭嗣同，留下深情告空：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他在《狱中题壁》更是满腔忠肝义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艰。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晴川近代名人小传》里还有一首有趣的劝谏诗，1935年5月，黄侃对艾毓英语重心长而又十分严峻地说：“国民党苟且偷安，卖国投降，汝舍余之弟子而不为，今竟为陈果夫、陈立夫当差，乌乎可？”说完随手取出一扇面，即兴写道：

曾上危墙争蝂，功名远负十年期。

酒浇不尽心中恨，吐向青天未必知。

黄侃对艾毓英的临别针砭赠言，使艾毓英深受感动，幡然改辙，毅然辞去国民党的各项职务。这首劝谏诗，说明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现象严重，导致国民党党员改弦易辙，直到今天也具有现实警示意义，也反映出共产党的优良作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其时民众也盼望着新的生活，汉阳乡贤姚贤安在避寇离乱之时，亲历寇骑纵横，硝烟弥漫，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的惨景，书以竹枝，以寄孤愤：

眼底苍生太可怜，神州之气淡如烟。

深知立国须君子，经书传人赖后贤。

这样承接歌谣而来的新颖而又奇特的艺术表现手法，都是比较典型的竹枝词风格。

武汉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期的一段时间，由于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民生凋敝，加上新诗的兴起与传统诗词创作的走向式微，竹枝词创作已很少有人问津。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期，竹枝词创作仍未复苏，几近休眠。

这正是：

血雨腥风百战多，坚定信念不畏缩。

竹枝伴作枪炮响，文韬武略唤新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