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均地《满江红》爱国诗词鉴赏

作者： 何均地

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终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浙。苦将侬、强派作蛾眉，殊未屑! 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因人常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

秋瑾

1902年，词人随其夫王廷钧进京，后其夫捐官户部主事，遂留居于京。“当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猖獗横行，清朝政府的昏庸腐朽，忧愤填膺，决然以救国为己任。”(王时泽《回忆秋瑾》)次年(1903)中秋，“王廷钧原说好要在家宴客，嘱秋瑾准备。但到傍晚，就被人拉去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收拾了酒菜，也想出去散心，就第一次着男装偕小厮去戏园看戏，不料被王发觉，归来动手打了秋瑾。她一怒之下，就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后在王央廉泉之妻吴芝瑛将她接到廉家新宅纱帽胡同暂住。”(徐自华《炉边琐忆》)这阕《满江红》，就是她在这次激愤之余所填写的。

这阕词的基调是悲愤的，但并不以悲愤之言开端，而是如闲云出岫一般，淡淡而起。“京华”，点明地点。“中秋佳节”，点明时间。“早又是”，有感时光易逝之意。接下来的两句景语，说地面，篱下的菊花遍开，天上，秋空的容貌像新擦拭过一样地明净，语气也极轻快。这样的叙述，这样的描写，对后面的悲愤之情来说，全是反衬。自“四面”句起，转为抒情，调子开始变为沉痛激越。“四面歌残终破楚”，或以为系用“四面楚歌”的典故而稍有变化，感叹外国的侵略、清廷的腐败，中国前途已很危险；或以为系慨谈自己的身世之悲，说她娘家在湘潭(属古楚国)所开设之和济钱庄的破产，她自己在婆家的处境更加难堪。两说皆不够完满，但下面的“八年”句是感叹身世的，说这句是感叹国事的，则涵盖面广些，似更符合词人当时的思想，较可取。“八年”，指词人遵父命在湘潭与王廷钧结婚的1896年至填此词的时间。“风味”，指对生活的品味。“思浙”，思念娘家的故居浙江绍兴，言外之意是说婚后不幸福，多痛苦。“思浙”，却不能摆脱“赋性顽固，醉心利禄”的王廷钧而返浙，故特着一“徒”字。这一“徒”字，大大增添了“八年风味”之苦的浓度。此后的“苦将侬”两句结上片，承前启后。“侬”，即我。“蛾眉”，借称女子。“殊未屑”，意思是说极不愿为。为什么“殊未屑”呢?从词人的其他诗文可知，一是“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是“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敬告姊妹们》)；二是妇女的才能不亚于男人，不仅“英雄亦有雌”(《题芝龛记》)，而且“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满江红》)，却不能参加社会活动。

过片的“身不得”四句，紧接上片结拍，凸出自己的刚烈。以词人此后参加革命的一系列压倒须眉的英雄行为验之，皆非空洞的豪言壮语，实是作为女革命家的她的人格的自然表现。“算平生”两句，申述上意，说自己具有豪侠义气，总是一片热肠，肝胆照人。填此词的次年(1904)三月，词人为东渡日本，“托同乡人陶大钧的日籍夫人荻子变卖余剩饰物，筹得旅费。方欲启程时，前礼部主事王照因维新派嫌被拘下狱，她虽与王照素不识面，一闻此讯，即毅分出学费一部分托人送去，作运动释放之用，还嘱送款人勿告何人送来。”(徐双韵《记秋瑾》)仅此一事，就足证“算平生”两句绝非虚语，不用再引述她对革命同志的同生共死了。在当时污浊的社会里，申淑不芳，鸷鸟不群，词人的胸襟，必然赏识者少，因此有下面“俗子”两句深沉的感慨。写于同年的《致文琴书》说：“于时事而行古道，处冷地而举热肠，必知音之难遇，更同调而无人。”写于同年或次年的《剑歌》说：“热肠古道宜多毁，英雄末路徒尔尔。”可以参读。“俗子”指包括她丈夫在内的封建官僚及一般浑浑噩噩的人。“英雄末路”，就社会言，是说生不逢时，处于昏庸腐朽的晚清；就身世言，是说受束缚于家庭，受欺凌于丈夫。“当磨折”，是词人对要成就英雄业绩，必须经历重重困难的清醒认识，极为可贵。最后以“莽红尘”两句收煞，将悲愤感情的表达推向高峰，辞意俱尽。“莽”，广大无边的样子。“红尘”，指人间社会。“知音”，指能理解自己的志同道合者。“青衫湿”，取自白居易《琶琵行》中的“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里是用以极言其泪多。词人的流泪，不是由于软弱，而是由于先进的思想得不到理解的孤独。词人的流泪，基于身世之悲，难道其中不包含着“愧我年廿七。于世尚无补”(《泛东海歌》)的苦闷吗?

这阕词主要表现的是词人不甘心作按传统模式生活的妇女的心态和无人理解的悲愤，可视为她东渡日本，投身革命的前奏曲。情深意蕴，沉郁厚重，则是其艺术魅力的所在。