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桃坊《水调歌头》爱国诗词鉴赏

作者： 谢桃坊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似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鲙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兵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胡尘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

无名氏

南宋建炎四年(1130)，金兵灭亡北宋不久，又大举渡江，南宋政权面临严重威胁。这年初，江浙重要城市大都被金兵攻陷，兀术的大军直犯都城临安(杭州)，宋高宗赵构从明州(宁波)逃往海上避难。国脉如丝，危在旦夕，全国都处于惊恐不安之中。南宋军民，在民族存亡之际，奋起阻击金兵，掀起了抗金救国的热潮，但是民众的爱国意志和行动往往一再被赵构与秦桧统治集团阻挠和压抑，以致韩世忠等爱国将领还在金兵未能全退之时即遭到罢职。统治集团在战争中所表现的软弱矛盾的态度，曾激起了人民的义愤。这首词就是于建炎四年由一位不知名的爱国志士题于苏州吴江长桥的。它真挚地表达了对于国势的忧患意识和被压抑的爱国情感。因为它体现了民众一种普遍的情绪，所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

在金兵侵扰江浙时，富庶美丽的苏州，也被金兵焚掠。词以触景生情起笔，迅即展开主题。作者自述生长于太湖地区，太湖的支流吴江，曾是他驾着轻舟短棹多次经过的地方。建炎四年春以后，当他重到时便有无限的愁绪涌上心来。作者是触景生情的，但却有意略去眼前所见苏州一带被焚掠后的惨象；因为词是题在吴江长桥上的，现实的景象是如此明显，无需描述，身临其境的人一望而知。本来愁绪的起因也是极其清楚的，而作者却故意以为不知。这样略去关于现实景象的描写，使作品的社会背景被淡化了，词意深沉而含蓄了。既然愁绪如太湖的水云一样纷沓屯聚，抒情主体试图消解它：隐居江湖。长剑为古代男子佩饰的防身之物，借以表示具有建功立业的壮志。从国势与现实来看，或者由于作者个人遭遇的不幸，这种争取功名的志愿只得放弃了，因而准备将藏在匣中的长剑——可能还“霜刃未曾试”，用来换取小舟，以便成为烟波钓叟而退避社会了。这隐伏了一位志士报国无路的最大悲哀，使千丈霓虹志如云烟一样消散。也许他曾作过种种努力，从严酷的现实中证明了功名是无望的。汉代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授给银印青绶。绶带为系印之用，以艾草染为青色，故银青又称银艾，为功名禄位的标志。既然悟到银艾与自己无缘，因而感到枉自曾去努力争取，尤其是使胸中丘壑、深思远虑的谋略竟失时成空。北宋诗人黄庭坚《题子瞻枯木》的“胸中元自有丘壑”，本指画家的布局构思，后来借指为思虑深远之意。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自新》引周处语云：“年已蹉跎，终无所成”。词上片结句便是合用这两层意义，较为含蓄地表现了困顿失时的英雄末路之悲。这种悲痛的真正意义在词的下片里得到充分的表达。因此结句很巧妙地起到了承上启下的连结词意的作用，使词的意脉不致中断。

“鲙新鲈，斟美酒”与上片的“短棹几经过”相照应：作者是在舟过吴江饮酒之时抒发胸臆的。词的过变将上片的词情逐渐推向高潮。鲈鱼，头大巨口，体扁鳞细，背苍腹白，以之为鲙，味极鲜美，为江南水乡佳肴。晋代名士张翰就曾因思江南莼羹鲈鲙而弃官命驾东归的。因此面对鲈鲙美酒乃是人生适意之事，然而抒情主体却由于郁结的愁绪藉此引起慷慨的悲歌。“悲歌”是全词主旨所在。作者所悲的是生不逢时与回天无力。北宋建国以来努力争取一个和平与安定的社会环境，到了北宋后期“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东京梦华录序》)。的确，百余年来的社会升平，除边地而外，人们已不知道什么是战争了。公元1127年，金人的大军渡过黄河，北宋都城陷落，徽宗与钦宗父子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它使升平环境中的人们懂得战争的残酷无情。如果说靖康之难的战争灾祸尚未殃及江南地区，而南宋初年的金兵大举南下，则使江南人民深受其苦了。“兵戈”异文为“干戈”。干为古代的盾，戈为戟，借指兵器或战争。生长于太平，不识干戈，而当战争之际则会陷入可悲的地位。当然这不由人民负责，人民只能痛恨自己生不逢时而已。这是时代的悲剧。杜甫《洗马兵》诗云：“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这是希望得天之助，使天下太平。词的作者是很现实的。他不把希望寄托于虚幻的天力，而是正视现实。“三江”指太湖的支流吴淞江、娄江和东江。“胡尘”即指金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他希望用三江之水洗净胡尘，意即动员江浙人民起来抗金救国，抵抗侵略，收复北方故土。这表现了汉族民众在民族危亡之际的坚贞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现实中，这种愿望不可能实现。由于时代的悲剧与个人无力之感，使词人无比悲愤。结句以仰望长空高处，痛告苍天，让悲愤的情绪化成热泪滴入吴江的清波之中。这是一种失望、痛苦、无可奈何的复杂情绪，而却蕴藏着爱国的、激烈的、感人的心声。

此词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了南宋初年志士们被压抑的爱国思想情感。词的情感真挚热切，主旨明显而词意并不粗率，结构完整而意脉清晰，实是一篇佳作。它出现在南宋初年，应是南宋豪放词和词坛爱国主义运动的先声。当词史上论述张元干、张孝祥和辛弃疾等的豪放词时，是不应忽略此词的。据说在绍兴年间，此词流传到禁中，宋高宗想寻访其作者，丞相秦桧出黄榜招之，但终无结果。作者既已对南宋统治集团愤慨之极而归隐江湖，他又岂能以己之清白换取可耻的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